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历史学家也不会关注农民，官僚以及商人的长期变迁，或者说这只是小众领域。虽然一些史学者也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一些制度使学者也会注意社会的长期变化，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将这些变化投射到逐渐改变的未来中去。
对于传统的儒家史观而言，他们认为历史并非直线发展，而是以螺旋的形式前进着的，每一次前进，并非是全新的一步，王朝循环往复就像自然界的生物一样，无法逃开生死的法则。而且朝代循环更替的观点也是自大统一王朝建立以后，中国最主要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在儒家成为主导学说以后，儒家的道德性，宗教性和意志，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世学者对王朝更替逻辑概念的定义。
早在公元前1027年，殷商被周王朝所灭。这种道德论调就甚嚣尘上，传统的史学家和儒家学者从来不会关注社会历史发展更替的基本物质逻辑和脉络，而仅仅以道德作为王朝更替的最终目的和原因。当然，这种理论确实可以自圆其说，并给后世统治者足够的道德约束，但是这种道德约束随着社会历史以及生产力的逐渐发展而变得遥远，逐渐埋在了历史的灰尘之中。
在商朝时期统治者被称为帝，这个称号到了后期逐渐抽象化，并且在新兴的部落中被视为天。商王朝以及之前的统治者也在这种的逻辑条件下就被称为天。但是后来天的范围逐渐扩大，逐渐神圣，升华无法成为商王朝统治者的个人私产的地步，再加上政治上的更替，到了周朝，为了使自己的叛乱合法化，便将帝这个称号与天分离开来。
在人间统治的不再是帝而是天子，并且宣称之所以能够改革天命，是因为敌人的治国无德，失掉天命，自己则是天命的合法代表者。这是后世儒家为了完成自己的学说，而采用的之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周王朝建立之后的逻辑观点。此后的孔子和他的弟子满清热血的接受了天命论的理论依据。这也是为何儒家在春秋战国发展的后期会逐渐于阴阳学说相符合，因为两者对于天道的基本观念确实有很多一致性，有很多潜在的融合点。
治国逻辑在儒法两家
同时在周朝礼乐制度之下，儒家也继承了礼乐制度的基本逻辑。在儒家看来皇帝只要尊奉孝顺父母，关爱臣子就能使国泰民安，文化昌盛。但是按照实用主义的理论，按照法家的理论哲学，远远不足以达到强国的目的，真正的强国在法家看来是真正解决土地制度的问题，真正解决国家制度，对国家行政体制进行改革，依法治国等等，这些切实能够改变社会物质条件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动作，才是治国的基本逻辑。
儒家对于未来太平盛世的很多语言都是建立在法家变法成功基础之上的，正是因为法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制度，并坚定奉行，所以儒家的礼乐文明才能在这一政治框架之下成为国泰民安的精神支柱。不管是儒家的以德治国，还是法家的依法治国，其实君主的道德的确能够影响政治秩序。
儒家的以德治国也就是圣人治国。在圣人存在的情况下，国家的整个官僚体系也会依照圣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对于法家而言，如果王能够坚持依法治国，那么制度上的先进性就可以使得这个国家国泰民安。但是双方的理论都存在问题。不可能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圣人，同时也不可能所有的统治者都坚定奉行依法治国，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利。所以道德或者说法律是儒家或法家的真正信仰是自主，并且这种信仰能够被整个官僚体系和君王所接受。
其实不愿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都能使国泰民安，但问题就在于权力在没有民主化的条件之下，德和法，其实都可以成为某些人的统治工具。即便君王是明智的，那么附属于其行政体系的官员们也很难做到以德和法去约束自己，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虽然各个朝代都主张依靠儒家的行为规范约束整个官僚体系，但是这最终并不是依靠儒家的道德和法家的法律，而最终还是赖官员的自制能力。
