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最后的悲剧——还原一代英雄的最后时刻
　　
　　五湖四海
　　
　　摘要：
　　1、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是一个整体，并与汉中战役后期互相呼应。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是经过周密筹划的整体战略行动，是按照刘备的命令发动的，并是建立在对曹军必胜基础上的。
　　2、关羽在樊城虽然被徐晃击败，但是主力仍在，依然控制汉江，围攻襄阳。
　　3、荆州得失的最终关键不是江陵公安的得失，而是宜都的得失。
　　4、关羽在得知南郡被袭后立刻南归，其第一目的不是回攻南郡，而是入据宜都，重整旗鼓。所以，南归之旅不是一次绝望之旅，而是希望之旅。
　　5、导致关羽军心崩溃的主要原因不是吕蒙的分化瓦解，而是宜都的丢失，使希望破灭，整支大军失去凭依。所以对关羽最后致命的不是南郡的丢失，也不是吕蒙的手段，更不是刘封孟达拒绝出援，而是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对宜都的弃守。
　　6、陆逊在宜都前后斩获招纳数万，所以宜都并非空城，从江陵到宜都水路至少四五天，所以宜都并非没有时间备战。
　　7、糜芳傅士仁情有可原，樊友难以原谅。
　　
　　正文：
　　 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襄樊战役和关羽最后失败的过程，以对一些常见的疑问和惯常的认为做一个梳理和澄清，欢迎批评指正。
　　
　　一、襄樊战役的大致背景形势（以下所引史料，如非特别注明，均来自《三国志》）
　　
　　建安十九年夏五月，刘备取成都。（见《后汉书.献帝纪》）
　　
　　建安二十年，孙权背盟攻取荆州长沙、桂阳（今郴州）、零陵（今永州）三郡，刘备亲率大军回援，双方以武力为后盾谈判割湘水为界，孙权获得刘备控制的江夏部分，并归还零陵，这样“董督荆州事”的关羽所统辖的地方剩下南郡、武陵、零陵和宜都，共四个郡。
　　同年曹操攻汉中，张鲁降。
　　
　　建安二十二年底，刘备开始发起汉中战役。首先进行外围战，派张飞、马超、吴兰屯下辨，对付武都方向曹军，并伺机攻取之。见：
　　——《武帝纪》：“二十二年。。。刘备遣张飞、马超、吴兰屯下辨，遣曹洪拒之。”
　　
　　建安二十三年，刘备开始正式亲自大举进攻汉中。
　　——《先主传》：“二十三年，先主率诸将进兵汉中，分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皆为曹公军所没。先主次于阳平关，与渊、郃相据。”
　　
　　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或二月，杀夏侯渊。三月，曹操主力进入汉中，双方对峙于阳平。夏五月，曹操撤军，刘备得汉中。在这（即夏五月得汉中）之前或后不久，刘备发起了上庸战役和襄樊战役。
　　——《武帝纪》：
　　“（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九月，至长安。冬十月，宛守将侯音等反，。。。初，曹仁讨关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围宛。
　　建安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据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
　　秋七月。。。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
　　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
　　——《刘封传》：“初，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令其众，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达从秭归（属于宜都郡）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攻上庸。”
　　——《先主传》：“夏，曹公果引军还，先主遂有汉中。遣刘封、孟达、李平攻申耽于上庸。”
　　这里“遣刘封、孟达、李平攻申耽于上庸。”是得汉中后，而孟达攻房陵，当在刘备得汉中前，然后刘备得汉中后派刘封增援继续进攻上庸申耽，否则没必要逐次添兵，从军事常识来讲，也应该两路夹攻一举拿下才是。
　　
　　二、襄樊战役的决策和发起问题
　　襄樊是两座城，夹汉水（当时也叫沔水）而立，襄阳在汉水南岸，原是刘表治所，城大而坚，樊城在北岸，两城均是重镇，构成一个整体，是荆州北面的门户，也是中国军事地理上的南北要冲，战略要地。古代南北交通，襄樊往西直到陇西，都是险要的秦岭——大巴山地，往东是桐柏山——大别山地，直到巢湖才有缺口。
　　关于襄樊战役，历来有很多疑问，比如具体发起时间？是谁发起？是刘备的命令，还是关羽擅自进行？如果是刘备命令，为什么要发起这场危险的战役等等。笔者以为，如果把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联系起来看，则很多问题可以得到相当明确的理解，下面的分析将对这几个问题给出解答。
　　将前面几条史料联系起来看，基本可以明确以下六个问题：
