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至13世纪之间, 西欧的开垦土地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耕地面积显著增加, 在新开垦地区出现了新的居民区。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专业产区的出现，使更多的农副产品进入市场。因此, 农业产品之间以及农工产品之间的交换成为社会经济中首要解决的问题, 这一切使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的中心，出现了西欧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复兴。
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意大利经济发展受益于欧洲商业活动的恢复与扩张。以威尼斯、热那亚为代表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利用穿越阿尔卑斯山、连接地中海和西北欧的远程贸易而率先发展起来。
从11世纪开始, 威尼斯凭借其“通往中欧的最近海港”的优越地理位置, 成为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和所有经过东地中海的产品的集散地, 也是最富庶的意大利城市国家 。12世纪以后, 意大利经历了从中介性远程贸易向依托本地手工业转变的经济发展过程。
因此, 一些意大利内陆城市如米兰、佛罗伦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毛织业。特别是佛罗伦萨城市立足和发展的基础是制造业而不是转运贸易, 它以工业立国, 并以此支撑自己的商业, 正是工业和商业的共同发展为佛罗伦萨的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到14世纪, 佛罗伦萨的毛织工业已经有一套分工相当精密、管理严格的运行体制, 为其高质量的毛呢生产提供保证。当时的毛织业从羊毛梳理到成品出厂一共有26道工序, 其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可见一斑。
城市经济的繁荣，造成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城市的范围不断扩张, 并将周围农村地区纳入其中。在受城镇控制的乡间废除了农奴制, 很多城市甚至还提供给农民金钱来赎买他们的自由, 这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原来农村中的农奴制关系。
总之, 废除农奴身份这一过程的结果是解放了发展中的城市所需要的劳动力, 并且在农村维护了城镇的统治。这刺激了包括物品和人员在内的社会流动的加速, 大批农民受城市生活的吸引而转向商业, 从农村向新兴城市的流动, 从旧的居住地向新开垦地区的殖民。最终, 这一趋势演变为城市领土的扩张, 许多小城镇和村庄被并入其中,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这是城市国家产生的必要过程。
同时, 市场的扩大必然使货币对社会的支配作用日益突出。货币几乎改变了所有人的法律身份和社会地位, 从而解除了中世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货币还取代了实物作为劳动的报酬, 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行业, 任何劳动方式都可能成为专门行业。
货币也使人口的社会流动性增大, 不仅是人们迁居的频率增加, 而且职业的变动、社会地位的变动也增大了。最终, 货币冲击了原有的等级制, 不仅原有的农业劳动群体发生了分化, 而且还形成了市民、商人、手工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 打破了把社会分为从事宗教的、从事战争的和从事生产劳动的三个等级的传统观念, 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城市居民中, 按照不同的情况, 形成了反映城市财富和地位分配的新社会结构。
因为城市的繁荣是建立在商业贸易和手工业品生产基础之上的, 所以, 城市居民按照职业、社会地位和财富进行严格的区分。
从这种情势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集团,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因职业不同而产生的行会, 正是行会构成了所有城市内的基本社会组织单位。
其中,大行会就是从事诸如羊毛、丝绸、染色这样的重要贸易的行会, 而小行会就是像制作奶酪、皮革和锁具这样次要生意的行会, 每一个行会都追求自己的利益。
大行会通常关注长距离贸易, 而且与金融、船舶制造等活动密切相关。而小行会则更愿意与邻近城市做小的贸易合作, 通常财富不多权力不大 。可见, 城市内部不同行会之间的工商业竞争需要得到解决, 各个团体的地位与职能也需要明确。
但是, 行会的领导权逐渐落入到由大商人和大贵族组成的“城市贵族” 手中。 他们既垄断城市经济活动, 又有能力控制城市政府事务。大商人的经营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 佛罗伦萨内七个大行会各业之间多有渗透, 大多数商人都从事范围广泛的经济活动, 而且往往同时加入多个行会, 其经营范围包括商业、银行、毛织作坊以及公社政府发行的公债。资本借助领土的扩张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 许多富商利用农田价格的下降在城市外面购买土地。
总之, 新兴的大商人和原有的土地贵族形成了一些紧密的集团。当时, 参加大规模的商业, 必须得到有关的商业垄断集团的许可。在城市里, 大规模的商业集中在富裕而骄傲的城市贵族集团的手中, 他们设法排斥“平民”, 使“平民”只能从事手工劳动或零售贸易。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趋势是:一方面富有的上层市民与没落贵族融合, 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新贵族是由富商、银行家、劳动力雇佣者或大承包商多构成, 而平民则是由一些零售商、手工业者阶层、工资劳动者、临时工以及社会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所构成。
而且, 城市贵族常常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在意大利, 通常规定只有长期居住本城和每年纳税达到相当数额的市民才有资格成为“人民” , 只有这些人享有政治权利。
