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丨张叔观天下
编辑丨张叔观天下
北宋时期，北宋执政者放宽阶层限制，士大夫数量迅速增加，但由于重文轻武的国家政策，北宋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
生活在宋朝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赵匡胤的诸多措施使得他们经常卷入激烈的党争之中。
因此，一些士人选择留在宫廷，将琴棋书画等绘事活动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方式，而另一些士人则选择离开政治舞台，去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求精神层面的满足。
有权势的官僚和无权势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各种艺术风格，包括反映官方意志和审美倾向的正统权威的院体画和反映士大夫阶层审美情趣的非正统的文人画。
院体画和文人画在宋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并呈现出交融的趋势，这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将探讨北宋时士人绘画对元明清三代绘画所产生的影响，以寻求北宋士人的精神世界与北宋社会内涵本质。
由于统治者的威压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元代画家的人物、花鸟画风格传统保守，鲜有新意，陷入了低潮。
这给元代绘画带来了新鲜自由的气氛，文人山水画的风格占据了画坛的主流。但在山水画方面却发生了重大转变。
画家们脱离了宋代绘画的严谨性，创作出更加自觉和随意的作品，逐渐放弃正统的山水画，转而以水墨写意，以书法作画，为元代绘画带来了清新自由的风格，文人山水画风格占据了画坛的主流。
作为文人画发展的开拓者，赵孟頫反对院体画过分追求形似的技法，将书法用笔引入到绘画中以增强画面的艺术表现力。
同时作为南宋末年的亡国之民，他的作品大多表现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处境的无奈之情。高克恭是两宋文人墨戏的忠实继承者，他将米氏画法与董巨的披麻皴画法相结合，与赵孟頫同为元代山水画的先驱。
元代后期，在江南隐居的山水画家逐渐形成了以董源、巨然画法为主，并广泛吸收北宋五代名家画风，在书写江南景物中抒发情感的风貌，完成了山水画的变革，元四家在这一过程中功不可没。
他们不求形似，但求意趣，以画抒发和宣泄感情，充分体现了元代文人画家的高尚情操。黄公望不仅发展了赵孟頫的水墨画法，还学习了董源的披麻皴技法。
作品主要可分为浅绛和水墨两种风格，笔墨苍润，大气磅礴。王蒙是赵孟頫的外孙，他的山水画以水墨为主，意境轻松，笔墨随性，偶有着色，用色雅正。
王蒙擅长枯式笔法，在布局和结构上都很丰富，运用牛毛皴和解索皴法画出的山峰层层叠叠，树木茂盛。
吴镇的山水画借鉴董源和巨然的平远构图，发展了平远和深远相结合的阔远构图，笔力雄浑，墨色醇厚，题材多为水边渔人，主要描绘长江南岸的湖光山色，表现了游走于江湖寄情于山水的隐士生活。
倪瓒早期的山水画，掌握了董源画法，用干枯的笔触和偶尔着色，后来用荆浩、关仝的笔法写山石，借湖光山色抚慰心灵，画面中呈现出一种荒凉的氛围。
倪瓒的《秋林野兴图》是他最早的作品，一位老学者独自坐在靠河的茅草亭子里，身边有一仆从，朴素安静，仿佛是自身写照。
从此以后，人物很少在他的画中出现，经常描绘冷山、冷水、枯树和空亭，他在孤独中得到顿悟。
四位元代艺术家以自己创新的风格和简明超越的艺术手法，将中国山水画带入了新的阶段，代表了这一时期山水画发展的主流，从而确立了元代文人画山水的典型。
元代绘画似乎没有宋代绘画那么鲜艳规整，但这绝不是元代画家缺乏写实技巧，而是一种有意识选择的艺术行为。
元代对宋画形式和色彩的简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他们进一步丰富了笔墨内涵，完成了中国画从物质到精神的重要演变，发展和丰富了中国画的审美范围，深化了中国画的意境和韵味，为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
明代没有像宋代那样建立画院，但仍实行宫廷画家制度，征召画家入宫为皇室服务。
受皇家审美和社会文化潮流的影响，宋元画作注重追求诗意的境界，用富有感情的笔墨创造出世俗中遥不可及的世界。
但戴进的山水画则更多地表现普通生活的世俗境界，增加了通俗的审美趣味。他用感性的笔触勾勒下层劳动人民的场景，人物形象简洁生动，对生活的描绘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戴进的山水画以南宋边角布局为基础，同时吸收北宋全景式构图，他一改元代以来文人画苍茫沉寂圆润的画风习惯，赋予山水画以奔放雄浑的气势。
为明初画坛注入新鲜活力，其笔墨苍劲奔放，绽放出现实主义的瑰丽之花，而其栩栩如生的意境表达则充满了强烈的人文关怀，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学院派画家，也影响了明中期的文人画家，如沈周等。
明代中期，随着院派和浙派的衰落，吴门画派在苏州兴起，影响达一百多年之久。沈周是吴门画派的奠基者，既强调向传统学习，又强调创造新意。
并赋予其特定的时代气息和审美趣味。山水画根据笔墨风格分为粗沈和细沈，其中粗沈最具特色。
笔法上借鉴了宋代院体和明代浙派的硬朗，同时保留了元代的精妙笔法，用墨流畅多变，代表作有《京江送远图》等。
文徵明是沈周的学生，也是吴门画派的重要奠基人，他的山水画以青绿山水为主，笔墨细腻，以赵孟頫为主体，融入了元四家和米氏云山的笔墨趣味。
形成了工细、劲健、雅致的山水风格。明代宫廷花鸟画受到北宋绘画的强烈影响，边景昭主要继承了宋代院体花鸟画。
在学习黄筌工笔写法的同时，又引入了新的时代气息，在作品中传达出优雅和奢华，开创了重笔花鸟画的新风格，传世作品《竹鹤图》。
林良以写意绘画和草书笔法而闻名，他多描绘野逸的自然生物，气势恢宏，但笔触强烈而柔和，形式生动而令人回味，潇洒而不失野性，最著名的是《芦雁图》。
吕纪的花鸟画笔墨粗细兼备，常常以精细的线条和饱和色彩描绘鸟类，背景多用坡石和流泉的雄伟景观衬托，用雄浑的笔触和淋漓的墨迹将优雅与辉煌、野性与壮丽结合起来。
