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族是中国古代北方东部草原东胡系分裂出来的一个部族，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两支，他们以成熟的骑马民族优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了整个北方。由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在中原建立的第一个政权，其疆域东起辽西，西至新疆东部，北至蒙古高原，南达淮南。
北魏地形图
鲜卑族的文化风格既有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色，又有受中原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烙印。他们承前启后，为中华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开拓了道路，并对后来的隋唐盛世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西汉初年东胡被匈奴击破后，溃败分裂成两部，其中一部退居大兴安岭南端乌桓山中，史籍称乌桓族。另一部分为两支，一支向北退居大兴安岭南段的鲜卑山游牧（今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一带山中），以此山得名，被称为东部鲜卑。最初匈奴强盛时，鲜卑因其势力弱小，臣服于匈奴。因南面有乌桓相隔，所以不见西汉史籍。至东汉初，乌桓族南迁至今辽河下游、山西河北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驻牧，于是鲜卑族亦向南迁至辽东塞外。
早期鲜卑族使用的桦树皮罐
东汉中期时，匈奴被汉军击败瓦解，鲜卑趁机转徙漠北，占据匈奴故地，并收降匈奴余部十余万，势力骤然大增，时常侵扰寇掠东汉边境。东汉末年时，鲜卑族出著名首领檀石槐（公元156年至181年在位），其勇武过人，兼并了鲜卑各部，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设汗帐于弹汗山（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尚义县南），控制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势力极为强盛。檀石槐去世后，部落联盟瓦解。接着鲜卑部落首领轲比能率部继起，再度建立部落联盟，重又统一漠南地区。公元235年（曹魏青龙三年），轲比能被刺身亡，联盟再次瓦解离散。此后东部鲜卑分化为宇文部、段部、慕容部等许多支系。在两晋十六国时期，先后建立前燕、后燕、南燕等强大的地方政权，活跃于北方草原和中原地区。
东汉刻狩猎纹骨板，为早期鲜 卑族遗物
由于马能强国亦能富民，鲜卑族非常爱马并善于饰马。在鲜卑人的文化遗存中，最突出的是大量图案精美的铜鎏金镂雕工艺的鞍马饰具。鲜卑贵族一度十分盛行戴金银质的步摇冠，也给心爱的马装饰上华丽的金步摇叶。如1988年在辽西朝阳十二台乡鲜卑贵族墓出土前燕时期的成套鎏金马饰具，其马面饰中间当卢上部有三束火苗状的火炬形，顶部插马缨；当卢周边左右对称穿附28个套管穿连的鎏金步摇叶，两侧还固定有铜鎏金马镳。可以想象出，这些马面饰披戴在马头部一定是极为华贵富丽的，从而也可联想到良马在鲜卑人心目中的地位。
北 朝 鲜 卑 族 金 步 摇 冠
从马饰具精美的装饰纹样中，可以看出鲜卑人不仅保持着草原游牧文化风格，还吸纳了中原文化的特色。如1995年在辽西朝阳县七道岭乡鲜卑墓出土的前燕时期鎏金镂雕马饰具中，有骑士射猎纹、龙、凤纹、鹿纹，底纹为大小不等的多方连续龟背纹。从辽西地区出土的这些成组成套精美的鎏金马饰具来看，其工艺的精湛、形制的美观、马具的完备与成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学术界有「中国马具是魏晋时期发展并完备起来」之说；还有学者认为这「是古老的鲜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鲜卑族的另一支是东胡族系最著名的拓跋鲜卑，初期生活于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一带的山脉中，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在其首领的带领下，举族离开大兴安岭高山，西迁至呼伦贝尔草原额尔古纳河上游的依山盆地，这里有丰美的牧场，牛羊成群，有呼伦和贝尔湖，水源充足。此即《魏书》中所谓鲜卑人「南迁大泽，方千余里」的记载。
这个富饶之地是许多游牧民族兴起之前，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的地方。拓跋鲜卑在这一地带的墓葬和遗址中，留下了大量东汉时期的文化遗存，如满洲里札赉诺尔鲜卑墓群中出土的桦皮罐、陶罐、长铁剑、骨镞、木弓和弓囊，其木弓呈弧状，用一条桦木刮削而成，兽筋弦已腐蚀；弓囊用桦树皮卷曲成扁长筒形，衔接处用筋线缝合。从以上可看出，当时鲜卑族不仅就地取材制作弓矢、箭镞，同时也使用铁质武器，狩猎和军事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飞马纹鎏金铜带饰牌 （东汉鲜卑族），呼 伦贝尔扎莱诺尔出土；此牌饰反映了 鲜卑族的古老神话传说。
在札赉诺尔东汉鲜卑墓中还出土一套两件鎏金飞马纹铜带饰，分别为带钩和带扣，均以半浮雕相对的双翅飞马作主体纹饰，其马首较大，躯干粗壮，为典型的蒙古马之特征，而马腹侧上扬的羽翼又平添了一种虚幻的神话色彩，也体现了鲜卑族精神文化的一个方面。札赉诺尔鲜卑墓还出土一件长15厘米、宽2.5厘米的狩猎纹骨板，上面刻有猎人张弓射向前方一只奔鹿，有趣的是，猎人后面有一颠倒的脚朝上的鹿，显然作画者是想表达已被自己射死的鹿。骨板上面有16个圆形和长条形的穿孔，具体是固定在服饰上还是其他物品上还不十分清楚，但此图案的主要意图一定是同祈盼多打猎物分不开的。
