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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我国的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有数几大远古文明之一,久已蜚声于世。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当时文明的辉煌绚丽,却没有人能够否认。
对世界历史上各个远古文明的研究,都必须以考古成果为主要依据,例如对古代埃及,对两河流域等,都是这样。中国的情况要不同一些,因为我国的历史脉络未经中断,许多古代典籍得以传流,后世又有大量笺注,形成了丰富的文献宝库,足资研究。虽然如此,近代以来的多次重大考古发现,仍使人们对古代中国的认识耳目一新。
应该指出,建国迄今三十多年,考古工作的收获,不是以往所能比拟。考古学新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已经提出很多有深远意义的课题,这必将对人们关于古代的认识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时机,现在业已成熟了。
(一)古代文明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明在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有着广泛的意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社会的开端也就是阶级社会的起源,所以这一问题又是和古代社会性质的探索密切联系的。
长时期流行于学术界的观点是中国文明形成于商代。大家都知道,殷墟发掘和甲骨学证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无疑属于文明的范畴,而商文化看来是从“中国文明的史前期”的龙山文化发展而成的。因此,说古代文明形成在殷商时期,有一定的考古学上的理由。
五十年代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于殷墟的商文化,后来又发现了更早的二里头文化,逐渐揭示出从龙山文化到殷墟之间存在一段很长的链环。多数人公认,二里头文化,至少其后期(三、四期),也已具有文明的各种条件。不过,由于好多人主张它属于早商,就总的范围说,仍未改变中国古代文明在商代形成的观点。
一些外国学者的观点与此类似。如日本著名学者贝冢茂树,1977年在他的著作集第四卷《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中说,中国文明的形成时代,应定在由青铜器、宫殿基址和原始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商代前期。
在考古学上,以那些遗物和现象来作为文明的可靠标志,本来是有待探讨的,但贝冢氏所列举的青铜器、宫殿基址(或城市)、文字三者,都确实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从最近的发现看,这些因素在商代以前都已有相当长的发展过程,古代文明是否迟到商代才形成,值得重新考虑。
一、青铜器:
甘肃东乡林家出土马家窑文化铜刀(编者摄)
东乡县林家的这件青铜刀不是孤立的。近来得到鉴定的早期铜器,还有属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厂类型、龙山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文化、东下冯和夏家店文化下层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多件。经过分析,有的是红铜,有的则是青铜甚至黄铜[3]。
二、城市:
三、文字:
唐兰同志在他逝世前的最后几年,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倡言“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10]。毋庸隐讳,这些论著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目前我们还很难接受他的结论。不过,唐兰同志主张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年代应予提前,对文明各方面因素的渊源勇于探索,还是可以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我们应当进一步有意识地加强这一方面的考古工作,同时对照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形成阶段,作深入的比较研究。把中国文明的形成从早商再上溯一个较长的历更阶段,看来是很可能实现的。
(二)古代文明的发展
关于我国用铁的历史,近年有不少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河北藁城台西(左)、北京平谷刘家河(右)出土铁刃铜钺(编者摄)
附图二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玉柄铁剑(编者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简两种《日书》里关于“人民”“臣妾'的叙述。所谓《日书》是选择吉凶时日的书,在当时民间普遍流行,就象后世的“时宪书”一样,它所记述的都是民间日常生活的事务,如冠礼、带剑、出行、制衣、入官等等。“人民'或“臣妾”的“出入”(买卖),即在日常事务之列。
“人民”一词含有奴隶的意义,曾见于《周礼》。仔细研究,秦简所反映的许多制度,包括有关罪隶的法律规定,都可溯源到《周礼》中来。《周礼》记载具有奴隶身分的人数量是很多的,有各种名目和执役,秦简也是这样。不管我们怎样看周秦的社会性质,奴隶制关系的广泛存在,而且比较发展,是一个肯定的事实。
有些学者坚持那时的社会不发达,理由之一是没有比较进步的商品关系。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这种看法很可能出于误解。文物考古材料本来有不少与古代商业有关,但过去没有被辨认出来。例如古文字中的“市”字,以前便是不认识的。这几年通过战国文字研究的开展,“市'字的释读得到确定,于是在前此不受注意的材料中发现了许多“市”的重要证据[14]。研究玺印、陶文、货币等,可知东周时期的市颇为普遍,西周金文也有若干线索可寻。
另一个以前不认识的是“贾”字。这个字在甲骨、金文中常见,不过一直被误释为“贮”,遂遭埋没。我们曾指出,在金文中“贾”字有四种写法:
一、名词,读为“价”,如卫盂:“厥贾(价)其舍田十田”,格伯簋:“厥贾(价)卅田”。
二、动词,义为交换,如五祀卫鼎:“汝贾田不?”
