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辑
中古礼制研究
作者王铭，发文时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文化遗产学系副教授。
内容摘要：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死后被追尊为“世祖”，这一庙号明文见诸《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记载。但北宋初成书的《册府元龟》一条记录显示，太武帝最初的庙号应为“世宗”。很可能在太和十五年改议祖宗、颁布《改易庙号诏》之时，孝文帝出于确立北魏太庙“三祖”格局的需要，而将太武庙号由“世宗”升格为“世祖”。太武帝身后在北魏太庙中获得的庙号从“宗”到“祖”的改易升格，意味着其在王朝政统谱系中从“有德”转变为“有大功”的地位评价的明显提升。
关键词：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改易庙号；太庙“三祖”
在北魏的历代帝王中，太武帝拓跋焘（408-452）是很重要的一位皇帝，他为北魏王朝的大幅开疆拓土，建立了赫赫战功，其事迹在北朝史书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太武帝死后被追尊为“世祖”，这一庙号明文见诸《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记载。但实际上《册府元龟》有一条记录显示，北魏太武帝最初的庙号可能是“世宗”，即最初其庙号称“宗”，后来才改称“祖”。就笔者有限的目力范围所及，目前学界包括北朝史研究者及《册府元龟》校注者皆未对这条文献记录作出考校分析。由于北朝传世文献较为有限，北宋初成书的《册府元龟》这条材料对于研究北魏太武帝庙号问题进而对于厘清北魏庙制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即从这条宝贵的材料出发，讨论北魏太武帝的庙号改易的可能时间点，结合孝文帝太和改制时所颁的《改易庙号诏》，探讨孝文帝升格太武帝在北魏太庙中的地位背后的相关政治考量。
一 《册府元龟》所见北魏太武帝庙号问题
《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初期太武帝拓跋焘的有关事迹，仅见径称其庙号“世祖”[1]，未见追尊太武庙号的具体系年。《北史·魏本纪》沿之[2]。但稽之《册府元龟》，则发现有不同记载。中华书局影印的明崇祯本《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记录了北魏各代皇帝追尊庙号的情况，其中记载了太武帝之嫡孙文成帝拓跋濬即位时的情况：“文成兴安元年（452）十月戊申，即位。十一月壬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为景穆皇帝，庙号恭宗，皇妣闾氏为恭皇后。（臣钦若等曰：是年二月，南安王僭立，上太武尊谥，庙号世宗。）大安元年（455）正月辛酉，奉世宗、恭宗神主于太庙。”[3]检《册府》此处所称，兴安元年（452）十一月文成帝上其父景穆皇帝拓跋晃（太武帝长子，未即位，死后被追尊为皇帝）庙号为“恭宗”，与《魏书·世祖纪》、《北史·魏本纪》记载皆合[4]。但《册府》编修者王钦若等注称：是年亦即改元前的承平元年（452）二月，在文成帝追尊其父景穆皇帝庙号“恭宗”之前九个月，曾一度短暂即位的太武帝少子南安王拓跋余曾经追尊其父太武帝的庙号为“世宗”。此条记录未见有其他传世史籍记载相验。由于北魏后期的宣武帝元恪在崩后亦被尊为同一庙号“世宗”，这涉及到同一朝代太庙中不同的皇帝庙号相同的问题，故此条太武庙号“世宗”的记录需细加检校辨析。
北宋初年编纂成书的《册府元龟》，现存有两个通行版本，一为宋刻残本，一为明崇祯刻本。中华书局影印的残宋本《册府》，惜乎卷一一至卷四〇包括此卷（卷二九）皆阙[5]，无法比勘，因此此条今天我们只能根据中华书局影印的明崇祯本《册府》[6]。近年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整理的《册府元龟》校订本颇见功力，惜于此条关于太武庙号为“世宗”的史料下仍然未作校勘[7]。《魏书》、《北史》记载太武帝有关事迹，尤未见他处称太武庙号为“世宗”的情况。王钦若、杨亿等奉敕修撰者对此条专门出注，且具体系年在南安王承平元年，为其他史籍未见，当有所本，很有可能北宋初年的编修官员尚能看到今天已佚不存的北朝文献材料，尤其是对考补宋南渡后多有缺页的《魏书》良有补益[8]。《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记录了北魏各帝追尊祔入太庙的皇帝庙号情况，除了此条记录太武帝庙号为“世宗”与正史记载的“世祖”不同以外，还记录了文成帝长子献文帝拓跋弘最初的庙号为“显宗”而非正史记载的“显祖”[9]。两相联系来看，《册府》关于北魏帝王庙号与正史所载不同的记录并非孤例，应其来有自，材料可信。因此，《册府》此卷具有颇高的文献价值，在考证北魏庙制问题时应作为重要史料加以审视。