　　第一，襄樊战役的发起，不应该迟于上庸战役。因为上庸战役至少应该是和襄樊战役同时发起的，或者稍后发起，如果不然的话，单靠孟达四千兵（或者更多一点，也不可能多很多，因为一不可能动用关羽主力，二从宜都攻房陵，后勤难以支持大军，三如不是兵力单薄，也不必再派刘封增援。），不可能侧对襄樊强敌而单独发起这场战役，襄樊方面也不可能坐视不理。
　　
　　第二，上庸战役和襄樊战役发起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从曹操进入汉中到撤退这段时间当中，目的是乘虚攻取这两地。
　　我们前面已经可以明确孟达进攻房陵是在刘备得汉中前也就是曹操撤退前，刘封援达是得汉中后（因为曹刘双方对峙于阳平关附近，未得汉中前，刘封不可能越过曹军东下，《先主传》也载明是得汉中后。）。所以总体来看，刘备发起上庸和襄樊战役应该在得汉中前。发起的原因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乘虚攻取这两地！表面看牵制曹军，促其退军也可能是原因，但意义不大，因为刘备在汉中已经是必胜，他并不需要交战，只要对峙，曹操大军求战不得，而后勤艰难，就只有退兵，刘备在汉中并没有什么压力。不过，上庸战役和襄樊战役的发起，可能客观上也起到了导致曹操匆匆从汉中退兵的结果。
　　为什么说是乘虚？因为曹操救援汉中的不仅仅是中央兵团，而是进行了大规模动员，所以主力到了汉中，其他地方必然空虚，不能及时救援。事实也如此，曹操从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治兵（治兵就是大规模动员），九月到长安，到次年三月才进入汉中，前后准备了八个月，如果是中央机动兵团，立即就可以开进，不必准备那么长时间，比如诸葛亮一出祁山时，魏明帝令张郃勒步骑五万据亮，所率就是中央兵团，立刻就可以行动。同时襄樊守军也并不多，整个襄樊的守军估计在七八千到一万的样子，曹仁在樊城有数千，吕常在襄阳，城大会多一点。张辽守合肥大战逍遥津时是七千人可供参考。那个时代守军不能太多，一是粮食供应困难，二是要防守的点多，把主力居于中央作为预备，随时增援才是合理的。
　　而如果说这两个战役是曹军撤退后再发起的，则显然违背常理，一者曹操既然已经撤退，已经不存在牵制问题，二者关羽孟达将要面对曹操的主力威胁，不可能是对手，所以虽然理论上这种走昏招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刘备有法正在身边，当不至于此。
　　所以，合理的推断应该是：上庸战役和襄樊战役的发起时间，应该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三月曹操率主力进入汉中至五月曹操撤退之间，大概夏四月左右，目的就是乘虚攻取这两地。
　　
　　第三、襄樊战役本身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并不是盲动。
　　在汉中战役的过程中，乘间发起上庸战役和襄樊战役，以图一举夺取这两地，这一行动本身是高明的。
　　首先，从战略上看，攻取这两地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攻取，则可形成益州与江陵以江水通，汉中与襄阳以沔水通，荆益一体的局面，形势立刻大张，进可进取天下，守则固若金汤，将为兴复汉室打下坚实的基础。刘备是个胸怀大志的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偏安，所以这样进取是很正常的，后来的伐吴也是同样道理。
　　同时，这个行动本身也是建立在对曹军庙算必胜基础上的，是充分把握战机的表现。因为上庸偏僻山郡，守军并不强，人心对曹魏也不附，刘备军以精兵强将突然临之，正常情况下是比较容易攻破的。而襄樊虽然是重镇，但关羽有水军的绝对优势，可以控制汉江，有了这个制江权，就先立于不败之地，而趁曹军主力在汉中，襄樊守军相对薄弱，正好抓住这个机会一举突入，割断襄、樊两岸联系，完成对南岸襄阳的包围，顺利的话一鼓而下，相持的话，后勤供应也远比曹军方便，可以持久，所以也是必胜的形势，而且即使最终不能拔，也可以通过水路安全退回，不会有大的危害。事实的结果均如所料：上庸战役迅速取得了成功，襄樊战役也差一点成功。如果不是孙吴抄袭后路袭取荆州，那么就算徐晃击败了关羽北岸的陆军，甚至曹操的大军亲自赶到了，关羽一样有可能用强大的水军据断汉江，最后夺取襄阳，而北岸的曹军没有水军，兵再多也只能干看，毫无办法，如襄阳下，北岸大军长期对峙也是毫无意义，空耗转输而已，只能像在汉中一样退兵，而大军一旦撤退，樊城也只有放弃。就算最后不能成功，也可以安全退回，没什么大不了的，本身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所以发动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并不是盲动，而是对曹军有必胜计算的，是建立在高明的战略筹划和敏锐的把握战机之上的鸷鸟之一击。这个筹划应该是法正的手笔，刘备似乎很难有这样的见识和头脑。
