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只是把新疆当作暂时打工的地方，而更看重的是在故土社会中的尊严、荣誉和承认。这就是他们在流动过程中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大家好，我是罗木散，来自中央民族大学。
今天我所讲述的内容，与我这几年一直关注的在新疆打工的大凉山彝族务工者有关。
我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大凉山彝族人，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从90年代我出生、记事起，这个地方就有点与世隔绝，人们几乎是依靠农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宇宙的尽头就是我对面那片森林。
然而森林没有保持多久，到2000年左右，挖矿的机器就一步一步地逼近了我们。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所变化。我们之前靠种植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维持生计，这时候开始陆陆续续外出打工。当时山鹰组合的《走出大凉山》这首歌在我的家乡非常出名。
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
走的时候有一些抱歉，
走的日子有一些挂牵。
走的心情难免有一些忧伤，
走的路上我会装得不孤单。
总有一天我会回到家，
回到我心爱的大凉山。
——《走出大凉山》歌词节选
那时候父母告诉我，你要努力读书，走出大凉山。但是在我小学毕业以后，走出大凉山这条路好像不读书也能实现了。我的许多同学甚至初中还没毕业，就开始流向城市。
他们去了一个叫「广州深圳」的地方打工。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广州深圳」，村里人也不知道，就用它来代指沿海城市。
同一时期，村里有一个姓吉克的彝族人家。男主人去世以后，他的妻子没法养活四五个孩子，就带着这些孩子去了新疆务农。
新疆就在我的印象中留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而「打工」这个词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彝族人的记忆。
2016年，我开始读人类学的研究生，想重新关注彝族人的流动情况。
搜集资料时我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凉山彝人就开始沿着成昆线向外流动。最开始是来到川西平原、成都平原，然后慢慢向全国各地散开。到后来，基本上全国的建筑工地、工厂制造业，甚至是远洋轮渡，彝族人都很多。
但是关于彝族人去新疆的问题，几乎没有人研究。
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是有彝族人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关注？我就开始在网上大量搜集关于外地人去新疆摘棉花和打工的新闻，发现彝族人在新疆没有什么报道，几乎是销声匿迹的。这就让我更加好奇。
所以2017年7月，我就跟着我的哈萨克族室友踏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可是，在茫茫的新疆大地要怎么去找寻彝族人？新疆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我本身对新疆也不是很了解，心里很没底。
幸运的是，我们联系到库尔勒一个驻村工作队的朋友，他说那儿可能有彝族人，于是我们想都没想就直接坐车到了库尔勒。朋友开车带我们走了二三十公里，来到了棉田深处。
我们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子，就像一座孤岛一样。
在路上，我遇到了三个小女孩，这是我在新疆第一次跟彝族人打照面。
我就用彝语问她们，你们是彝族人吗？小女孩非常惊愕地看着我，点了点头。然后我指着那个房子说，那里有彝族人吗？她也点了点头。
我们就走到院子里面，找到一户人家敲门。
我用彝语问，有人在吗？一个小女孩立刻用彝语回答我，没有。
当时我非常惊讶，她为什么要这么回答我呢？
我解释一番之后，她开门让我进去，并很快把父母叫了过来。她父亲看到我时非常紧张，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身边还跟着驻村工作队员。但是他也热情地拿了两瓶啤酒，开一瓶给我，开一瓶给自己，我们哐哐哐喝了半瓶。
因为他买酒给我喝，按照彝族的规矩，我应该给他的孩子一些见面礼。我就随便掏了一点见面礼给他的孩子。他突然说，这个彝族小伙懂规矩。他在新疆好久都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场景了。