《魏书·高宗纪》云：“（高宗文成帝）太安元年（455）春正月辛酉，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三月己亥，诏曰：‘今始奉世祖、恭宗神主于太庙，又于西苑遍秩群神。’”[10]但《魏书》全书皆径称太武庙号为“世祖”，如同《魏书》全书径称道武庙号为“太祖”之事一样，并不提太武、道武庙号改易一事，或因径称太武为“世祖”、道武为“太祖”是《魏书》编撰者默认的编修体例，故而隐去了其中庙号改易的事实[11]。《北史·魏本纪》记载文成帝奉二先帝神主入太庙，只称二帝谥号“太武、景穆”，而未提太武庙号[12]。根据《册府》此条所载，文成帝在太安元年所奉入庙两帝神主为“世宗、恭宗”，则仍沿用了南安王所上的太武庙号“世宗”，北魏正史《魏书》所载的太武庙号“世祖”当为后来所改。那么，太武庙号由“世宗”改易为“世祖”的时间点，自然应在文成帝太安元年正月太武神主入庙一事发生之后。
二 太武帝庙号由“世宗”改“世祖”时间判断
南安王为太武帝少子，在位时间颇短，仅仅半年多，他尊太武庙号为“世宗”。文成帝为景穆太子长子，太武帝嫡孙，文成帝被拥立即位时年方十三岁，在位十四年，二十六岁崩。此后的文成帝之长子献文帝亦于十二岁冲龄嗣位，在位七年后，十八岁时禅位于其长子孝文帝，自为太上皇，直到二十三岁时暴崩。改易太武庙号一事，目前没有史料痕迹表明是年轻的文成帝或献文帝所为。虽说文献材料说有易，说无难，但庙号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毕竟从文成帝、献文帝的生平表现来看，我们确实也难以找到他们曾经改易过太武帝庙号的合理动机。目前最早见诸史籍记载的相关材料，出现在献文帝之长子孝文帝元宏集中改易先帝庙号之时。另外献文帝卒后的庙号亦存在由最初的“显宗”改为后来的“显祖”的类似情况，此事则可断定是在孝文帝在位之时所改无疑。太武庙号由“世宗”改为“世祖”，与献文庙号由“显宗”改为“显祖”，这两事很有可能是发生在同时，即都是在孝文帝改易先帝庙号时。
根据传世的文献记载可以考证，孝文帝于其亲政后次年即太和十五年（491）的七月颁布《改易庙号诏》，将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太武帝祖父）庙号由“烈祖”改为“太祖”，并以太武“世祖”与献文“显祖”为二祧[13]。改易庙号是一项颇大的政治动作，其间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政治考量，最有可能改太武庙号的，应是在冯太后过世以后对北魏礼仪制度及庙制大张旗鼓进行改革的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临朝辅政的冯太后（即文明太后）薨，孝文帝毁慕过礼，始方亲政，励精图治，改革旧制，接着在庙制问题上做出部署。次年，孝文帝先后于三月“谒（冯太后）永固陵”[14]，四月乙丑“复谒永固陵”[15]，四月己卯“经始明堂，改营太庙”[16]，七月乙丑孝文帝“谒永固陵”并为自己百年身后预先“规建寿陵”[17]，半个月以后的七月己卯“诏议祖宗，以道武为太祖”[18]，并颁布《改易庙号诏》[19]。在该诏中，孝文帝已明确将太武称作“世祖”，称“烈祖（道武帝）有创业之功，世祖（太武帝）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20]，并将道武庙号由“烈祖”改为“太祖”，“以世祖、显祖为二祧”[21]，皆列为百世不迁的“祖宗”。太武庙号由“世宗”改为“世祖”的时间点，极有可能正是此一时段孝文帝所改，此时最为切合孝文帝对庙制的总体设定和具体部署。太武、献文升“宗”为不祧之“祖”，当在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改营太庙之后，或恰即七月己卯诏议祖宗、诏改庙号之当时。
可以说，孝文帝是试图奠定太祖道武、世祖太武、显祖献文“三祖庙”百世不迁的北魏太庙格局。太和十五年七月己卯诏议祖宗、诏改庙号之时，孝文帝所议改的“祖宗”除了《魏书》所隐约透露的改道武庙号之外，应该还同时将太武、献文庙号由“宗”到“祖”加以升格。只是孝文帝《改易庙号诏》一出，由于涉及拓跋宗室疏属的政治地位等问题，众臣最有争议的是道武庙号由“烈祖”改为“太祖”所引起的原“太祖”平文皇帝毁庙一事[22]，而对原已在太庙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世宗”太武、“显宗”献文庙号直接从“宗”升格为“祖”而改称“世祖”太武、“显祖”献文的举动，似未产生异议。职是之故，太武庙号由“世宗”改为“世祖”，即从“宗”升格为“祖”，与孝文帝一系列庙制改革的政治动机有着直接的联动性。正是在孝文帝太和改制所确立的太庙“三祧”不迁的大格局之下，对于入庙的各“祖”、“宗”的具体认定，集中体现了孝文帝对当朝的政统承继或势力转移的政治合法性考虑，而其中孝文帝所确立的三“祖”不祧格局（即以改易庙号后的太祖道武、世祖太武、显祖献文为“三祧之庙”），更进一步巩固了孝文帝继承拓跋政统谱系的合法性，以及北魏君临中夏后力图以中原正统王朝自居的政治合法性叙述。
因此，根据现有零星的北魏史料，虽不能完全断言太武庙号改易升格一事的确切时间，但可以判断的是孝文帝时所改的可能性最大，而且最有可能发生在孝文帝太和十五年七月改议祖宗、颁《改易庙号诏》之时，两事具有相当密切的前后联动性。
北朝墓志的滥觞，在时间上主要是在北魏孝文帝改制之后[23]。在孝文帝改易拓跋魏庙制十几年后，北魏后期有四方墓志所记载的太武帝庙号皆称“世祖”：
（1）穆亮，下葬于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六月，“祖寿，侍中征东大将军领中秘书监宜都文宣王。含章挺秀，才高器远，爰毗世祖，克广大业，处三司之首，总机衡之任”[24]。