　　至于荆州防务因此空虚，对孙吴的偷袭事先缺乏警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其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关羽的大意，而是源自对荆州和江东两地战略利害关系认识的不足，详见拙文《检讨荆州丧失的根本原因及隆中对的真实价值》。关羽的所谓大意只是次要原因，历史的真相不应该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应该是“刘备大意失荆州”。由于战略认识上的缺失，关羽虽然也沿江设烽火台，但那仅仅是预防万一的战术手段，而不是要对付必然的战略进攻。公安守将傅士仁、南郡太守糜芳、宜都太守樊友等，也都是刘备任命的人选，关羽并无权任命，他们或投降或不战而走，刘备也有用人不当的责任，不能全怪关羽。而这个战略问题如果事先有认识，本来是很容易补救的，那样，历史就要改写了。
　　
　　第四，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一样，应该是刘备的命令。
　　襄樊战役和上庸战役、汉中战役后期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互相呼应，互相关联，所以应该是经过周密筹划的，建立在必胜基础上的整体战略行动，是为实现兴复汉室而采取的重大战略步骤。如果说是关羽擅自发起，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基本不存在。
　　首先，不会是关羽擅自发起，一是关羽没有这个权力，同时以关羽一生忠义，很难想象会做出这种严重不忠的事情；二是整个战事前后长达半年，刘备完全有足够的机会加以制止，除非关羽真的反了！
　　其次，不可能是关羽违命。因为三国志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如果关羽有违命不尊的情节，那么三国志没必要对其隐讳，反而应该大书特书。陈寿对于关羽的如何大意、如何倨傲士大夫不得人心和如何得罪孙权，可是浓墨重彩，基本是把失荆州的责任完全推到了关羽头上，这也应该是整个刘备集团的舆论导向，而违命这么重大的问题是不大可能被忽略，也不大可能湮灭的，这不但对蜀汉是重大事件，对曹魏和孙吴也是重大事件，史书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而现在不但蜀汉的记载没有，曹魏和孙吴的记载也丝毫没有，所以不可能有这个情节。而只有为刘备讳，才可以解释这个问题，要知道荆州的丢失，对于刘备集团是个历史性的重大失败，是兴复汉室的事业从充满希望到基本绝望的历史转折点，这个重大失败和责任，刘备是第一责任人，所以为刘备讳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陈寿修三国志的基本文风。而事实上，对于糜芳傅士仁的投降问题，蜀汉方的记载是两人主动迎降，孙吴方的记载是先战后降，两者有明显出入，后面有具体辨析。
　　其三，如果说是关羽擅自发起这场战役，于关羽立场也缺乏必要的理由，因为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可知，汉中战役后期、上庸战役、襄樊战役是互相呼应的，如果是关羽擅自发起，不可能那么巧合，从历史表现来看，关羽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战略筹划能力。如果说是出于私心，那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也看不出来，什么为了挣表现，为了妒嫉之类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关羽名满天下，并不缺少功劳和威望，并且深明大义，他镇守荆州责任重大，怎么会轻易乱来，这类说法可能性太小了，不值一提。
　　所以，和上庸战役一样，襄樊战役也是按照刘备的命令发起应该无疑。
　　
　　第五，很重要的一点，战事长期迁延的原因是曹操救援迟缓，使得刘备军始终不能放弃这个夺取襄樊的诱惑。
　　自古救兵如救火，而曹操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就离开了汉中，但直到当年十月才到洛阳，开始亲率主力南征关羽，行动十分迟缓，前面的于禁七军又全军覆灭，对关羽没有构成威胁，而守城一方则是艰难支撑，随时可能陷落，关羽自然不会轻易退兵了，换谁都不会！
　　
　　第六，要求刘封孟达出兵相援，不是因为力不能支，而是为了加强攻势，尽快结束战斗。
　　对于曹操大军即将来到的威胁，关羽不可能不顾忌，大军长期在外，也有师老兵疲的问题，所有他希望尽快结束战斗，为此要求上庸的刘封孟达出援助一臂之力是很好理解的——见《刘封传》：“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封、达。。。不承羽命。”。这里要求出援的时间应该是在水淹七军后，因为只是在水淹七军后，关羽才围樊城，此前只围了襄阳。而水淹七军后的关羽“威震华夏”，正是兵威最盛的时候，但他已看到潜在危机，所以要求援兵，这支援兵的作用只能有一个，就是加快战事进程，尽快结束战斗。而由于不是救急，刘封孟达的拒绝出援也不是没有道理，无可厚非。
　　
　　以上所述，虽然有些地方缺乏充分的史料佐证，但这样分析应该更为清晰简明，顺理成章。
　　
