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期间政权林立，几经嬗变。西汉后期，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王莽新朝建立后，试图以儒家思想重构政治经济新秩序，实行了一些政治上、经济上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现状没有得到改善，吏治腐败、豪强欺压百姓等情况依然存在，甚至更甚于西汉，人们对新政权的期待并没有得到实现。
很多反对王莽新朝统治的反抗力量开始涌现，经过失败、重组、建构，成为有组织、有兵力、有势力范围的政治实体，刘秀的更始政权虽然短暂，但是在两汉之际的历史上有极大的价值，它不仅推翻了王莽政权，也对东汉政权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两汉之际的第一个刘氏全国性政权，它与建世政权和东汉政权相较，结局各异，独具特色。
汉武帝之后，诸侯国日渐式微，对朝廷的集权统治再也构不成威胁，从而解决了汉初以来王朝内部的政权合法性危机，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成为汉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有利于汉朝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但另一方面，儒家所宣扬的“君权神授”、“灾异谴告”等思想，又成为汉王朝保持长久统治的掣肘。
汉初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带来了汉朝经济实力的提升，国家实力壮大起来，然而汉武帝对外征伐也带来了汉朝的国库空虚，加之汉武帝后期大兴土木，好大喜功，造成了汉初积累起的财富消耗一空，昭宣之后土地兼并更加剧烈，百姓破产流亡屡见不鲜，统治者无力解决这一现实局面，无法提出治国理政的新方略，汉朝的统治合法性再次受到质疑。
《汉书·王莽传》记载：“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公元8年，王莽宣布自己代汉成为皇帝，改国号为“新”，然而改朝换代并不能够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为了维系新朝的统治，王莽必须要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采取适当的措施，于是儒生王莽开始从儒家经典中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式。
《新莽职官考》记载：“及即位，慕从古官，大更名号……余如周官王制之言，复采之改易名焉。其意殆欲稽经传，法古立制，远系唐虞之德化，而近致周召之太平也。”
王莽的官制改革和行政区划改革，过度追求儒家理想政治中的制度完美，在没有考虑好新设职官与具体行政事务如何有效衔接的情况下，官制改革只会带来行政的复杂和繁冗。他的激进变革拗断了地方行政上的历史与传统联系，而且也没有与实际的地理状况相联系，除了增加现实行政运作的困难，也会因为社会认同度低而削弱社会大众对官僚体系的接受与信任程度。
王莽改制由于脱离社会实际，整齐划一、符合当时儒家理想的社会政治地理蓝图，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社会政治意义，反而加剧了社会政治层面的矛盾与危机，在经济与政治其他方面的失败措施，共同加速了新莽王朝的崩溃进程，为新政治实体的孕育、产生以及新的政治地理格局出现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
新莽末年社会危机持续发展，社会各地都爆发反抗力量，这些反抗力量或是小农群体自发的组织行为，或者豪强势力割据一方，这些反抗力量的崛起是政治实体的自组织过程，也是新莽王朝崩溃后政治地理格局的重构过程。
新莽时期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由于脱离实际，制度设计太过于理想化，最终非但没能解决汉末以来的政治、经济危机，反而使得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严峻，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政治上，吏治混乱的现象更加严重。王莽官制未定，天下官吏大多不得俸禄，由是“并为奸利，郡尹县宰家累千金”。天凤五年，王莽下诏，征发军吏和缘边大夫以上官吏财富的五分之四救边急，充当军费，但是由此带来官吏奸贪更甚从前。汉末以来吏治腐败的问题在王莽新朝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新朝改革的进行中愈演愈烈，渔利侵掠百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民众因为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不得不起来反抗新朝统治，随着这些反抗力量的日益壮大，他们逐渐意识到需要有权威人物来代表他们的利益。社会下层的反抗力量亦成为“人心思汉”思潮的追随者，这种追随反映了人们在战乱动荡中对安定美好生活的渴望。
绿林军和赤眉军是这类小农群体的代表。更始政权建立后，占有西汉刘氏皇族的“合法性”身份，这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响应，人们在反对王莽新朝统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转向了看似可以拯救现实苦难的更始政权，一时之间，一呼百应。更始元年九月，王莽被斩于渐台，新朝覆灭。
以小农群体为主的政治实体在建立政权组织后，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权建设，组织架构松散，对官员公卿缺少严格的纪律规定，这些原本就出身草根的官员公卿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依然以攻掠财物为主，在民众中间丧失了威信。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之下，注定小农群体不能对地方实施有效控制。
西汉时期豪族权贵迅速发展起来，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资源，政治上不少豪族也成为新兴的官僚阶层，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随着各地农民起事的陆续发展，战乱波及各地，豪族权贵或出于自保，或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意图在乱世占据一席之地，不少豪族权贵也开始聚众起事，展开积极的活动。