只能在官员们信奉道德和法律的情况之下，儒家和法家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才会凸显出来。否则两者都是个别官员，甚至是君主谋求自己权利财富压迫民众的工具。而一旦到了这一程度，百姓所牺牲的福祉，就会造成农民叛乱，而新朝代也将随之诞生，为掌握下一个合法的天命，创造条件。
暂且不说道德与法律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就朝代循环论而言，道德层面的推演总是被很多历史学者推到极致，赞扬以道德为主的儒家学说这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事实情况之下，在无数个王朝政权的官僚体系当中，真正以道德为高标，终身约束自己的君王和臣子又能有几个呢？而且儒家的道德观念在王朝并没有被推翻之时很容易因为末代君主的荒淫无度而颠覆整个朝代。因为道德的歌颂其实不分君王的明智与否，是否昏庸无道。
臣子对君王的道德歌颂，到了王朝后期往往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并非基于事实的君王道德的仁德与仁爱。所以与此同时也很容易给叛乱者带来谋朝篡位的合法性，不论是王朝统治前期还是后期，所有的王朝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是周王，自比天命，但所有王朝末期的叛乱者也都认为自己是周王，应取而代之。
但是这种政治上的道德观念也确实影响深远，很多王朝晚期官员们被灌输的忠君思想使他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效命所谓的篡位者。因为合法性的积蓄是要合理合法的，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们，在道德层面必须掌握至高标准，才能小心的稳定这个新政权。所以在王朝动乱之时，很多将军，叛乱军队以及地方权贵都能够起兵响应，推翻这个旧有的政治框架，希望建立自己统治之下的政权，但是真正能够称帝，坐稳天下的却屈指可数，因为道德层面的正义，虽然谁都不会忽视，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取代旧道德至高观念的屈指可数。
道德循环论在政治上便成为王朝更替的主要逻辑，而道德不仅仅是说出来的，更要实际化，每一个人都能看得到的仪式标准。而这种仪式标准往往与宗教相联系。一个封建王朝尤其是统一之后的封建王朝为了维系自己的天命论，往往会大搞庆典，用隆重的仪式宣扬天命。并结合各种天象学说和神明祭祀，以巩固自己在道德上的至上性，并附会朝代循环理论，将王朝的统治与某些颜色，自然因素，例如五行联系起来。通过天下和祭祀确保自己的正统性。
而且汉代儒家学者还主张天子具有半神性，是上天赋予的对民间统治的最高权力。保持天地的和谐由此成为皇帝的分内职责。这也是皇帝个人道德的论点，但是这同样容易被叛乱者所利用例，如用天下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最终达到推翻封建政权的目的。天象是自然而然存在的，甚至历史上记载的一些天象，完全是虚假杜撰出来的，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客观事物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一个朝代的开创者，即便在当时没有任何天象的出现，在王朝建立并稳定以后也会大搞各种仪式，将很多杜撰出来的天象附会到君王道德，朝代合法性这上面来。
用宗教和祭祀仪式表示自己的正统，不论是道德还是王朝的各种仪式，其核心其实都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意识。在整个封建大一统的王朝史上，统治意识其实是各个封建王朝的核心，不论是儒家法家诸子百家，还是之后的后世学者，无论各门各派，他们学说的理论核心都是希望自己的学说变成君王的统治意志。不仅贯穿到整个政权，还要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并扎下自己不可动摇的根基。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也都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汉代已经出现的天人感应等朝代循环学说，依然没能赋予任何一个王朝和君主最终控制权。不论道德宣传的多么好，不论仪式多么正规，庞大，也不论王朝和君王的统治意志有多坚决，王朝终归灭亡。但是在当时人们找不到这一论点最科学的解释依然以天命论作为王朝更替兴衰的基本逻辑。当时人们根本无法阻止失去道德的所谓封建王朝的覆灭。