　　说点题外话，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现刘备方其实一直缺乏一位杰出的战略家。关张赵马黄魏延等固然一世之雄但均只是虎将，他们足以担当一场战役指挥的重任，但难以提供战略筹划；诸葛亮等人明于治，但早先并不知兵（详见拙文《检讨诸葛亮的真实军事才能》）；庞统法正谋略好，战略也不错，但似乎也有欠缺，并没看到荆州和江东的利害问题。总之文武双全、战略头脑高明，能一下看到战略要害的鲁肃、陆逊、吕蒙、司马懿之流人物，刘备身边似乎一直欠缺，刘备方还是有历史机会，可惜未能抓住，否则汉室是完全有可能复兴的。这就是所谓“天下之大机”，能看到并能抓住的，就能成功，看不到或看到了但未能抓住的，就无法成功。汉末之时，天下之大机有二：于北方，关键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看到并抓住了，曹操就成功了；于南方，关键在于荆州的争夺，最后孙吴方看到并得到了，所以能够称帝业。刘备方因为没有看到而失去了荆州，就只能偏安，无法再进取天下。而本来是存在如下机会的：据有荆益；以荆益之力择机下江东，先成南北朝，而后再以荆益扬交之力北伐，与曹魏以官渡之会与陈许间，胜则一战而定天下，不胜则依然可退保江南，据半壁而建王业。可惜，历史可以假设，但无法改变。就拿中国近代史来说，从辛亥革命到国共内战，半个世纪纷乱扰攘，其间天下之大机恰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其他，只有毛氏看到并抓住了这个关键，所以他成功了，由此更可以上溯到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最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变法维新、什么反帝反封建、什么救亡启蒙、什么现代化、什么新文化、什么二千年未有之变局、什么民主共和等等，都必须以农民问题为基础，与农民问题相结合才行，否则就是毛将附焉。当然，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和条件，但能够看到并抓住这种天下大机的人，其他方面自然也不会差，除非发生意外，成功是自然的。
　　
　　这里再说两点有意思的事情：
　　一个是曹操救援襄樊的行动十分迟缓，从五月离开汉中，十月才到洛阳，是为什么呢？原因是身体不行了，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寿六十六，曹操原来就一直有宿疾，此刻他正处于生命的尽头，已经风烛残年，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雄姿英发了。曹操救援汉中迟缓估计也有这个原因。
　　二个是派遣援军也是采用添油战术，先是于禁，后是徐晃，然后是自己，他为什么不一次派出大兵呢？原因就是信任问题，曹操打天下，军权完全依靠宗族将领，不信任外姓，而诸夏侯曹中，能够和关羽对手的只有夏侯惇、夏侯渊、曹仁三人，夏侯渊已死，夏侯惇也快死了（操正月死，惇四月死。），曹仁则被围，其他辈或另有任务，或不是关羽对手，而外姓将领，只能领偏师，不能统主力，曹操一生，从未让外姓将领统过大兵主力，这也是体现阿瞒的奸雄之处。
　　
　　
　　三、关羽失败过程回顾
　　襄樊战役中，关羽的失败过程是主要见于《吴主传》、《武帝纪》，还有《赵俨传》：
　　——《吴主传》：“（关羽水淹七军后）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与权相持以斗之，驿传权书，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犹豫不能去。闰月（就是十一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诚降。蒙据江陵，扶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赵俨传》：“关羽围征南将军曹仁於樊。俨以议郎参仁军事南行，与平寇将军徐晃俱前。既到，羽围仁遂坚，余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围，而诸将呵责晃促救。俨谓诸将曰：‘今贼围素固，水潦犹盛。我徒卒单少，而仁隔绝不得同力，此举适所以弊内外耳。当今不若前军逼围，遣谍通仁，使知外救，以励将士。计北军不过十日，尚足坚守。然后表里俱发，破贼必矣。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军当之。’诸将皆喜，便作地道，箭飞书与仁，消息数通，北军亦至，并势大战。羽军既退，舟船犹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而孙权袭取羽辎重，羽闻之，即走南还。”
　　——《武帝纪》见前第一节引。
　　
　　大致过程和时间顺序为：
　　——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孙权上书曹操要求攻羽。
　　——接下来还是本月，关羽北岸陆军被徐晃击败，但此时关羽主力还在，所以，仅仅是解围樊城，但依然用水军控制汉水，继续围攻襄阳，直到十一月，见前引《赵俨传》。
　　——接着，在十一月时，后方南郡被吕蒙袭取。见《吴主传》：“二十四年。。。闰月，权征羽。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诚降。”，这里的闰月就是十一月，关羽接到消息后立刻南归。
　　——关羽南归，走到当阳，发现无路可走，于是西保麦城，最后军队解体，只带十余骑逃亡。
　　见《吴主传》：“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权使诱之。羽伪降，立幡旗为象人于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余骑。权先使朱然、潘璋断其径路。。。”