我们的交流就逐渐深入，他告诉了我他家以及周边几百户彝族在新疆打工的情况。我也从他这里了解到整个新疆的彝族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五大产棉区都有彝族人，数量非常多。
库尔勒是一个县级市，最高峰的时候彝族人曾达到2万多人；整个新疆在最高峰的时候，在这里打工的彝族人超过10万人。
知道这些信息以后，我和室友就沿着吐鲁番、乌鲁木齐这几个主要产棉城市，一直走到了相对偏北的克拉玛依市。
我们到了克拉玛依市边缘的一个村子。闲逛时，我远远地看到棉田里有个身影，觉得他是彝族人。所以我就用彝族语问，你是不是彝族的？
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没搭理我。我连喊了三声，他才缓缓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就坐在棉花地旁边聊天。
这个人就是拉哈。他十五岁就辍学外出打工了，在新疆已经待了十年。
他最初来到新疆是跟着他的叔叔伍且，而伍且一开始是跟随着招工代理人来的。
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时候，新疆的棉田扩张非常厉害，棉花种植规模非常大，招工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在全国各地撒招工代理人，彝族人也是这个时候被带进去的。
伍且进入新疆以后认识了一位来自河南的老板，我们称他为王老板。当时他已经在新疆租种了1000多亩棉花地。
王老板问伍且，你能不能从家乡再带一些人过来帮我干这个活？他希望伍且成为一个管地工。
管地工跟摘棉工不一样。摘棉工是季节性的，是在9月中到10月底这个短暂的周期；而管地工是3月底到8月底，从棉花的种植、生长到开花，这五个月的周期你必须扎在棉田里。通常每个人管130亩地，一亩地挣220元左右。
伍且也希望长期在新疆停留，所以他就回乡招了十几户人跟着王老板打工。后来经王老板介绍，周围很多雇主也开始更多地启用彝族的管地工，所以伍且陆陆续续带了几百户人进入了新疆。
管地工也逐渐成为彝族人在新疆打工的一个重要代名词。
和他们进一步接触后我发现，伍且和拉哈从凉山带来的都是一对夫妻加几个孩子。来新疆的彝族人几乎都是拖家带口，没有一个单身的年轻人愿意来。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拖家带口地从凉山来到新疆？
我们先来看一下拉哈的打工历程：
拉哈十五岁（初二）的时候辍学，选择到工厂打工。随后几年，他一直频繁地换工厂，频繁地换城市，但一直也没有在城市里闯出个名堂。
所以到十九二十岁的时候，他就回家结了婚。一年以后，他成为了一个父亲。
他告诉我，从女儿出世那天起，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是那个可以随便游荡、随便流浪，打一天工吃三天的年轻人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家之主，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必须在流动打工过程中考虑他的妻子、他的女儿。
跟他们接触深了之后，我发现拉哈身边的很多同伴、在新疆打工的很多彝族人都是这样——他们大多都有在城市打工的经历，年轻的时候甚至有过吸毒史，差一点走在犯罪的边缘。结婚以后，他们希望有一个转型。
之前有些研究将彝族年轻人从90年代开始的向城市流动，去城市寻求机会的过程称为「成人礼」。但在我看来，彝族人的生命阶段当中尤为重要的是成家。
成家就意味着你不再单纯是你父亲的儿子，你将是家族中一个独立家庭的一家之主。年轻的时候，当别人评价你的时候，会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但是当你成家以后，别人评价你就是某某人的父亲、某某人的丈夫。
所以你需要去承担家庭责任，需要稳定的收入，需要建自己独立的住房，为妻儿提供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空间。
而新疆的棉田恰恰满足了这些要求。老板为他们提供独立的住房，让一家人住在一起，一群彝族人也可以住在一个院子里。通过管地加上打零工，他们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所以，很多像拉哈一样的年轻人就选择带着自己的妻儿来到新疆。
新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救赎和希望之地。
但是他们在新疆的生活并不比在其他地方打工好，他们又为什么愿意去忍受这些艰辛和边缘呢？
为了真正了解彝族人在克拉玛依的生活，我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哈萨克族的村落住了下来。每天到彝族人生活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劳作。从棉花播种、生长到采棉，我参与了棉花的整个生产周期。
