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我回到了记者部。记者梦实现了，但过去的工业梦、包头梦纷纷破灭—一我在农场、五七干校干的都是农活，与工业不沾边。我已失掉能在包头冲风踏沙、斩冰破雪的健康和勇气，只有像候鸟似的多在农村南来北往。 我在被专政的21年中，只是闷头干活，和农村、农民很少接触，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过一些歌颂人民公社、反对包产到户的小字报。现在，我到农村、渔村一看，反过来了。写了一批农村纠左的报导。 我首先到我4岁离开后很少回过的家乡——鄂城。我在鄂城三山大队办公室的桌子上住了几天（那时他们没有招待所），不久，写了到湖北后的第一篇纠左的稿子： 三山大队渔民的苦和甜 从前，湖北鄂城县（后改为市）三山大队的渔民经常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现在，他们忆的是“围湖改田”的苦，思的是“因地制宜”的甜。 艰苦不创业 三山大队有480多户、2370多人。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女伢不到年龄就想嫁走，男人接媳妇的总共才十几人。外地的姑娘不肯嫁进来，她们说：“我不嫌你的人，不嫌你的家，嫌到三山来要陷泥巴！” 原来三山是个湖中之岛，出门就见山，走路要坐船。人们田无一分，地无一亩，只有10万亩水面。世世代代靠水里求财、打渔为业。解放前，三山湖被7个“湖主”霸占着。“三山水，深幽幽，三山渔岛是地狱。破船烂网难抵债，十家渔民九户愁。”解放后，渔民翻身了，日子过好了：一口鱼，一口饭，无鱼不吃饭，无糕不喝茶。1962年，打鱼116万多斤，每人平均约500斤。 谁知好景不长，1965年，刮来了一阵风：“水乡不种粮，不是学大寨！”逼迫渔民劈山筑堤，硬派渔船装石运土。到1969年，搬走7个山包，削平3个山头，打下去 7卡车木桩。全长16华里、宽 5米、高 4米的南大堤、北大堤建筑起来了。可是，渔网成了老鼠窝，鱼钩成了锈钉头，380多只渔船，坏了270多只。渔民的苦水只有往肚子里咽：“大队真玩悬，盲目把湖拦。做了3年堤，船破本钱完！” 可叹这些世代捕鱼的老把式——看色能懂水深浅，听声能知鱼多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有天要种田。站在这几千亩新造的田地跟前，英雄无用武之地，手脚都不晓得怎样动了：3月15种芝麻，早谷晚谷一起下，石磙反着转，扯秧一把抓。种的早谷提前黄，稗子长得像高梁………后来让几位从粮区来的媳妇主持队务，还是不济事。 湖田泥巴深，机械、耕牛用不上，要靠人来拖犁拉耙。人一下去，烂泥过膝，只好四脚爬。最伤心的是1975年7月，大堤决了口，把早稻淹了，田里尽是活蹦乱跳的鲜鱼。上级来人说：“鲜鱼能当饭？还是要种粮！”“粮食不上纲，其他顾不上！”硬逼着渔民把水排干，赶插中稻。鲜鱼死了一地，臭了几个月。渔民在心里头哭：“千日打柴一火烧，千年辛苦一水漂。打着鸭子去上架，就像心里砍一刀！”一个黑夜，袁金洲等八户渔民趁人不知、鬼不觉，偷偷坐船跑了，投奔江西彭泽县水产养殖场。接着逃走的又有七家。 三山渔民的苦楚谁知道？三山渔民的事迹却在1969年上了报。报上称赞他们是“艰苦创业”的典型。渔民们哭笑不得：“报纸只说对了一半！艰苦，我们实实在在是艰苦。可是，艰苦不创业，而是毁业，毁掉了我们几辈子打渔的事业！” 恢复祖业，发展祖业 直到1978年9月，三山渔民才得到又一次翻身解放。大队老书记李向南对大伙儿说： “根据这里的天时地利人和，县委决定我们以渔为主。‘有水不吃去搬山，有金不捞要炼铜’，真是个大苕（即湖北话“傻瓜”的意思）！” 全队立刻精神一振，纷纷表示，大伙儿不仅要恢复祖业，还要发展祖业：以前，光捕捞，不养殖；现在，又捕捞，又养殖。