鲜卑族武士征战铜头盔
拓跋鲜卑经过三、四百年的努力开始崭露头角，《魏书‧序记》载：「有神人言：此土荒僻，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于是拓跋鲜卑再一次向西南迁移，他们穿过锡林郭勒草原，向西跋涉数千里，至东汉末期来到匈奴故地的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阴山河套一带游牧，势力渐强，成为鲜卑檀石槐联盟西部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至公元258年，首领拓跋力微征服周围各部，成为继檀石槐和轲比能之后鲜卑诸部中的强盛者；并在阴山河套地区和林格尔县建立了都城（今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即盛乐城。传位至拓跋猗庐时，又以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为南都。公元386年，在著名首领拓跋珪的统领下建立了北魏政权。以武力使草原各游牧部落均归附于其麾下，进而统一了北方。于公元398年（北魏皇始三年）迁都平城，入主中原。
此时鲜卑族精锐的骑兵还经常进入晋、冀、豫等中原腹地侵扰征战，不断向外扩张他们的疆域，统一了江淮以北。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在孝文帝拓跋宏统领下迁都到中原的核心地──洛阳，这是拓跋鲜卑走出大兴安岭，经过千里跋涉，向南迁移的最终点，也是第一个入主中原并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当时其疆域东北起辽西，南至淮南，西达新疆东部，北至蒙古高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将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融入草原游牧文化中，对后来的隋唐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鲜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经济，无论是东部鲜卑或拓跋鲜卑，早期是狩猎和畜牧经济，接着其发达的畜牧业推动了民族的兴盛发展，后来受其他民族的影响，农耕业也有了全面的发展。
鲜卑族牧放马、牛、羊、驼等五畜，其牧业发达程度超过在此之前的乌桓族。《魏书‧食货志》中载，北魏初年拓跋焘平定赫连部的统万城后，见到河西一带水草丰美，便占飞马纹鎏金铜带饰牌据为牧场，在这里养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峰，牛羊不计其数。仅河西一地即有如此众多的牲畜，整个北方草原畜群的繁盛可想而知。鲜卑族非常重视养马业，国家设有专门管理马场的官吏「太仆卿」，负责军马的繁殖、改良、征调等事宜。鲜卑以武力威服甘肃、宁夏、青海一带的吐谷浑后，得此地著名青海良马，从而使鲜卑马种更为优良。
北魏镇墓陶俑，反映了鲜卑族汉化的趋势
鲜卑骑兵所用的武器和防护具，较之前代更为精锐，其由东胡匈奴时期的短剑、短刀，变为长槊、长刀。史称其「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来如飞鸟，去如绝弦」，所以在对外扩张中屡屡得胜，取代了匈奴、乌桓等其他北方民族，成为当时主宰中国北方的一支强劲的军事力量。从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大量鲜卑族军用物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实力，如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出土的骑士征战时所戴的风帽式铸铜头盔、长122厘米的环首铁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出土的由圆形铜片缀于皮革上的铜甲衣，此甲衣防护部分有前胸、后背、双臂，在双肩上为防止刀剑砍劈，分别缀有一叶形肩章式的铜片，可见其铠甲的设计制作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外，从北魏时期的出土陶俑和墓室壁画中还可看到，不仅鲜卑族骑士征战时披甲上阵，马也头戴金属马头罩，披挂着长至脚踝的防护甲衣。
鲜卑族从早期从事的游牧狩猎经济，到后来和周边民族学会了农耕，其草原游牧文化特色中又增加了定居民族的风格，从而丰富了本民族的生活内容。在墓口处有两件武士形象的镇墓陶俑，头戴盔，面目狰狞，身穿圆领衫，足穿长统靴，双手上扬作握物状。此墓还出土有牵马俑、牵驼俑、赶牛车俑，其赶牛车男俑，头戴尖圆顶小帽，身穿长衣，似当时的汉装；牛车上面是弧顶车棚，车棚前后相通，两侧各有方窗。此种牛车与中原地区常见的牛车相似。另有八件舞乐陶俑，他们均以优美的造型表现出吹、拉、弹、舞的动作，其手中原有的木制乐器已腐朽。虽然鲜卑人创造的乐舞今已失传，但其表演的场景却由这组舞乐俑保留下来。
北朝鲜卑族嵌宝石野猪纹金带饰
鲜卑族同前代的匈奴、乌桓一样，对金银饰品有着特殊的喜好，并盛行戴步摇冠。如内蒙古乌盟达茂旗西河子出土的两件拓跋鲜卑贵族的步摇冠，其分别为雌雄鹿特征，头顶部延伸的枝杈上满饰桃形金叶，行走时发出唰啦啦的金属声响，以显示富贵和气派。同时出土的还有金丝编缀成的长125厘米管状中空的金龙项饰，其两端各有一龙首，龙身为可活动的绞索式，并间隔垂挂二盾、二戟、一钺、二梳共五件兵器为装饰，工艺极其精湛。可以说明，龙在鲜卑族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寻常的。