（2）献文帝嫔侯夫人，下葬于宣武帝景明四年（503）三月，“考伊莫汗，世祖之世，为散骑常侍，封安平侯，又迁侍中尚书，寻出镇临济，封曰南郡公”[25]。
（3）张整，下葬于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十一月，“暨世祖太平真君中，君以乡难入京，奉策宫掖，幼有明肃之称，显祖异焉”[26]。
（4）元秀，下葬于孝明帝正光四年（523）二月，其“高祖世祖太武皇帝，曾祖侍中中军大将军参都坐事临淮宣王”[27]。
这里的四方墓志，志主身份分别为元魏宗室、帝嫔、贵胄、功臣，墓志书写中皆称太武帝庙号为“世祖”，可见孝文帝时底定的太武“世祖”庙号在北魏后期应该说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尊崇。
三 庙号升格与太武帝在北魏太庙中的地位评价
庙号也好，谥号也好，都是帝王身后被追尊的名号。帝王的名号的授受，对于中国古代的当时人而言当是最大的权力来源[28]。改号是一种旨在提升帝王尊荣、显扬天子功德的政治行为。《白虎通义·号》云：“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29] 又云：“必改号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显扬己于天下也。”[30] 庙号或称“祖”，或称“宗”，而庙号由“宗”升格到“祖”的这一“改号”动作，正是动议执行的当朝皇帝对相关先帝的一种表功明德式的推崇与显扬。
太庙中百世不迁的“祖”与“宗”的评价定位，历史上多被分别对应于对其“功”与“德”的强调。“祖有功，宗有德”的说法来自古礼，汉代已被皇帝和众臣广为接受。比如《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景帝制诏御史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并制可丞相申屠嘉之议：“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31] 是将受命开国的汉高祖尊为汉朝的“太祖”，将盛德致治的汉文帝尊为“太宗”。《汉书·韦贤传》亦载汉元帝诏曰：“盖闻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义也；存亲庙四，亲亲之至恩也。”[32] 汉初贾谊在上疏汉文帝的《治安策》中也提到：“《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33] 三国时的经学家王肃《孔子家语·庙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34] 王肃的庙制解释模式对后世影响很大，他对太庙中百世不毁庙的所谓不祧之“祖”和“宗”的定位，基本被后世沿袭。因此，在太庙中需要区分“祖”与“宗”的具体定位之时，两者分别对应于“功”与“德”的判断标准，即庙制中所谓的“祖”、“宗”之别在于前者是更强调其作为创业者的功业，后者则是更强调其作为德高者的尊德。正如清代学者孙希旦在解释《礼记·祭法》时所说：“凡祖者，创业传世之所自来也。宗者，德高而可尊，其庙不迁也。……祖者，祖有功，宗者，宗有德，其庙世世不毁也。”[35]
不过，经传中偶也有将庙制中的“祖宗”放在一起统言之，如《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曰：“天子立七庙，有德之主则为祖宗，其庙不可毁，故可观德。”[36] 这里只是笼统称天子七庙中的“祖宗”为有德之神主，对不毁庙的祖宗偏重于对有德的强调，事实上暗含了有功之祖也必有德的涵义。这与“宗有德”这一定位作为帝王的身后评价在实际操作中有些趋于宽泛理解有关。随着历史的进程，新莽朝以降，各朝皇帝庙号称“宗”的个数越来越不受限制，无法做到其庙百世不迁了。到曹魏以降，甚至多有出现将一些有德之“宗”直接拔高称庙号为有功之“祖”，或是将其庙号由原来的“宗”后来升格为“祖”。
这里的关键在于，庙号是否被追尊为比“宗”地位更高的“祖”，往往涉及到该皇帝的宗庙随其后嗣帝王世次递进能否真正百世不祧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孝文帝在改易北魏几代不祧之祖的庙号之时，从表面话语上要强调严肃庙制规范，提出“祖有功，宗有德，自非功德厚者，不得擅祖宗之名”[37]。此话虽笼统通言“祖宗”，但并非概称庙号称谓上的各“祖”与各“宗”，而是指经学源头意义上的“一祖二宗”[38]，实即天子七庙中除了“四亲庙”之外的百世不迁的“三祧”。从孝文帝所确定“三祧之庙”庙号皆称“祖”的格局来看，他尤其强调的实是庙号称“祖”者，这也正是孝文帝在诏议祖宗、诏改庙号时最为关注的重心所在。孝文帝之孙孝明帝元诩在位时，熙平二年（517）七月群臣议及庙制，太常少卿元端议曰：“《礼记·祭法》云：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迁，二祧以盛德不毁。迭迁之义，其在四庙也。”[39] 元端所说的有功而不迁的正是作为始祖庙的太祖这“一祖”，有德而不毁的正是作为“二祧”的“二宗”。