以前，光打鱼，不种田；现在，又打鱼，又种田——好些田盘熟了。经过十几年折腾，不少人学会了种田：“不能转了一个大弯，再转一个大弯。” 老渔民袁知盛在家呆了好几年，他说：“80岁学吹鼓手，没门！”现在，他重新上船划桨了。全队50几位多年不出工的老爹爹都出来上阵，为渔业出力献智。他们说：“现在路正了，气顺了，劲就来了。”袁金洲等出走的15户，已经搬回来14户。 大队制定了科学种田、养鱼计划：高处种田，浅处植莲，低处养鱼。办起了种鱼繁殖场、珍珠养殖场，种了鱼饲料田，挖了精养鱼池。大队和10个小队，队队都成立了捕捞组。生产门路多了，能做梁的做梁，会做柱的做柱，人人都有了用武之地。一年功夫，就恢复了元气。十多年见不到一个钱的渔民，去年每人平均收入154元。他们还清了16万块钱欠款，有三十多家还盖了新屋。光去年一年，：新结婚的就有五十多对，今年还要多。每逢双日，常常有人结婚，请大家看电影。以前，渔民一年看不上三、四回电影。现在，结婚请客加上大队放映，一月能看上三、四回了。 “围湖造田过了头”。吃这个苦头的不仅是三山一个大队。湖北省素有千湖之称，到1977年，全省湖泊面积仅剩下430万亩，比50年代减少810万亩，水产品更是大量减少。湖北省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有力措施纠正这个错误，并已初见成效。三山大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相信不久的将来，武昌鱼的产地——湖北省将要变成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 1980年 稿子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后，听说当时的县委领导很不满意，在大会上说：“这位记者太片面、绝对，围湖造田也有好的一面。”（大意）会下人们纷纷议论：“围湖造田如果好，为什么现在要改过来？”我也很纳闷：我明明写的是一篇表扬稿，为什么领导竟不高兴？ 1982年，我写了一篇小稿，指名道姓地批评湖北省有些地方不重视托儿工作（其中包括鄂城）： 要改善托儿所的居住条件 湖北省的托幼工作两年来有了发展。全省有各类托幼园所47473个，收托儿童1045千多名，入托率达到23.2%。其中6个省辖市已达到66.2%。 加强婴幼儿的保健和教育工作，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根本大计。懂得这些道理的领导就注意改善园所的基本条件。他们提出消除“三房”（危险房、阴暗潮湿的房、周围有噪音、垃圾及车辆通行的房），新建、扩建、维修和调换了园所的用房。可是，不少托幼园所却不是这样，有的设在牛棚里，周围是粪堆、水塘、杂草，有的教室无窗户，空气不流通，阳光不充足。鄂城县医院把托儿所设在太平间旁边的一间阴湿的房子里，沙市市的一个纺纱厂把托儿所设在大门口路边的几间小房里，噪音、灰尘很大，室内室外都无活动场所。沙市市一个农药厂还把托儿所设在生产车间附近的一间原先的仓库里。 鄂城县、沙市市近来发展很快，高楼大厦不少，为什么对婴幼儿的住房却这样不重视呢？ 1982年5月9日 稿子发表后，心想，这更要得罪家乡领导了！万万没想到竟受到那位批评过我的领导的夸奖：“刘衡真可爱！”原来稿子登出后，上级拨下钱，让鄂城县医院的托儿所搬了家。 慢慢我才明白：“左”的流毒在人们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特别在领导干部中，他们是执行过左路线的积极分子。现在，纠左了，我表扬了他们，但同时也否定了他们以前的“丰功伟绩”，他能高兴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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