吕纪的工笔花鸟画，造型严谨，晕染微妙，气韵生动，色彩鲜而不浓，墨色比例恰当，笔画粗细结合，代表作有《桂菊山禽图》等。
吕纪水墨写意画的特点是简洁奔放，但也可以看出其轮廓精确、形式严谨，是一种不离法度的自由表达，形神兼具，创造了明代花鸟画的标准样式。
晚明社会阶层不稳定，加之文化雅俗分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间矛盾激烈。一方面，院体画的衰落和文人画的盛行，许多人开始模仿文人生活，以显示他们的清高。
另一方面，文人不得不靠出售书画为生，所谓的文人趣味左右了市场的选择，题材更贴近现实生活，从山野到城市庭院，雅俗共赏，文人画走出了雅趣，向世俗化和商业化转变。
清朝初年，画界展开了一场研究推行古代山水画方法的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人物是占据画坛主流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
他们学习前人的画法，重视宋元名家的笔墨技法，追求意境和谐之美，将古法融入画法之中，使中国画的笔墨发展到极高水平。
由于他们社会交往广泛，学生众多，加之艺术情趣得到了皇室的赏识，因此被视为山水画史上的正统，对清初山水画的繁荣功不可没。
在清初画坛有一些四王画派之外的画家，他们不赞成四王痴迷前人笔墨的做法，而是强调在继承前人笔墨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进行艺术创作。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四僧：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
他们因个人原因出家，不受当时政局和画风影响，作品与生活紧密相连，在自由创作的同时影响了普通画家的艺术创作。
在四王垄断山水画的时代，他们用自己的艺术特色打破了当时艺术界的摹古风气，为山水画创作提供了新思路。
与四王相比，四僧并没有放弃古老的笔墨方法，他们也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只是艺术的两种呈现方式，是对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文人山水画不同风格的展示。
清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文人身份的转变，中国绘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文人画不再是纯粹自我陶醉的精神家园，而逐渐成为一种追求物质利益的经济手段，绘画的世俗化和商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清朝中期，扬州经济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苏州，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扬州画派的发展，扬州素有爱花养花的传统，随着徐渭、石涛的大写意花卉的发展。
适合大众审美情趣的写意花卉也成了扬州八怪热衷的题材，金农的梅花、郑燮的兰竹求画者众多。写意花鸟成为绘画的主流，在清朝中后期取得了空前的繁荣。
随着扬州经济逐渐衰落，上海成为新的商业中心，扬州画派衰落，上海画派随之兴起。
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家用活泼大胆的笔触、生动的色彩和活泼的形式对传统绘画进行改造，是中国绘画世俗化和商业化的最成功的表现，也是传统文人画向现代转型的契机。
海派画家选择更符合大众口味的题材，例如任伯年笔下的女性都是年轻聪明、有活力的城市女孩，完全脱离了明代女性五官瘦弱的造型特点。
他们抛弃精细画法，快速作画，绘画逐渐开始工业化生产模式，文人画也开始变为世俗化的市井画。
吴门画派、扬州画派和海上画派是中国绘画世俗化的三个阶段。吴门画派虽然开始走向世俗，但仍然以士人审美情趣为先。
到了扬州画派时期，文人开始更加追求雅俗共赏。海派与前两派大不相同，受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对雅俗欣赏也发生了变化，世俗化程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而逐渐加深。
面对商品经济的洪流，画家创造出与时俱进、贴近大众的新风格和画法，但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传统文人画的价值逐渐被剥离。
被世俗化和商业化改造的中国画以不同的面貌进入现代社会，宋元文人画一脉的影响也在逐渐丧失，可以说清代绘画是传统文人画的终结，更是中国绘画现代形式的开始。
随着文人画风的盛行，呈现出影响院体绘画审美标准的融合趋势，画家们不断变化的审美意识和欲望反映在创作中是对自我意识的不断追求和自在随心态度的展现。
画家们依靠山水、花鸟等客观物象来叙述内心的压抑，表达内心的所思所想和所感所悟，追求更理想的精神境界成为北宋画家的普遍要求。
文人画家与院体画家的交游唱和，促进艺术风格、审美取向的互相影响，使绘画发生了与前朝完全不同的独特变化。
在继承传统技法、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方面，体现出更加包容和勇于创新的特点，为中国画的发展、革新和多样化做出了贡献。
文人在绘事活动中忘却世间烦扰，获得内心悠闲，给人以思考想象。当绘画的功利目的减弱，成为文人自我消遣的娱乐功用，绘画活动就拥有了休闲意味。
士人阶层通过绘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想化的世界，寻求生命的本真与美好，精神得到愉悦，心灵得到自由与解放，为绘画艺术带来新的发展，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张毅，苏轼与朱熹[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
[2]丁传靖辑，1宋人轶事汇编[M].中华书局，1981
[3]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M].人民出版社，1998
[4]陈师曾，中国绘画史[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