如果从有大功业者方可在太庙中得到“祖”的庙号的角度，太武帝的开拓功业也正合庙号称“祖”的要求，这是太武庙号为什么能顺利从“宗”升格为“祖”的基本条件。太武帝死后的庙号升格，凸显出北魏继任皇帝（尤其是孝文帝）对太武帝为拓跋魏开拓疆土、统一北方的雄大历史功业的进一步认可与尊崇。作为北魏第三代君主，太武帝继承了其祖父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所奠基开创的征战事业，最后完成了中国北部地区的统一，这为以后孝文帝的大规模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40]。《魏书·世祖纪》结尾的赞述部分，称赞太武帝拓跋焘“世祖聪明雄断，威灵杰立，藉二世之资，奋征伐之气，遂戎轩四出，周旋险夷。扫统万，平秦陇，翦辽海，荡河源，南夷荷担，北蠕削迹，廓定四表，混一戎华，其为功也大矣。遂使有魏之业，光迈百王，岂非神睿经纶，事当命世”[41]，明确称颂其大功。南朝《宋书》虽在南北朝对抗的政治立场上斥责“（佛）狸伐（案：即拓跋焘）纂（篡）伪”，但仍不得不承认他的勇猛扩张，所谓“弥煽凶威，英图武略，事驾前古，虽冒顿之鸷勇，檀石之骁强，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东举龙碣，总括戎荒，地兼万里。虽裂土分区，不及魏、晋，而华氓戎落，众力兼倍”[42]。《魏书》“赞述”部分系北齐史官的追述，而《宋书》是站在对立立场上的概论，但都显示出对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政治功绩的基本认可。根据作为北魏正史的《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见其孙太武帝拓跋焘幼时体貌奇异，卓有远见地作出预言：“成吾业者，必此子也”[43]。道武帝所谓“成吾业”，也正是指太武帝后来能继承并成就道武帝建国后的北魏疆土开拓大业。代表中原帝都之地的河南洛阳地区，也正是在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掌握在了北魏政权手里。这对于后来强调中原“正统”观念的孝文帝来说尤为重要，而北魏王朝强烈的中原正朔心态，正是孝文帝太和改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推动力[44]。孝文帝进而于太和十七年（493）迁都洛阳作为“帝王之都”，以进一步确立拓跋魏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政治地位[45]。太武帝开拓中原洛阳正为孝文帝创造了前提条件，由此亦显现出孝文帝对太武帝开拓中原的重视。孝文帝在《改易庙号诏》中说“世祖有开拓之德，宜为祖宗，百世不迁”[46]，所谓有“开拓之德”，指太武帝既有“开拓”之功，符合“祖有功”之说，又有致治之“德”，符合“宗有德”之说。而最终将其庙号升格称“祖”，总体上说明了孝文帝强调太武帝对整个北部中国以及中原地区的开拓功业而将其确定为太庙中的不迁之“祖”。
不过，一朝太庙中有多个皇帝庙号称“祖”，毕竟不太符合经学典籍上对于庙制的规范，因此在历史上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就在《史通·称谓》中说：“古者天子庙号，祖有功而宗有德，始自三代，迄于两汉，名实相允，今古共传。降及曹氏，祖名多滥。”[47] 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日知录·除去祖宗庙谥》也说：“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48] 曹魏太庙中出现了三个称“祖”的庙号，即“太祖”魏武帝曹操、“高祖”魏文帝曹丕、“烈祖”魏明帝曹叡[49]。北魏一朝甚至庙号称“祖”者更多，清代学者赵翼曾专门质疑说：“有天下追尊其先世，礼也。然不过两三代，独后魏则无限制。……不惟谥号遥加，并名讳亦出于追制，苟欲崇其祖先而至于滥亵已甚，此不经之甚者也！按汉制，开国之君称祖，以下则俱称宗。……至元魏则更有两太祖，道武既追尊平文帝为太祖，及道武崩，其庙号又称太祖，此列朝所未见也。其后太武帝称世祖，献文帝称显祖，孝文帝称高祖。……祖以功，宗以德，原非必一祖之外不得再称祖，然亦须揆其功而祖之。创业中兴，有大功于世，祖之可也。”[50] 赵翼虽然强烈批评北魏各朝皇帝庙号称“祖”者太滥，不过他笔锋一转，仍然退一步留下了一句活话，认为如果按照“祖有功，宗有德”的说法，确实有大功显绩的皇帝在庙号上也可以酌情称祖。
北魏其他各帝庙号称“祖”这里暂且不论[51]，单就拎出北魏太武帝庙号称“世祖”一事而言，太武帝虽不是“开国”、“创业”之君，但对于北魏的开拓大业来说，确是建立了“中兴”大功，因此太武庙号由“宗”升格为“祖”正可以认为是赵翼所谓“揆其功而祖之”的体现。帝王身后在太庙中获得的庙号从“宗”到“祖”的改易升格，意味着其在王朝政统谱系中从“有德”转变为“有大功”的地位评价的明显提升。赵翼所称“祖之可也”，“祖”在这里是意动用法，即“以之庙号称祖”之意。从南安王时期到孝文帝时期对太武帝的追认评价的改易，礼制上的结果体现为太武庙号从“世宗”到“世祖”的升格。
四 小结
