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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建立的新朝，史书上一般称为新莽政权，是西汉末年外戚专权背景下孕育的一个怪胎，既标榜不同于刘氏的'汉朝’，实际上又同西汉王朝有扯不断的联系。因此，他必须解决导致西汉末年统治危机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小农破产沦为奴婢这两大问题。
客观地说王莽对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及其原因还是比较了解的，因此在改朝换代之后不久，就致力于革新政治，匡救危机，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因为这些改革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周礼》为理论依据进行的，所以被后世史家称为“托古改制”。
▲王莽像 图/网络
01
实行“王田”“私属”制
王莽“托古改制”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导致西汉末年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疯狂的土地兼并和猖狂的奴婢买卖问题。他于始建国元年（9年）颁布了一道诏令：
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圣制，无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
这道诏令的主旨首先是解决土地集中问题。王莽按照《周礼》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规定，宣布全国土地归国家所有，称为“王田”，不得买卖；一家如有八口男丁，按照井田制，可拥有田一井，即九百亩，原来男丁不足八人，但田超过一井者，将多出的土地分给同姓九族和邻里乡党无田者；无田的家庭，应按照上述规定由国家授给土地。
其次是解决买卖奴婢问题。王莽规定奴婢一律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最后是以法律的名义宣布，若不遵从以上诏令规定者，或者攻击井田制度、无视国家法令并蛊惑民众者，仿效虞舜流放四凶到四极故事，一律流放到边远地区。
实行“王田”“私属”制，并非王莽凭空想出来的方法，而是根据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设计和主张制订的方案，确实含有解决社会矛盾、挽救统治危机的意愿，其目的是想通过恢复古代的“井田制”，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以制止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奴婢买卖。
但是实际上这些措施在当时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贯彻实施。原因如下：
一是土地国有是西周时期实行的经济制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被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到了秦汉时代土地私有已成为土地制度主要形式，拥有土地的不仅有豪强地主，也有广大的自耕农民，现在贸然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不仅遭到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强的抵制，也遭到广大自耕农的强烈反对。
二是“王田”令仅仅宣布实行土地国有，但没有配套规定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等于一纸空文。
三是禁止奴婢买卖也在社会上行不通。因为造成奴婢买卖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广大农民贫困破产，流离失所，而土地集中问题解决不了，奴婢买卖也难以禁止。
正因为如此，王莽的“王田”“私属”制诏令颁布后遭到了“自诸卿大夫至于庶民”的一致反对，王莽无可奈何，只得在三年之后宣布取消这一制度，“诸名食王田皆得以卖之，勿拘以法；犯私卖庶人者，一切勿治”。
▲王莽时期的青铜卡尺 图/网络
02
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
始建国二年（10年），王莽制定了“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目的在于加大政府对于市场经济的控制权。
“五均赊贷”即平抑物价和向民众贷款，这也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提出的经济政策。“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兼并也”。
▲汉长安城平面图 图/网络
具体方法是，在都城长安的东市和西市设立“市令”，在洛阳、邯郸、宛、临淄、成都5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立“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剂物价，征收税款，这就是“五均”。
赊贷是政府向贫民提供贷款，具体办法如下：
一是庶民因祭祀丧事等无钱财可用者，向政府申请贷款。政府贷款不计利息，但还款期限因祭祀而贷款者不得超过十天，丧事不得超过三个月。二是因生产经营缺乏钱财者也可申请贷款，年利不超过十分之一。
“六筦”指的是卖买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造钱币、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由政府直接实施控制。