　　——十二月，关羽被获。见《吴主传》：“十二月，璋司马马忠获羽及其子平、都督赵累等于章乡，遂定荆州。。。”
　　
　　四、南归之旅解析
　　从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出，在开始被徐晃击败后，关羽并没有马上撤退，而是依然围攻襄阳，从十月坚持到了十一月。而到了十一月，后方南郡被吕蒙袭取的时候，关羽也并非死路一条，他是完全可以全身而退，带领大部分人马撤往上庸的。但是关羽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南归，按照传统看法，南归之旅是荒不择路，是充满绝望的，但关羽依然选择了南归，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就在宜都。宜都是个郡，大致相当现在的宜昌地区，包含宜都、枝江、当阳、夷陵、夷道、秭归等地，居南郡上流，控西陵峡口，南接五溪蛮夷（就是现在的恩施张家界一带，深入可到湘西州贵州。），陆路往北可通上庸和襄阳，地形险要，是一块战略要地。对此陆逊有深刻认识——《陆逊传》引陆抗上疏：“臣父昔在西垂曾言，以为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倾国争之。”。这一点，刘备也是清楚的，所以当初会专门设立宜都郡，安排张飞为太守，张飞入蜀后，安排孟达为太守，都是优秀的人选，但攻克上庸后，一时没有威胁了，就轻视了，只安排了一个平庸的樊友。所以现在吕蒙虽然袭取了南郡，但是还有宜都在，军队主力也还在，所以正常情况下，关羽的回旋余地依然很大，因此他还抱有信心，打算回到宜都继续奋斗！！！ 而宜都据南郡上游，背靠益州，南连武陵，北连上庸，只要入据宜都，就可以夺回南郡，恢复战前形势，因为居高临下，而南郡无险可守，是难以长期坚持的。
　　
　　所以南归之旅并非如过去认为的是绝望之旅，相反是一次希望之旅！抗争之旅！
　　
　　 我们先回头来估计一下关羽的前后兵力。
　　关羽围攻襄阳的兵力，估计在4-5万左右，至少4万。得到这个数字，是因为：
　　其一，关羽原来就有三万人，第一次荆州危机时，关羽率军三万下益阳，刘备率五万人回援，这五万人应该留下一部分，所以关羽所部估计在五万上下。
　　其二，于禁庞德有精锐步骑三万，加上曹仁樊城守军，襄阳吕常守军（襄阳是大城，守兵应多于樊城），合计近四万。四万精兵猛将与敌僵持，不能立即出战，说明对方实力至少相当尔，一时没有机会就要等。
　　
　　因此我们估计关羽兵力有四万应该问题不大，可能还要更多。这四万人又分为水陆两部分，关羽有强大的水军，否则不可能实现围攻襄阳、樊城和水淹七军的壮举。这四万人我们可以认为水陆各半，2万陆军，2万水军。因为水军是关羽军的核心，控制汉江水道、各部交通往来、后勤供应全靠水军。
　　
　　徐晃击破的只是关羽在北岸的陆军，而且不是歼灭。所以兵败于徐晃后，关羽并没有立刻退兵，而仅仅是撤围樊城，水军依然控制汉江水道，继续围困襄阳，时间是从十月到十一月。因为守城方也到了最后关头，北岸的樊城，还要到八月水淹七军后才彻底被围，而南岸的襄阳，则应该一开始就被围，从当年四五月间开战算起，到现在已经半年了。如果能够拿下汉江南岸的襄阳，也是重大战果，汉水以南就可以连成一片了，而如果拿下襄阳，则对岸的樊城也难以长久坚持，必然放弃，最终一样可以取得战役的胜利。所以，我们可以估计关羽此时的军队依然还有3万至3万5千，实力依然很强大，足以和曹军抗衡，否则他不会坚持不退兵。（详见前引《赵俨传》）
　　
　　但正在这时，吕蒙袭取了南郡，关羽得知南郡被占后，才不得不立刻退兵。我们可以模拟一下当时情景：
　　从江陵到襄阳前线，路程约400里，快马一天就到了。
　　——第一天，公安受攻，消息立刻送出，但接着投降了。这里公安守将傅士仁并不是主动作内应，而是被围后被劝降的，糜芳也一样，投降的原因是无力抵抗。见《吕蒙传》引《吴录》：“将军士仁在公安据守，蒙令虞翻说之。翻至城门。。。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仁得书，流涕而降。。。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从公安到江陵逆流而上水路大约要走一天。
　　——第二天，江陵被攻，消息也应该立刻送出，因为糜芳是先拒守，然后再投降的。投降的消息也应该立刻送出，因为有很多人不愿意投降，曾经打算抵抗的，见《虞翻传》：“后蒙举军西上，南郡太守麋芳开城出降。蒙未据郡城而作乐沙上，翻谓蒙曰：‘今区区一心者麋将军也，城中之人岂可尽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从之。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
　　而关羽这一天刚刚收到前一天公安被攻的报告，于是立刻南还。
　　——第三天，江陵丢失的消息也送达了，此刻关羽应该走到今天的宜城附近。
　　此时，关羽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立刻带兵退往上庸，这样可以全身而退，军队也大部可以保全。因为曹操方要坐山观虎斗，已经命令不可追击，事实上也不一定敢追击，因为关羽毕竟是虎将，所率也是精兵，主力还在，兵法“归师勿遏，穷寇莫追”，妄加追击并不明智。不过那样的话荆州可就彻底放弃了；另一个就是南还，南还可以有两个变化，一是趁孙权立足未稳，重新攻取江陵，这一条不太现实，因为师老兵疲，军无辎重，难以立刻展开大规模战役；二是入居宜都，以宜都为根据地和孙权周旋，这是上策。
　　