庙号改易问题是太庙礼制上的重要议题，折射出庙制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联。北魏太武帝的庙号就存在这样一个改易与升格的过程。《册府元龟》关于太武帝最初的庙号为“世宗”的记录，应有今已佚失的北朝文献来源，材料叙述有颇高可信度。南安王承平元年二月，尊太武庙号为“世宗”，文成帝太安元年正月沿用此庙号而将太武神主迁入太庙。太武庙号由“世宗”改为“世祖”的时间点，当在此后，最大的可能性是孝文帝朝，尤其是冯太后去世的次年即太和十五年四月己卯孝文帝改营太庙之后。很可能在这一年七月己卯改议祖宗、颁布《改易庙号诏》之时，孝文帝出于确立北魏太庙“三祖”格局的需要，而将太武庙号由“世宗”升格为“世祖”。太武帝由“宗”到“祖”的庙号升格，意味着其身后评价从“有德”到“有大功”的转变，孝文帝由此底定了有中兴之功的太武帝在北魏太庙中百世不迁的地位。孝文帝将升格后的“世祖”太武帝与“显祖”献文帝列为太庙“二祧”，并尊原“烈祖”道武帝为新的“太祖”，实际上是一系列相互配合的庙制改易举措。这些改议祖宗庙号事件的背后，透露出孝文帝复杂的政治因素考量。
注释：
[1] [北齐]魏收：《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69页。
[2] [唐]李延寿：《北史》卷二《魏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41页。
[3]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1960年，第316-31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4]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第109页；《北史》卷二《魏本纪》，第64页。
[5] [宋]王钦若等编：《宋本册府元龟》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残本，1989年。
[6] 包括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台湾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影印本，影印的都是明崇祯十五年（1642）黄国琦刻本。两者文本无异，本文统称之为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
[7] 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294页。
[8] 成书于北宋初年的《册府元龟》中保留了不少北宋以前的古本史料，可以校史补史，颇具校勘价值。参见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第1-2页；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周勋初《前言》，第7-8页。
[9] 《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孝文承明元年（476）六月辛未，上太上皇帝尊谥曰献文皇帝，葬于云中金陵，庙号显宗。”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第317页；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294页。献文帝庙号在《魏书》等正史中直接记录为“显祖”，但在北宋初年编撰的类书《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孝文承明元年六月条、卷六二《发号令一》孝明帝正光五年八月诏、《太平御览》卷一○三《皇王部》“后魏显宗献文皇帝”条、卷九四七《虫豸部四·蝎》引《古今五行记》条，以及一方北魏宣武帝堂妹宁陵公主墓志（见赵万里编：《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辑第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图版一九○，第496页），均记录为“显宗献文皇帝”，可见《册府》此卷关于献文帝最初庙号为“显宗”的记载尚有较多文献相佐证。这应当同样涉及到孝文帝改易庙制时将献文庙号由原来的“显宗”升格为“显祖”，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论。
[10] 《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14页。
[11] 关于道武帝庙号由“烈祖”改为“太祖”的书写语境，参见拙文《“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293-325页。
[12] 《北史》卷二《魏本纪》：“（文成帝）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庙。……三月己亥，以太武、景穆神主入太庙，改元，曲赦京师死囚已下。”第67页。
[13] 《魏书》所录的孝文帝《改易庙号诏》文字，在“与显祖为二祧”之前脱了至关重要的“世祖”二字，《资治通鉴》以世祖太武帝、显祖献文帝为改制后的二祧，是。参见拙文札记《〈魏书〉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改易庙号诏考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98页。