我选择住在哈萨克族的家里面，一方面是因为彝族人在新疆的住房就是一间大概40平米的拉通的房间，妻儿老小都在这，加上一张床和其他生活用具，我根本挤不进去。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自己的研究不只限在彝族人群体里面，不是非常自我或主观的研究，而是希望从哈萨克族人或者新疆其他一些客观视角去了解彝族人。
每年3月底，彝族人进入新疆以后就开始准备播种。播种这段时间是最难的，一辆机器通常要跟八个人，机器把薄膜轧过去，人力就必须在后面用泥土把薄膜压住，机器顾及不到的地方也需要人力来配合。
播种期间只要下一场春雨，就意味着有三天是播不了种的，所以大家就非常着急，有时候是24小时轮流去干活。
等到棉花开始生长，到5月、6月比较稳定的时候，会有一个重要的工期叫打顶。打顶也是包含在管地任务当中的。你在自己管的地上打完顶以后可以去其他棉花地里打零工，有时候一个人打顶一天可以挣500块钱，它只看你的数量。这段时间彝族人就非常高兴。
那个时候我就跟着他们到劳务市场去找工作。通常凌晨四五点就要在这里等候。当有一辆招工的汽车开到这，所有人也不问工作到底干什么，也不问价钱，就嗡地一下往里面挤。
▲ 凌晨的劳务市场
到8月30号，把你管理的这片地交给老板后，你就可以投入到其他打零工的活动当中。库尔勒的彝族人喜欢去摘香梨、摘辣椒等等，而拉哈他们在克拉玛依有时候会去周围淘点西瓜。
但是他们要留在这里，等待9月中的时候摘棉花。摘棉花又是额外算钱，一公斤棉花一般是两块二。一个彝族妇女通常能摘到130公斤左右，比较快的能摘到150公斤，一对夫妻每天摘棉花就能得到500元左右。
这段时间他们更加兴奋了，没日没夜地干。
这是拉哈带着彝族人去摘棉花，他是这群人的领班：
领班或领工的角色在珠三角等地的工厂非常多，但在新疆相对少一点。领班需要让彝族人平安地往返凉山和新疆，给他们买火车票，在日常生活中和老板沟通，协调他们的劳作等等。老板会额外给领班一点管理费。
那段时间我也经常跟他们去摘棉花。我不知道大家摘没摘过棉花，真的太辛苦了。要不停地弯腰，一直都是这个动作，基本上不停歇。我每天如果能坚持两个小时，我都看得起自己。
跟他们摘棉花也是我重要的访谈时期，我也想多摘一会儿，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很多时候我摘两个小时就躲在旁边跟拉哈的女儿玩。
他们早上6点多出门，到晚上9点以后才能吃上一顿热饭。早上出门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前一晚煮的冷土豆，中午也不回来，一直干到晚上，孩子们白天在棉花地里自己玩耍，只能在晚上吃上这顿饭。
但孩子们没觉得有什么辛苦。他们在大凉山也是如此，但来到新疆很高兴的是可以跟父母在一起，所以他们在棉花地里面显得非常自在。
遇到下雨或者其他原因干不了活的时候，彝族人也有自己的娱乐活动，比如他们非常喜欢打牌。
我也会提前在村委会里下载很多电影，用电脑带到房子里放给他们看。
他们非常喜欢，说自己来新疆这么久都没看过电视。我就问他们，你们在新疆待的时间这么长，为什么不买一个电视看呢？
他们说，我买电视干什么？我早晚要回去的。
他们就没想过第二年能再来到新疆，虽然事实上很多人年年回来。
在我看来，彝族人这种生活和劳作都非常平常，而且他们勤奋能干的性格也非常受王老板的喜欢。但是王老板又时常跟我抱怨说彝族人的生活是无序的，他们不会精打细算自己的生活。
他觉得彝族人吃东西非常大方，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买一堆啤酒喝。有时候给他买10斤肉，一天就煮了。王老板就问我，他为什么不分10天来煮，一天吃一顿呢？
但是我和彝族人接触后，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是非常苛刻的。他们什么时候会表现出王老板说的那种「无序」呢？有亲人或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热情大方——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亲友奉献所有，愿意把日常节约的都投入到这一天。这是王老板不能理解的。
此外，彝族人也受到来自哈萨克族人的一些误解和污名。两个族群其实住得比较近，但是互相有非常多的想象。
我刚住进哈萨克族村落的时候，他们经常问我各种关于彝族人的问题。刚开始他们不敢说彝族人的坏话，后来熟了他们也跟我说，你们彝族人怎么这么爱喝酒，怎么生这么多小孩在这等等。彝族人也会评价哈萨克族人，觉得他们不自由，还是我们彝族人好耍。
两个族群看似离得这么近，彝族人又在这待了这么长时间，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交往。因为彝族人觉得，我没必要在他乡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我早晚是要回家的；而哈萨克族人觉得，他们就是在那边干活的，我也没必要跟他们交往。
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扮演着给彝族人解释哈萨克族人的文化、给哈萨克族人解释彝族人的生活习惯的角色。