　　关羽的选择是南还！他这样做是负责任的做法，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南归之路是充满希望的：
　　第一， 刘备关羽长期经营荆州，所谓恩信夙著。而此时孙权立足未稳，只是暂时占领了公安
　　和江陵，其他很多地方依然效忠刘备，特别是南郡上游的要冲宜都还在己方手里，愚以为这是一颗最大的定心丸，因为只要能够据有宜都，就可立于不败之地。而入居宜都，正常情况下是问题不大的，从江陵到宜都，水路有400里，逆流至少要走三天，当中还有今天的枝江、宜都等据点，就算一鼓而下或闻风投降，总需要时间处理，所以，吴军抵达宜都（今宜昌）至少要四天，而宜都地形处处险要易守难攻，只要坚守两三天，顶多三四天，这样有七八天时间，关羽足够赶到。襄阳到宜都约400里，每天走50里的话，8天也到了，兵法“归师勿遏”，面对关羽回师的大军，孙吴也无力阻截，这一路上也没有什么险要的地方可供阻截，事实上也没有安排阻截。
　　第二，所以南归的第一目的地应该不是南郡，而是宜都。但从襄阳不管到江陵还是宜都，陆
　　路当时都必须经过当阳。到当阳后，就算回到宜都了，以后就可以宜都为根据地居高临下进攻江陵。当然，如果机会好，也可以从当阳直接转攻江陵。
　　第三， 关羽还有至少3万人，实力依然强大，而东吴兵力并不雄厚（吴军向来兵力不强，此
　　不赘述），和关羽兵力相当，又立足未稳，所以关羽完全可以立足于宜都，与吴军一战。而关羽也向来轻视东吴诸将，因此他认为既然能够一战，那么取胜的机会很大。纵使一战不成功，他也可以继续退据宜都，控制南郡的上游，然后背靠西川，连结武陵和上庸，继续进取南郡，形势依然不算太坏。所以，关羽肯定充满信心的，南归之路并不是一次绝望之旅。关羽手上的牌不只有一张。
　　第四， 关羽可能还有另一重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像上次一样，孙权在他武力威胁下妥协和解，
　　他也许可以通过给与孙吴巨大利益，比如割让零陵，来换取孙权退出南郡，所以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既是刺探虚实，应该也有这个意思。
　　
　　基于以上考虑，所以关羽毫不犹豫地率兵南归，他认为只要能够回到宜都，就还握有相当大
　　的主动权。
　　
　　可是他万没有想到的是，孙权方竟然迅速攻占了宜都，刘备任命的宜都太守樊友竟然在陆逊的进攻面前不战而逃跑。樊友逃后，其他各要塞守将也是纷纷逃亡或投降，零星的抵抗已经不堪一击，一下子就完了。见：
　　《吴主传》：“蒙据江陵，扶其老弱，释于禁之囚。陆逊别取宜都，获秭归、枝江、夷道，还屯夷陵，守峡口以备蜀，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
　　《陆逊传》：“权乃潜军而上，使逊与吕蒙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逊径进，领宜都太守，拜扶边将军，封华亭侯。备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逊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史家行笔至此，不禁慨叹道：“是岁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类似的慨叹也见于官渡之战后《武帝纪》：“。。。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绍，天下莫敌矣！”，这都是关系到天下之大机的事件，不由得史家不发出这样的慨叹。
　　《陆逊传》这寥寥数行字，包含了许多的内容，陆逊迅速夺取宜都，军事政治手段干净利落，为夺取荆州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宜都迅速攻克，关羽彻底没有机会了，孙权也从此确立了帝业的基础。荆州之得失，其关键实不在南郡，而在宜都！宜都下，则大功告成，宜都不下，则前功尽弃，得失之间实在可谓是电光石火、间不容发。我们在今天还可以掩卷遥想当年的激烈景象，这是一场决定历史命运的争夺，双方都在拼命赶时间，就看谁早到半天。
　　
　　五、关羽大军溃散的真正原因
　　原因就在宜都的丢失。宜都的丢失，责任完全在于樊友的不战而走，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因为：
　　第一宜都并非空城，《陆逊传》：“（陆逊在宜都）前后斩获招纳，凡数万计。”可见宜都并非无兵；
　　第二从江陵到宜都，水路要走四天，宜都并非没有时间备战；
　　第三宜都地形也并非不险，有至少两三天备战，坚守几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就算不守宜都城，还可以坚守其他要塞，节节抵抗，以待关羽。
　　所以樊友的委郡走是没有道理的。由于太守不战而逃，导致群龙无首，只好“诸城长吏及蛮夷君长皆降”。笔者以为这才是最致命的打击，他摧毁了关羽军最后的希望，使得关羽军立刻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对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一下子从信心满满变成一片绝望。同时吕蒙又成功使用了分化瓦解的计策，于是他的部下就纷纷弃他而去了。
　　
