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瑶说史
编辑/阿瑶说史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现代中国的变化可以说是最为剧烈的。这一次的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在面对“千年难得一见的敌人”的同时，也出现了“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变故”。其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转变为以大型机械为主的工业社会，从而对中国的整体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改变。
毫无疑问，这场巨变的根源，是来自于西方的力量。然而，关于西力对中国的影响，至今学界众说纷纭，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一种是由美国费正清先生提出的，他认为，这一转变是由西方的直接冲击造成的，可以归纳为“撞击—回应”的格局；另外一种观点，则是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如滨下武志等人，主张从亚洲看西方。
换句话说，现代西方之所以来到亚洲，是因为亚洲本来就存在着“朝贡贸易圈”，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利用和改造了这些国家，从而导致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
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学者，有了显著的深化和推进。然而，在对这两种典型的看法进行反思和剖析时，仍需进一步深化，即无论是从亚洲来看，现代中国的变迁是怎样发生的？
特别是在现代中国，当它转向以大机械为主的社会体系时，它是怎样起步和逐渐深入的呢？现代中国在这样的转型和深化中，有哪些特征呢？笔者认为，只有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与讨论，才能深刻地对比上述两种观点的优劣，从而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中国的现代化特征。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对晚清社会经济制度进行分析探讨
西方经济模式在清末中国受到的影响以及中国社会对其的接纳，最早是从民间开始的。由于政府的压制与制约，民间对西方经济体制的接纳与仿效，最初是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其表现形式大致如下：
当西方国家进入中国，建立新的商业体系时，清政府不让中国人参与和建立西式公司，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的做法是“附股”于外国，从事外国的经济活动，从中获利，从而使中国人首次接触和接受了西方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中国的社会向工业化的方向迈进，从而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变革。
这些人股外资在中国的公司，再加上“诡寄”的方式，从事外国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谋求与外国商人同等的地位和待遇，即“附股”、“诡寄”。
汪敬虞在其《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一文中，主要论述了“附股”的“附股”现象，并对其进行了较为集中、典型的研究。他指出
“在19世纪，在外国侵占公司中，华商的附股行为是一种普遍现象。从轮船，保险，银行，堆栈，到纺纱、丝绸、煤气、电灯，从一家拥有几百万两银子的大公司到一家只有几万两银子的小公司，从上海到其他的商业港口，凡是有入侵者活动的地方，都少不了中国商人的支持。
他认为，外资“在大公司里的华商联营”特别值得关注。航空工业的旗昌、太古、怡和、汇丰、大东惠通、中华汇理，各大保险公司、地产公司、纱厂、丝厂，总之，凡是在中国垄断市场、横行霸道的外国大公司，都有“华股”。
他认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一现象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在一百三十个华国人的大股东中，有十八个是在六十年代，五个是五个，七十年代是二十七个，属于六个，八十年代是二十一个，九十年代是六十四家，分别是十四家，九十九家。
在一些公司里，华股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很多公司的华股，都是公司百分之四十的资金。琼记洋行，旗昌，东海等船舶公司，金利源仓栈，上海自来水公司，华股均有超过半数；烟台、怡和、华兴的玻璃厂，都有六成以上的华股，大东惠通、中国的玻璃公司，更是占了八成。
很明显，与过去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体制相比，“附股”的华商活动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产和管理模式，给中国的商人们提供了一条新的赚钱和增加财富的途径。他们的这些行为，势必对现代中国的其它群体和社会秩序造成重大的冲击，也为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经济与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使之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革。
除了参加和入股外资公司以外，还有一种“诡寄”的中国商人假扮外国商人来做生意。这一“诡寄”的运作，也有许多种。一类是假冒外国商人，以躲避赋税和政府的严刑逼供。《筹办夷务始末》是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中国政府向英国发出的一份照会：
“安徽祁门县程付碣，有一家商号，由当地商贩开办了一家宝顺茶铺，由当地商人出资，不能多收一厘，但该县并没有据各处报有洋商设栈”，“其照会内所称内陆城镇，条约内本无准外国商人经营之条，也没有英商在内陆经营各等语。祁门宝顺的茶楼，确是大陆商人所开，假借外国商人之名，为的就是抵赖捐款。”
在清末中国，民间势力的变化，是经过一系列的抗争、不断的要求和长久的坚持而得以实现的。