他们认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影响天命的持续时间。因此，历史学家出身的司马光则主张修订资质通鉴，以古鉴今，改革朝代痹症，达到延迟灭亡的目的。但实际上真正能够使一个王朝延续，并且重新焕发生机的恰恰是儒家学者最不愿意承认的法家改革。因为真正决定一个王朝存续与否的，并非也源于君王的意志，国家的庆典，以及道德的宣传。而是源自于一切国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的变化和解决。
很多以意志论为基础出发点的学者和官僚，根本不会想到甚至是反对，在现实条件下有哪些国政是出问题的，他们总把历史兴亡的基本逻辑附会到天命论上，忽视或否定人们的具体改革，这种改革，恰恰是利益方面的重新分配。这对于那些虽然希望王朝得到延续，但是却又不愿意贡献自己利益，宣传天命论的人，是绝不可接受的。在封建王朝时期道德的沦丧，仪式的破坏以及统治意志出现问题，是多数人认为这个朝代应当兴亡的基本观点。
而这三者也恰到好处的明确了皇帝官员以及普通民众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对立的关系。在儒家学说看来道德修养就是君王每日勤政，官员做好份内的事，而民众奋力耕地。但是法家学说当中，这一逻辑其实与儒家一样，只不过儒家是以道德为最高的理论基础去诠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法家以法律制度为基础去诠释三者的关系。
在儒法两家当中，皇帝虽然在各自的仪式和概念当中都拥有崇高的地位，但是皇帝在这两家之中，并没有成为最终的学术领袖或者是宗教领袖。这两种学说只是服务于君王，而并非成为超越国家意志的学说，并企图控制最高统治者。这在国外尤其是西方十分常见，但是在封建王朝时期的中国，以儒家法家为代表的各家学说终究只是附属于黄皇权之下的工具，尤其是在大统一文明的建立以后，阴阳学说逐渐渗透到诸子百家的原有思想体系当中。
天命论会依据所谓的国民福祉去衡量一个君主的统治，又由于王朝权力以及皇帝权律并没有相互监督的有效体制，所以一旦君王出现问题，属于君王之下的监察机构就会立马成为皇帝陛下的工具，整个朝堂就会充斥着留须拍马的君臣，极大的满足昏庸无道的皇帝的虚荣心。
但其实在皇权统治之下，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那些直言劝谏的臣子，而不是借着儒家道德高标一位附会君王的阿谀奉承之臣。朝代并没有永存的，也没有所谓的固定生命周期，只有在物质力量强大的情况之下，以道德方面的绝对优势，一个王朝才能真正建立。历史上有无数个小朝廷存在于几年，十数年。但是他们最终因为存续的时间太短，而不被人们所承认。这些朝代的统治者虽然有称帝之举，但往往难以为继，在儒家传统理论当中，这些弱小的政权甚至是一些叛乱政权贸然称帝只会引来整个政治圈的嘲笑，并招致覆灭的惩罚。
当然也有一些大统一的王朝，在统治之初就遭到了厄运，或者是皇位的争夺战或者是由于自身原本便统治不稳而出现的第一代领导人死后的大规模叛乱。秦朝并没有度过这一危机，而短期灭亡，而明朝确实度过了这一危机，靖难之役以后燕王朱棣成为大明皇帝，明朝的政权才真正稳定下来，内部皇族之间的激烈争斗结束，随着历史规律的发展，明朝到了后期朝代覆灭的步伐，依然陷入到历史循环论的这一宿命当中去。
而一个王朝到了这一时期，无非出现的几个征兆就是对外作战失利，经济衰败，官员们或叛国投敌，或依靠国内叛军，各地流民四起，自然灾害频繁，各种江湖术士和游侠到处奔走呼号，企图拉出一杆自认为可以帮助自己夺得最高统治权的军队和组织，认为天子就会出现。
一个新的历史循环论就又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初期依靠天命论，否定一个垂死政权的合法性和它的命运，并将这种天命重新附会到一个足够勇敢，且强大的有前途的人的身上。各地不满足于现状的人又会重新辅佐他作为一个新天命的继承者，在地方发动叛乱以证明之前的王朝确实走到了终点。而天命所归，就是自己。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