　　这就是为什么关羽大军到达当阳后才不战而溃散的。为什么早不溃散晚不溃散，正好在当阳呢？就是因为到了当阳后才发现无路可走！见《吴主传》：“关羽还当阳，西保麦城。。。”。而当中这几天一直在和陆逊比赛赶路呢。
　　
　　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形，当关羽大军星夜兼程，忍受饥渴劳累，满怀信心到达当阳后，原以为可以进入宜都，龙归大海。可是眼前的现实却是整个宜都已经被孙吴全部占领，于是一下子军心就崩溃了，只能荒不择路，西保麦城，而整个大军很快逃亡精光，最后只剩下十余骑。此时再向上庸逃亡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一则走投无路，二则光杆司令，随便一支小分队就把他们俘获了。
　　
　　 想当初关羽回军的时候，还是信心满满的，他想着吕蒙只是占领了江陵和公安而已，其他地方如宜都，如当阳、如夷陵、如秭归、还有武陵都还在己方手里，他的军队主力也还在，他既可以视情况回攻南郡，也可以先退守宜都，休整后再出击，回旋空间还是很大。谁能想到形势变化那么快呢，如电光石火间就已经冰消瓦解，实在出人意料，今天看来也是难以理解，只能说是天意了。
　　就这样，一代英雄终落得悲惨结局，可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只留下千年惆怅，供后人凭吊了。
　　
　　六、荆州之失的责任分析
　　通常认为，荆州之失，首要责任是关羽的大意和不得人心，其次是糜芳傅士仁的不忠投降，这些看法其实是表面现象。下面一一分析之：
　　第一、关羽的大意源自整个刘备集团的战略欠缺，主要责任不在关羽，详见拙文《检讨荆州丧失的根本原因及隆重对的真实价值》。是因为刘备集团对荆州和江东之间的战略利害关系认识不足，而过于盲目相信孙刘联盟。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大意，责任要由整个集团来负，主要责任在最高领导人刘备，不在关羽。而关羽作为战区统帅，在战术上他已经尽到了重视的责任，沿江设烽火台，不过那只是预防万一的战术手段，可以防备局部冲突，但无法防备战略进攻。所以，确切的历史真相应该是“刘备大意失荆州”，而不是“关羽大意失荆州”，这一点首先要明确。
　　第二、糜芳傅士仁是忠于刘备的，不是内应的叛徒，他们的投降是无力抵抗，无可厚非，潘濬也是忠于刘备的，这些人的投降和与关羽不相得无关。
　　——《吴主传》：“先遣吕蒙袭公安，获将军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糜芳以城降。”
　　——《吕蒙传》：“遂到南郡，士仁、糜芳皆降。”，又引《吴书》：“将军士仁在公安据守，蒙令虞翻说之。。。仁不肯相见。乃为书曰。。。仁得书，流涕而降。”，“遂将仁至南郡。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
　　——《吕蒙传》引《吴录》：“初，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
　　可见，首先，糜芳傅士仁等人的表现是忠于刘备，忠于职守的，因为：
　　1、当孙权大军来攻时，他们都是登城拒守，而不是主动迎降，所以不是事先就约好投降的内应判徒。至于《关羽传》中：“芳、仁怀惧不安，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本身采用的是含糊的说法，所谓“使人迎权”，可以解释为事先作内应，也可以解释为被围后才使人接洽投降，蜀汉方认为他们投降是叛徒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2、虽然他们前面和孙权有结交，也不能说是暗中交通敌人，毕竟孙权还是盟友，他们作为一方长官，孙权结交他们是正常的，孙权也结交关羽，而他们对孙权的主动结交给与友好回应，也是应该的，无可厚非。而孙权事先结交他们，预先使双方关系有了铺垫，这在决定投降时可以起到促进的作用，增加信任，但不是决定性因素。
　　3、傅士仁是一开始对来劝降的虞翻“不肯相见”，后来是“流涕出降”，说明他的内心对投降是痛苦的，是无奈的。潘濬也是一样，对投降内心是痛苦的，见《潘濬传》引《江表传》：“权克荆州，将吏悉皆归附，而濬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浚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咽不能自胜。”，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虚伪的做作，但不管如何，不是内应。而糜芳以牛酒出降也无可厚非，既然投降了，做的漂亮一点也是正常的，不过个人品德显得低了一点而已。
　　4、他们的效忠对象是刘备，而不是关羽。同朝为臣，互相有意见甚至水火都是正常的事情，但只要和君主的信任不发生问题，就很少有背叛的。他们虽然受关羽节制，但关羽并没有权力处死或任免他们，只有刘备才有这个权力，所以他们是不必担心关羽的。而糜芳等人地位仅次于关羽，主动投降并没有什么好处。
　　
　　其次，投降的原因是无力抵抗，又不能杀身成仁。孙权倾国来争，而公安和江陵两地兵力薄弱，加以事先出乎意料，缺乏战守准备，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是为前线服务，筹备军器粮草，接收伤员降卒等事项，对孙吴大举来攻毫无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在这种情况被突然袭击，是难以坚持到关羽回援的，城最多几天之内就会被攻破。他们的抵抗虽然可以为关羽争取时间，但自己必死无疑，面对必死，他们选择了投降，是无可厚非的，毕竟，那种能够杀身成仁的人物是凤毛麟角，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面对绝境时都能够取义成仁。