三、名词,即商贾,如颂鼎:“命汝官司成周贾廿家',兮甲盘:“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
四、名词,国名,近年出土铭文有“贾子”,与荀国器同出,即文献荀、贾之贾。
“贾”字的识出,使大家看到卜辞、金文都有关于商贾的记载。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发现的四件裘卫的青铜器,记有西周中期土地交易的事迹,尤为重要。《诗经》所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来只是说周王拥有国家主权。裘卫四器和其他几件青铜器说明,西周时期确有土地买卖的现实,这是当时社会较为进步的又一证明。
(三)学术史与古代文明
举例来说,外国的古代国家大多比较小,各自独立。国内外有些学者以此为根据,于是怀疑文献所记述的中国三代的统一王朝,认为古书中的列国都是独立的国家。按熙这样的看法,中国在秦以前实际不曾统一过。这个观点和文献记载、考古材料都是违背的。我们已在几篇文章中论证过,从新的考古成果考察,早在商代,中原文化已有非常广袤的传布,并反映出当时王朝的统治区域有很大的规模[15]。最近有同志经过详细研究指出,西周的诸侯国“与后世地方政区的地方官领有一定的统辖范围并代表中央政府在辖区内行使权力,为国家征收赋税,维护社会秩序等等方面大有形似之处”[16]。“封建”制当然不同子后来的郡县制,然而不可否认,实施“封建'的古代王朝仍然是统一的,东周的五霸七雄不过是暂时的分裂局面。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盛行一时的经学今文学派的影响。
清代的今文学派本为汉学的一种流派,至晚清而大盛。维新思想家康有为等利用了今文学派的形式,使这一学派的影响作用大为扩展。关于学术史的一些流行的著作,如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站在今文学派的立场上写的,因而不能不带有明显的学派成见。这些成见影响深远,有的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消除。
今文学派作为思想史上的思潮,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但这个学派恪守汉代今文经师的家法,将汉代今文家的门户之见也继承下来,甚至变本加厉。汉代今文家摈斥古文家传习的几部书,清代今文学家也极力加以否定。这几部书,主要是《左传》和《周礼》,恰好是最富有史料价值的文献。汉代的今古文两家,本有不同的学术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今文家重义理,倾向于哲学,古文家重考证,倾向于历史。后人考订古文,离不开的几种汉代典籍,大都出于当时古文经师之手。如果按照今文学派的意见,一概加以抹杀,古代的历史文化自然要归于茫昧。
今文学派提倡辨伪,也是有很重大的贡献的,不过他们的辨伪有时过了头,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需要纠正平反。《左传》被说成是西汉末的刘歆假造,或至少是作了窜改的,这个案经过好多学者精心研究,总算得到纠正了。这方面的重要成果,应该举出1948年出版的罗倬汉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篇幅不多,然而论证精密,很有说服力。
近年发现的青铜器铭文,许多必须参考《左传》《周礼》才能说明。如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楚令尹子庚鼎,子庚的职官、名、字,与《左传》完全相合。前文提刭过的裘卫四器,器主名卫,职官为裘,是为周王管理皮裘的,而“司裘”官名只见于《周礼》。诸如此类的锄证很多。五十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战国文字研究,逐渐证明《说文》、正始石经以及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大都实有所本,可见在汉代确曾存在用战国文字书写的《尚书》和《左传》。
辨伪有时会过了头,每每是由于对古书的形成传流没有足够的理解。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我国的书都是用简帛抄写甚至依靠口传的,经过若干世代的流传,编次的变化,文句的更改,后世词语的羼入,都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避免的。不能由于发现了这一类现象,就斥为伪书。
云梦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以及其他简牍的发现,使大家亲眼看见秦至西汉书籍的原貌。各种简帛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古书形成过程的新知识,内容极为丰富,只有写一部专著方能叙述。考察这些简帛古籍,可知古书的形成要经过复杂的过程,一篇文字常有几种传本,通过若干学者之手。
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是一个最有兴趣的例子。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所述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平王(大约是楚平王)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经同志们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17]。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这仅仅是例子之一。用新的眼光重行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我们主张批判地研究古代文献,反对一味信古,也反对一味疑古。极端的疑古,结果是所谓“东周以上无史”论。
总之,我们认为现在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估价是不够的,应该把考古学的成果和文献的科学研究更好地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实事求是的重新估价。
附 记:本文是在《人文杂志》社和西北大学历史系召集的第二次先秦史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会后只作了很少修改。文中一些看法是不成熟的,限于篇幅又语焉不详,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注 释
[1]李学勤:《中国青铜器的奥秘》第一节。
[2][3]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组:《中国早期铜器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4]安志敏:《中国早期铜器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
[5]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6]青海省文管处考古队、考古研究所青海队:《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基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7]黄景略:《山东莒县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
[8]参看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美术研究》1979年第1朝。
[9]“岛’,或本作“鸟”,《尚书正义》云读为“岛”。
[10]参看《考古》编辑部:《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及有关问题的讨论综述》,《考古》1979年第1期。
[11]李学勤:《从新出青铜器看长江下游文化的发展》,《文物》1980年第8期。
[12] R.J.Gettens等:Two Early Chinese Bronze Weapons with Meteoritic Iron Blades.
[13]刘得祯、朱建唐:《甘肃灵台县景家庄春秋墓》,《考古》1981年第4期。
[14]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15]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谈青铜器与商文化的传布》,香港《大公报》1978年5月1日。
[16]李志庭:《西周封国的政区性质》,《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历史系分册。
[17]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 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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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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