从表面上看，王莽推行的“五均之法”颇似汉武帝时期推行的均属平准政策，“六筦”之法颇似盐铁和酒类专卖政策，而“赊贷”之法是为了打击商人地主的高利贷行为。目的都是企图运用政府的权力，控制市场交易，平稳物价，限制大工商地主的过分盘剥和投机行为。
但实际效果恰恰相反。“五均”的“市令”主要职责是“平市”，就是规定货物的标准价格，货物滞售时就平价收购，货物脱销时则平价售出，以抑制豪商囤积居奇，操纵物价。
但豪商们早已和权贵结合为一体，王莽任命的“市令”和“五均司市师”本身就是富商大贾，他们正好打着官府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乘机贱买贵卖，谋取暴利。对百姓则严格限价，压制正常的市场交易，严重伤害了中小工商业者和农民的利益，“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所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
与“王田”“私属”制不同的是，王莽以严刑酷法强制推行“五均赊贷”和“六筦”制度。如赊贷之法规定丧事三个月的还款期限，贫苦之民过期不还，就要罚作刑徒，有困难的都不敢向官府申请贷款，农民和小工商业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实行“六筦”政策后“每一筦下，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寖众”。
03
货币制度改革
给劳动人民带来更大灾难的，是新莽时期混乱无序的币制改革。
王莽改革贷币也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早在当“摄皇帝”时期就着手开始对西汉长期以来流行的货币制度进行改革。《汉书·食货志》记载：
王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错刀。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
也就是说王莽仿效周代的大钱小钱制，在西汉原来流行的五铢钱以外，又另外发行三种钱，一是值五千钱的错刀；二是值五百钱的契刀，三是值五十的大钱。
▲王莽币 图/网络
刀币乃是战国七雄并立时代在关东六国部分地区流行的货币，秦统一中国后，曾明令取消，实现了货币的统一，这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货币发展规律的。而王莽却逆历史潮流而动，一下子就发行了三种新货币，与原来的五铢钱一起在市场流通，人为地使货币制度复杂化，给经济社会带来了新的混乱。
更为荒唐的是，王莽在位时朝令夕改，先后变动币制不下十余次，所造的货币千姿百态，无奇不有，如所谓的“宝货五品”“布货十品”“贝货五品”“龟货四品”“银货二品”等，计金、银、龟、贝、钱、布共6类28品。
有时候币制改革不是出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一些十分荒谬的理由。
如王莽在始建国元年（9年）下诏废除去年刚发行的契刀、错刀和长期流通的五铢钱。理由是其帝位从刘姓汉朝强夺而来，而“劉”字乃卯、金、刀三字组合而成，而王莽本人对卯、金、刀三字怀有本能的恐惧，五铢钱也长期留有刘姓汉朝的阴影，不能再存在于世上。
如此的币制改革自然造成货币种类杂乱，比值也随心所欲极不合理。还有每次币制改革都是以劣代优，以强取豪夺民众的财产，结果造成币值狂跌，物价飞涨，农民和小工商业者大量破产。同时因币质粗劣，导致了民间私铸钱币的现象急剧增加。
而王莽以严刑峻法严厉处罚拒用新币和私铸钱者，“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徒步，以铁索琅铛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
即使民怨沸腾，王莽也不知悔改，仍然醉心于新的币制改革。一直到了地皇四年（23年）初，王莽再一次启动新的币制改革方案，但还没有开始实施，起义军就攻克长安，混乱无序的新莽币制改革闹剧才落下帷幕。
除以上改革措施外，王莽还以国家的名义掀起了一场“改名”运动，不断改换行政地名和官职名称，就连国号“新”也有“新室”“皇室”“新城”“薪世”等多种称谓。至于地名也是“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
至于长安的宫殿、城门，为了表明新莽代汉万象更“新”，几乎全部改了名称。如长乐宫改为“长乐室”、未央宫改为“寿成堂”、章城门改为“万秋门”、直城门改为“正道门”、霸城门改为“仁寿门”等。
在民族关系方面，王莽下诏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后来又将匈奴改名为“恭奴”，结果导致汉匈关系紧张，西北方陷入战乱之中。王莽还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下令西域诸国去国王之号，一律降为侯，结果使西域诸国失去了对新莽王朝的信任，完全终止了与中央政府的联系。
王莽“托古改制”的目的，在于挽救西汉末年以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某些改革措施也摸准了社会命脉，找对了危机根源，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可见王莽还是想有一番作为，干一番大事业的。
可惜的是他的有些改革政策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陷于空想，有些改革措施出于一厢情愿甚至十分荒唐，结果没有一项能够顺利施行，大都半途而废。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王莽沿用西汉腐朽的统治机构，重用导致社会危机的主要力量官僚地主、豪强富商来推行改革措施，这无异于以贼防贼，使本来就十分穷困的劳动人民受到了更为惨烈的祸害，促使社会危机更加严重，阶级矛盾空前激化，人民起义不断爆发，加剧了新莽王朝的覆灭。
▲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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