　　
　　所以，糜芳、傅士仁在无力抵抗，抵抗就必死无疑的情况下，被迫投降，是值得原谅的。类似的还有当初廖立不战而放弃长沙，零陵太守郝普在认为抵抗必死的情况下被骗降，都不妨碍他们对刘备的忠诚，也不妨碍刘备给与谅解。对糜芳傅士仁，我们也不必苛求。
　　而按照前一节所述，宜都太守樊友的委郡走，则是不可原谅的，他这里才是荆州得失的最后关键。
　　整个责任关系为：刘备作为最高统帅，负主要责任；关羽作为战区统帅，负次要责任；作为方面将领，糜芳傅士仁等人的投降是值得原谅的，而宜都太守樊友的不战而走，则不可原谅，是最后关键。
　　
　　七、历史教训总结：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也要重视敌人。
　　有权威人士说过一句流行很广的话，叫做：“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这话其实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荆州的得失就是明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不但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战略上也要重视敌人。”否则，任何一方面的轻敌，都将铸成大错，“刘备大意失荆州”就是战略上轻视敌人的结果，关羽虽然战术上重视了，沿江设烽火台，但那只是预防万一的手段，由于战略上轻视，没有料到别人一定会大举进攻，结果惨遭失败。
　　所谓“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句话其实是概念上的混淆和表达上的错位，他要表达的真实含义其实是：对敌人不要畏惧，对自己要有信心，要有必胜的信念，要有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压倒的勇气。而这其实是个意志问题，不是战略问题，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应该在意志上藐视敌人，在战略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才是正确的提法。现在这种混淆和错位的表达，其实是逻辑思维能力有欠缺，思想有欠精密的表现。
　　假如有两方可能要爆发战争，而对方有一个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大块头朋友在旁边，对这个第三方是否会介入，在战略上就只能立足于一定会介入予以重视，否则就要犯下“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朝鲜战争中的麦克阿瑟，就是没有立足于红色中国这个有重大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一定会介入，战略上藐视了对手，所以犯下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世英名，蒙受污点。而自愿军也有类似问题，在取得第一、二、三次战役胜利后，头脑有所发热，对美国这一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的战争能力产生了轻视，战略上藐视了敌人，继续发动第四、第五次战役，要把美军赶下大海，结果未能达到目的，反而丧失了最有利的停战时机。
　　关于战略战术都要重视，孙权方的表现则是个反证。孙权方不但对荆州的战略意义有充分认识，对如何夺取荆州，从战略筹划到战术计划都高度重视，全力以赴，举国来争。从战略上，一方面，高度重视荆州方面的优势：关羽是虎将、荆州兵是精兵、荆州人心归附刘备、荆州也有强大的水军，己方水军没有优势，所以不可轻举妄动，一定要严密准备对策。另一方面，战略上高度重视曹军干预的可能，不惜对曹操、曹丕称臣自效，忍辱负重，以稳住对方。第三，高度重视益州可能的增援，并预设对策。战术上，内苦心孤诣，外却百般迷惑对方，战时分兵三路，吕蒙白衣渡江、下公安江陵，偷袭成功，陆逊一路径取宜都，蒋钦一路率水军万人入沔，孙权并亲自出马到江陵，决策各种大计，政治上分化瓦解步步到位，终于一举成功。正是有了战略上的高度重视，才能在战术上严密设计，做到对症下药，并滴水不漏，不击则已，一击必中，虽然也有冒险，但完全值得。
　　从策划案角度，刘备方意图乘虚夺取上庸和襄樊固然是高明的计划，可惜战略上有缺陷，功败垂成。而孙吴方夺荆州的案例则是完美无缺的经典，无可挑剔，考虑到了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并掌握到最好的时机，所以干净利落，兵不血刃而争得天下之大机。从组织行为上，也体现出的完美的组织力、决策力和执行力，能够上下一心，如臂使指完成既定计划，令人不得不击节赞叹。这正是历史提供给我们后人的宝贵财富啊，各位看官，您说是也不是？
　　
　　
　　参考资料：
　　1、 《三国志》
　　2、 《后汉书》
　　3、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