本文以清末中国小型船舶工业的发展与变迁为实例，对其进行考察。自从中国近代化的门户开启以来，中国日行的外国船只就越来越多，他们只要交纳正税和子口税，便可以在中国的所有港口自由航行，而中国的小船却要纳税，每口纳厘，而且还要受到关卡和当地政府的敲诈勒索，这样的不公平对待，促使中国商人通过上书、请愿、抗议等方式来保护和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清廷也感到华商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对国家的赋税和国家的影响，于是他们齐心协力，使中国的晚清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8年，两广商人强迫当地官员废除华船和外国船只的赋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被迫放宽了对中国商人经营汽船行业的限制，小型汽轮行业在中国迅速崛起。然而，在成立小轮公司时，中国政府常常对其进行各种刁难和制约，其中就包括公然索取巨额的收费。
1898年广州海关的报告中说，“新章”规定，每一艘轮船都要缴纳十两银子，一年一次，一次二两，但如果是商人，每个月还要上交五十块钱，就算是一艘专门的船只，也要交五十块钱。为了逃避官府的欺压和敲诈勒索，若能改用假扮外国商人的方法，改为洋旗，便可免除这笔费用。
因此，不少华轮改用洋旗，假冒洋船航行以躲避厘金。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垄断了部分航线，使各大轮船不得不打起洋旗，以洋旗为护身符，洋旗一出，官员不敢封，差役不敢打扰，于是，专设挂旗。
华航公司挂洋旗，具体数目不能计数，但肯定不会少。1908年广东海关对1907至1908两个月内有航海的船队数量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
据统计，1908年中国军舰数量由1907年的142艘猛增到了28艘，与此同时，英、法、德等国的战舰数量也锐减到了78艘。中国船队数量急剧增加，外船数量锐减，其直接原因是1907年广东爆发了一场反对英国夺取西江航道的反帝运动。
在这一运动中，全国人民和华商都开始了反对外国货物登船的活动，洋旗上的船队收入锐减，商船工会也曾多次商讨
“劝商人们不要挂洋旗，冀杜外人士的口风，并力图在当政时实行严刑变法。”广东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宣布免除中国的船牌费用，并告知各国领事，“禁止外国商人以他们的名义，向华商借钱。”
对于冒挂洋旗的中国商人，也要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才使“近代中国船队多举洋旗”的状况转变为“争本国之”。到908年五月，广东“内河小轮英复三十，法旗改复旗十九”，在五个月里，就有四十九个小船在中龙船上放水。1908年，广东关内的统计船舶数量大幅减少，中国船舶数量大幅增加。从这一点来看，“诡寄”在全国各地打着洋旗的商船不在少数。
以上所述，都是商人在外国投资或打着外国人的旗号逃避税收，冒充洋人商人，要求外国公民加入他们的国籍。
这些史料不仅反映出华洋商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待遇上的差异，而且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的种种反应和对政府的治理上的困难，也预示着中国旧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与秩序必然发生一些变化。
在此，西力的冲击与官吏的反应，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要求“一切效仿西方法”的情况，也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大门被“坚船利炮”攻破，西方工业品大量流入中国，虽然清政府中有许多顽固的守旧分子，但也有一些人清楚地认识到，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必须进行变革，适应时代的发展。
比如，李鸿章就曾指出，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后，他说：“除了工厂的税收以外，再加一笔钱，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如钢铁、羽绒、洋布等，都与民生息息相关。洋船运输迅速，赋税只有一半，奸人就可以蒙混过关，所有的商品都免征关税，因为他们的赋税都写在了和约里，所以双方的利益差距很大，百姓也很为难，这就是贵族们的不幸。
丁日昌要建农具，曾国藩和我建议，要开煤矿、铁矿、港口、轮船，都是为了内陆的发展，他们不能阻止外国商品的进入，也不能禁止他们不使用。
英国的毛料，每年销往中国时，每年可销银三千万两，铜、铁、铅、锡等商品，可卖出上百万两，与中国的女工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而商品的精髓，则是从海上而来，无法与国内的本土企业相比。吾利日兴，彼利自薄，而更有利之税。
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开发过，偶尔也会有工具和技术，但常忧国用不足。这何异于家中有一座金库，不开而愁饿。我看谁先挖，谁就挖谁。一切照搬西方的做法。或由官员筹措资金，或说服远近富商，合立一家公司，从中抽取一两成的利润，再加上养船练兵，这是国家最大的好处。
清政府在清末设立机器采矿所引起的纠纷，并不是孤立的，轮船、钢铁、机器织造、铁路等领域的成立，都是一样的。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在现代中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可以从民间层面和政府层面来分析其变迁的原因。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由民间力量带动，再由外部的压力促使政府进行改革，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现代中国的转型在十九世纪末开始加快。现代西方工业发展模式对中国的经济体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和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民众们积极地接受了，清政府被迫做出了改变，而清政府也积极地承认了这种变化，并且积极地接受了这种变化，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中国的现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参考文献：
胡《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一一务运动与外资本的关系》1987
宝编:《中国近代航运资料》上海1983 年
宝璋、朱贵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 年
左宗棠:《左文襄公书》，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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