佛罗伦萨这样在13世纪中叶已达数万人口的城市, 可进入“人民”行列的市民只有大约一千人, 其中大多数是上文中七大行会的成员。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小企业主、工匠、手工业雇工没有权利参与到政府组织之中。
像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那样的大商业城市, 最富有的商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当地政府的管理。 同时, 稳固地掌握城市政府成为他们维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保障。
城市内部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权力的失衡，导致的社会冲突不可避免。首先, 统治阶层内部派系纷争不断。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在意大利的影响力使得几乎每个城市内部都划分为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和支持教皇的圭尔夫派 。
不过, 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标签”。城市内的贫富分化和政治地位的失衡, “肥人”和“瘦人”的冲突困扰着每个城市。两种斗争趋势不断渗透, 党派之争导致各个党派利用大众的不满谋取私利, 加剧了城市的社会动荡。
为了调整社会秩序, 各个城市国家都在政府组织和法律等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城市国家的结构因而发生了剧烈变动。在政府机构、官吏组织、税收和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完善。但是, 这些措施都没有很好的根除存在于各城市的派系斗争和民众骚乱。
在热那亚存在着两大贵族宗族, 即马内西亚诺斯和卡尔玛蒂诺斯, 他们是原有的封建贵族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产物。马内西亚诺斯宗族控制执政官直到1122年, 而卡尔玛蒂诺斯宗族从1123年到1149年占统治地位。两大宗族的相互竞争和敌对，导致热那亚城市国家一直不可能拥有凌驾于宗族之上的权力和认同。
在威尼斯, 经商的贵族操纵了政府, 即由商业资本垄断了政治权力。1170年, 建立了大议事会, 拥有控制政府其他部门的巨大权力。1297年, 一个只占总人口5%的、封闭的、世袭的贵族集团宣布关闭大议事会, 大议事会的成员资格被专门留给了数量有限的贵族家族。
接下来, 为了防止出现贵族之间派系政治, 威尼斯政府设计出了一套包括选举、监督等程序的复杂的、互相牵制的政府运行制度。
但是, 威尼斯的非贵族平民, 不管他们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 都不能在大议事会占有一席之地或在国家的其他部门担任高级职务。因此, 在社会层面上依旧没有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达成共识, 也就无法消除政治动荡的隐患。
在佛罗伦萨, 贸易和手工业齐头并进的经济特点决定了其政治发展更为复杂:一方面, 土地贵族与大商人和银行家之间存在冲突与合作;另一方面, 垄断工商业资本的城市贵族与小企业主、手工业工人的冲突。
而且, 这两方面往往同时发生, 相互交织。1244年后, 大行会成员组成“人民集团” 。这支依靠市民组成的民兵武装, 反对由皇帝委派的督政官, 与城市内的封建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而后, 大商人与贵族相互融合实际上控制了城市政府, 七大行会、人民集团和城市贵族之间界限模糊, 形成一个统治阶层。此后, 佛罗伦萨政府组织形式的不断变化，说明在利益集团之间为争夺政府权力而展开激烈竞争。
1293年, 掌权的圭尔夫派颁布《正义法规》 , 列出那些反对者家族的名单, 由政府明令把他们定为严格控制的对象, 企图以此保证权力的合法性。不过, 这样制订的法律不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而是完全有利于胜利者的一方。所以, 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派系问题。
七大行会掌握政府权力后, 利用政府权力制定出七大行会垄断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定。行会下属和普通雇工都不得加入行会或自组行会, 其余小行会的组成也必须经过大行会和政府的批准。
1378年, 最终失败的梳毛工起义将统治阶层与下层民众的矛盾激化暴露无遗。此后, 佛罗伦萨政治发展的总趋势是城市贵族的几个大家族，通过七大行会牢牢地控制住了政府。
由此可见, 行会在意大利变成政府体制的一部分, 选举和推荐其成员在城市机构中任职。因此, 行会的利益在城市制定政策时也会被加以考虑。无疑, 行会直接掌握政府的权力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不过, 正是在工商业发展中形成的“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塑造了意大利城市国家新的政治结构。为了追逐各自的工商业利润, 不同的利益集团竞相参与到城市政策的制订之中, 透过政府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 导致政府权力被“城市贵族”所垄断, “集团利益”掩盖了城市中的普遍利益, 最高政治权力始终没有获得合法性和公信力。
对于迅速成长的意大利城市国家来说, 工商业的繁荣造成社会流动的加快与原有社会等级的破坏。在建立新秩序的过程中社会冲突不断, 这促使利益集团在城市内寻求一个最高权力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 表现为城市国家的政府机构的不断演变。
不过, 由于利益集团直接控制市城市政府的政治结构没有改变, 导致各方无法就最高权力的合法性达成共识。因此, 城市中缺少超越各种政治势力的政治权威。 城市政府无法发挥在不同阶层、不同行会之间进行利益平衡的职能, 各方之间的政治关系较难调和, 从而阻碍了城市国家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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