[14]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四月条，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第4308页。
[15] 《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四月条，第4308页。
[16]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2747页；《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四月条，第4309页。
[17]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8页；《北史》卷三《魏本纪》，第106页；《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闰七月条，第4309页；《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第317页。
[18]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第168页；《北史》卷三《魏本纪》，第106页；《册府元龟》卷二九《帝王部·奉先二》，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本，第317页。
[19]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2747－2748页；《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闰七月条，第4309－4310页。《魏书·礼志》将颁《改易庙号诏》的时间系月于该年（太和十五年）“四月”，误。《资治通鉴》系月于南齐该年（永明九年）“闰七月”，由于南朝、北朝建朔置闰方法不同，实则与北魏该年（太和十五年）的“七月”是同一个月。参见拙文札记《〈魏书〉孝文帝太和十五年改易庙号诏考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98页。
[20]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2747页；《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闰七月条，第4310页；[唐]杜佑：《通典》卷四七《礼七·沿革七·吉礼六·天子宗庙》，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第1309页；[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三《宗庙考三·天子宗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41页；[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魏文》卷四《孝文帝二》“改营太庙定昭穆诏”，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534页。《通典》、《文献通考》称太武庙号“世祖”为“代祖”，系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讳而改。
[21] 《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闰七月条，第4310页。
[22] 参见拙文《“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301-306页。
[23] 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探迹》，《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92页。
[24] 《太尉领司州牧骠骑大将军顿丘郡开国公穆文献公亮墓志铭》，赵超编：《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1页。
[25] 《显祖献文皇帝第一品嫔侯夫人墓志铭》，《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2页。
[26] 《魏故中常侍大长秋卿平北将军并州刺史云阳男张（整）君墓志铭》，《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3页。
[27] 《魏故假节督洛州诸军事驡骧将军洛州刺史河南元（秀）使君之墓志铭》，《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131页。
[28] 甘怀真：《中国古代皇帝号与日本天皇号——东亚政治秩序与儒家经典诠释之研究》，高明士编：《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儒家思想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第195页。
[29] [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卷二《号》，吴则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3页。