刘华祝文章述：“新莽末、东汉初，坞堡组织遍布各地，地方豪强利用之吸纳流民，组织生产，抵御侵袭，保存实力，以周旋于动乱局势之中。”
两汉之际，豪族权贵利用自己原本已有的政治经济实力，“豪右往往屯聚”，“大姓各拥兵众”。这些豪族势力往往自己发展成为一方的割据势力，或者依附更为强大的豪族势力形成更强大的政治实体，因此，豪族权贵在两汉之际政治地理格局的形成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这种形势下，刘秀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
相比于小农群体，各地豪族权贵利用原本就有的政治经济实力，建立坞壁，保存实力，这些豪族势力在政治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政治性。他们的领导人大多为西汉时期的世家大族，不仅掌握着政治经济资源，并且大多为世代读书的儒士。
豪族权贵在建立政权后能够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维护统治，例如窦融集团在河西设置官制，加强组织机构的建设等，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稳固地域性的统治，而不是像农民政治实体一样组织机构散乱无纪律。这些豪族虽然对重新构大一统的社会秩序造成阻碍，但是也局部维护了统治秩序，构成整体纷争，而局部较为稳定的态势。
以小农为主的政治自组织或政治实体，以豪族权贵为主的割据势力在两汉之际纷然错杂，政治地理结构演变的方向混沌未明，这种状态直到刘秀集团进入河北之后才逐渐明朗化。
“人心思汉”的思潮为刘氏“再受命”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各地割据势力纷纷以刘氏宗室子弟为政治代理人，刘秀兄弟亦是以刘氏宗室子弟身份起事，在两汉之际的征伐战争中，刘秀集团逐步站稳脚跟，成为全国性的政治实体，走上统一全国、重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政治进程，重构两汉之际的政治地理格局。
更始政权进入洛阳后，“遣光武以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十月，持节北渡河”这是刘秀集团开始独立发展基业的开始，由此，刘秀在河北积蓄实力，为之后的重新构建大一统王朝作了充分而必要的准备。能够在众多的割据势力中崛起，并迅速取得正统性地位，其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是其创构帝业的关键因素。
更始政权和赤眉军的主体是农民军，他们在攻占城邑后，往往攻掠抢夺，将资源洗劫一空，并不会对当地进行再生产建设，在当时战乱的情势之下，社会经济本就脆弱不堪，因此更始、赤眉掌握的经济资源有限，不能为其进一步的政治进程提供支撑。
更始政权存在时间较为短暂，政治制度在承继关系上却颇具特色，主要是以西汉时期的官制为基础，同时杂以王莽时期的一些机构设置，并有一些创新之举。更始政权的官制系统较为完备，建立起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中央和地方政治制度，但在实际运作中非常松散且混乱，事实上政权并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权制度。
在迁都洛阳前后，更始政权基本赢得全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因而招降活动也取得丰硕的成果，一时之间天下纷纷归附，不仅农民军如赤眉、城头子路和力子都等都接受封号，表示归附；就是一些地主豪族大姓也慑于威势，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更始集团用人不当和不善安抚各方势力，面对众多的利益集团，缺乏控驭和平衡能力，尤其是未妥善处理与赤眉军的关系，招降成果没有得到及时巩固，反而很快毁于一旦，各种割据性政权据地并起，更始政权很快就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这也是更始政权灭亡的重要原因。
《读通鉴论》记载：“微窥其（光武）所以致胜而荡平之者，岂有他哉？以静制动，以道制权，以谋制力，以缓制猝，以宽制猛而已。”
从外部因素来看，赤眉军投降而复叛，刘秀于更始并反攻更始是政权灭亡的直接原因，因为正是在二者的直接进攻下导致其灭亡。从内部因素来看，政权内部矛盾及残杀，加之后期的腐败等加速了它的灭亡。然而，宄其根源，更始政权之速亡，主要是由内因所致。
内因最根本的因素是更始政权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集权制度，对中央和地方的控制力都极其微弱。更始政权虽然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行政体制，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非常分散且混乱。在中央，更始帝大权旁落，被迫自我麻醉，对地方的控制也微乎其微，以致诸将都擅命地方，中央和地方势力随时可以起来与更始政权抗衡，这是其灭亡的最根本原因。
汉末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引发了民众对汉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质疑，此时的王莽新朝政权正是人们对改变现实社会危机的期许之下建立起来的。
新莽后期，民间反抗力量不断出现，以小农为主的政治实体从社会最底层开始摧毁新莽的统治，随之而来的是豪强权贵势力为求自保建立割据势力。刘秀集团自东统西进行王朝统一战争，东汉政权在建国初的十年时间里，基本上征服与其同时的其他政治实体，构建起新的大一统政治地理格局。
两汉之际是中国古代新旧政权交替的重要时期，从政治地理的角度出发来梳理这一时期政治实体崩溃与重构的过程，既能够分析了政治文化、资源等要素在政治体的演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两汉之际朝代更迭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
[2]班固：《汉书》.
[3]董仲舒：《春秋繁露》.
[4]司马光：《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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