除了这些日常生活、劳作之外，彝族人在新疆还经常面临着意外和死亡。
这位老人的三个儿子都在新疆打工。我在新疆的时候，她的小儿子发生车祸去世了。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最担心的不是孩子死了，而是他的灵魂能不能回到凉山。
彝族人非常注重灵魂的观念。他们对死已经看淡了，而害怕的是在新疆打工以后，灵魂不能回归故土。没法在凉山举行仪式，也就不能成为保佑下一代的祖先神。
所以，新疆只是他们暂时性的生活，甚至是真空的、不被他们承认的。就像拉哈自己说的，我觉得我的生活是在新疆的七个月之外。
拉哈一直跟我反复强调「尔普」这个概念。这是一套礼物交换系统，是彝族社会传统上的互助系统。
举个例子，如果时间追溯到100年前，我家族的某个成员把另一个家族的某个成员打死了，那么整个家族的每个家庭就需要一起凑钱为他出赔命金。而现在，尔普更多的是在婚礼、葬礼当中出现。
彝族人害怕有一天故土社会会抛弃他们，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和故土保持联系。
2018年11月，在他们结束管地、摘完棉花以后，我跟拉哈回到了凉山。我想去了解他的「尔普」，了解他的生活。
我们刚到县城的时候，朋友请我们吃饭，拉哈表现得跟在新疆完全不一样。他在新疆很少说话，穿得破破旧旧的，但那次他穿着非常新的衣服，在席间能说会道，还买了很多很贵的香烟发给我的朋友。
我说，你在新疆这么辛苦，没必要买这么贵的香烟给他们抽。
但他跟我说，他们都是你的朋友，我是要面子的，我必须给他们买。
我当时就想，我们在新疆辛辛苦苦打工，难道就是为了点面子吗？
直到我真正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后才发现，面子永远是表象的，而他想在故土获得的承认、荣誉、尊严是永恒的。
拿葬礼来说，当一个老人去世的时候，拉哈召集了自己家支的所有亲人，然后自己去买牛，置备各式各样的东西。
第二天奔丧的时候，他一定牵着那头牛走在最前面。奔完丧以后，他作为客人本来可以离开；但是他留了下来，帮助主人家宰牛砍肉，安排所有的事情，三天三夜根本不停歇。
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他赢得尊严和荣誉是通过付出财力，付出人力，更重要的是付出时间。他需要在故土社会生活中展示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一家之主的角色。他能够完全参与主导故土生活的每一件事情，这是他在新疆不可能获得的。
故土社会也通过这种方式来认可他。周围的人经常开玩笑说，拉哈在新疆当老板了，回来还是这么能干，还愿意跟我们一起砍肉。
他们只是把新疆当作暂时打工的地方，而更看重的是在故土社会中的尊严、荣誉和承认。这就是他们在流动过程当中所追求的人生意义。
而这种春去冬回、在故土和他乡做着抉择的过程，不只是彝族人，其他民族都一样，只不过大家在流动过程中追寻的人生意义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已。
去年8月，我回到新疆做回访。我发现新疆的棉花产业开始国营化，一些大型企业进入，彝族人成为员工。以前给私人老板管地主要靠口头约定，现在他们有了合同，也有一些保险。虽然他们的权益受到了一些保障，但是工资稍微降低了。
随着机械化程度的加强，农业劳动力市场对人力的需求也是个变数。彝族人现在开始往更南的地方流动。他们觉得新疆这么大，能干的事很多，实在不行我可以去全国各地，总有我能活下来的地方。
我和拉哈一直都有联系。前年他因为妻子生病就没有再去新疆，一个人去了浙江的工厂。不到三个月后，他的叔叔伍且生病，他就回去照顾。几个月后又到工厂干了一段时间，他的舅舅去世了，他又回来，如此反反复复。
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兄弟，你大哥今年没挣到钱，挣的钱全变成飞机票了。
那时候我非常不能理解他，心想你有必要辞掉工作一直在家乡参加这些活动吗？有必要一直这样留恋故土生活吗？
直到我结婚了，有了个娃，真正步入彝族社会的成家礼，我才发现，即便我是一个学生，我依然需要在北京、成都和大凉山之间不停往返。有时候参加我爱人的家这边的集体活动，有时候参加我家这边的一些婚丧仪式，我们不得不流动。
我们把流动想象成暂时的，但实际上流动可能已经是永恒的生活。我们80、90这两代彝族人，总是在这种传统与现代，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做着一些纠结、一些徘徊，然后妥协。
我们既想一头扎进城市闯出一番事业来，出人头地，但是又不得不时时回望故土。因为那里有我们一直接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有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我们离不开的亲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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