[30] 《白虎通疏证》卷二《号》，第56页。
[31]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36页。
[32] [汉]班固：《汉书》卷七三《韦贤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0页。
[33] 《汉书》卷四八《贾谊传》，第2231页。
[34] [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疏证》卷八《庙制解》，陈士珂辑，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202页。
[35] [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四五《祭法》，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92页。
[36]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八《咸有一德》，[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66页中。
[37]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2747页；《资治通鉴》卷一三七南齐武帝永明九年闰七月条，第4310页。
[38] 历代经学家对于“天子七庙”的具体解释大体上有郑玄、王肃两种解说模式，其争论辩诘的典型例子，如周代天子七庙制度为太祖后稷（一始祖庙）+文王、武王二宗（二祧庙）+近四代祖（四亲庙）。见《礼记正义》卷一二《王制》孔颖达正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第1335页中-下；高明士：《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以秦汉至隋唐作为考察中心》，《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1993年第6期，第73-75页；朱溢：《唐宋时期太庙庙数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2期，第124-126页。
[39] 《魏书》卷一○八之二《礼志四之二》，第2765页。
[40] 王庆宪：《略论拓跋焘统一中国北方地区》，《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第17页。
[41]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史臣曰”，第109页。
[42]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8-2359页。
[43]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第69页。
[44] 拙文《“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304-305页。
[45] 马溢澳：《拓跋鲜卑的“中国”认同》，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9页。
[46] 《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四之一》，第2747页。
[47] [唐]刘知几：《史通·内篇》卷四《称谓十四》，四部丛刊本，叶15a-b。
[48] [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一四《除去祖宗庙谥》，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28页。
[49] [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页。
[50]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一四“后魏追谥之滥”条，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98页。
[51] 平文帝、道武帝二帝庙号皆称“太祖”的问题，参见拙文《“正统”与“政统”：拓跋魏“太祖”庙号改易及其历史书写》，《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第293-325页。献文帝庙号称“显祖”的问题，涉及孝文帝对献文原庙号“显宗”的升格，笔者另文详论。宣武帝上孝文帝庙号称“高祖”，与孝文帝积极推进一系列汉化措施与礼制改革、提升拓跋王朝作为中原正统王朝的政治合法性有关。
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感谢王铭先生授权发布。引用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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