鲜卑族和在此之前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十分讲究腰带的华丽和装饰，在鲜卑族使用过的饰牌中，有些是明显受西亚文化影响的风格。如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出土的一件力士双兽纹金饰牌，中间是一高鼻深目的力士，两边各依偎一只似雄狮的猛兽。此为鲜卑贵族用以护身的佩饰。在制作技法上，也有受西方影响的工艺和技法，如镶嵌术和高浮雕明显受希腊、罗马风格的影响。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林格尔县出土一套北朝时期的嵌宝石的金猪带饰，带饰一大一小，分别为带钩和带扣，均以嵌宝石的高浮雕野猪作主体图案。野猪似一公一母，腹侧正中镶嵌一宝石，形似「猫眼」，其左右镶嵌月牙形玉石，腹、背和鬃毛部分原嵌有多粒绿松石，现大部分已脱落。此野猪形象极其逼真，装饰精美，锤鍱技巧精湛，是一件艺术性极高的实用品。
北朝鲜卑首领佩挂的金龙项饰。
由于黄金的大量使用消耗，鲜卑人又掌握了覆模镶包术，如包金铁心的带饰等。在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出土两套包金浮雕神兽纹铁心带饰，每套由圆头方尾的带钩、带扣和四个长方形饰件组成。带钩正面主体饰两侧生翼的神兽纹，底纹为双勾环曲缭绕云纹；带扣亦为双勾环曲缭绕云纹，前端有半月形带穿，此套带饰华丽、精美，神兽应与他们的神话传说有关，属珍贵的实用工艺品。
在鲜卑人的艺术造型的动物中，除部分写实外，很多是富有寓意和比较抽象的，还有集各种动物特点的多元复合的神兽。内蒙古通辽科左中旗出土一件兽纹金饰牌，为夸张的兽首、马颈、鹿身、犬尾、虎爪、额头隆起，没有一种动物与其相近。内蒙古乌盟凉城县小坝子滩还出土一件西晋时期的四兽纹金饰牌，上面四个神兽头部似鹿非鹿，似马非马，虎爪、犬尾，具有食肉动物的特征。饰牌背面錾刻有「猗狏金」三字，是拓跋鲜卑祖先拓跋力微之孙猗狏的遗物，猗狏部居代郡之参合陂。
西晋鲜卑族四鸟纹金饰牌。
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金饰牌中，有些还具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如乌盟凉城县出土的四鸟兽纹金饰牌，四鸟兽头分布于四角，嘴部似鸟，头顶及颈部粗鬃似兽。上面二鸟兽头中间骑坐一人形，中部两侧各有一首面纹，根据鲜卑族信仰萨满教分析，此牌饰图案寓意可能为巫师骑坐神鸟兽飞到天上，以沟通天界神灵，祈福于地界的人类。内蒙古博物馆还藏有一件鲜卑族的虎纹金饰牌，作伏虎形，张口呲牙，虎颈下方有一犬，虎身铸有两个兽头和两个菱形方格。根据图案分析，此虎可能与该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
鲜卑族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继承传统，富于创造精神，并不断吸收中原汉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鲜卑族以北方游牧文化特有的奔放和活力，冲击了汉文化的沉闷气息，推动了中原文化的革新进步。尤其是在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他们定都平城和洛阳后，大兴佛教，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和龙门石窟，兴建佛寺，使西方文明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中。
山西云冈石窟大佛。拓跋鲜卑建都平成后，崇尚佛教，并模拟皇帝的形象造佛像。当时佛教艺术得到高度发展。
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佛造像，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原址是北魏云中宫的一座庙址）出土一座精致的「太和八年」鎏金铜佛像，释迦牟尼佛盘坐于亚腰形须弥座上，慈目修眉，两耳垂肩，身披袈裟，右袒，右手作说法状；须弥座束腰部位是两只狮子，其下四足台座正面是两个似持帚的供养人；底座之背面刻有「太和八年……」等字样。此佛像堪称北魏佛像中典型的艺术珍品。
北魏铸造「太和八年」鎏金佛像，出土于北魏云中 宫的一座庙址。
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至公元534年时分裂东魏和西魏，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再后来均归于隋朝统一。鲜卑族在中国北方土地上活跃了四百余年，由于建立政权后，部落大都解体，人民多转向定居农业生产，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深，融合于中原汉族和其他民族中。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统一中国北部的强悍游牧民族，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
拓跋鲜卑南迁路线图。
总的来说鲜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构成的隋唐社会，冲破了僵硬的一元化格局，呈现出生动的多元化局面。隋唐王朝朝气蓬勃、活力迸发的磅礴气度，隋唐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势，在中华文明史上谱写光彩夺目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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