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朝（916年——1125年）209年的历史中，有一股力量不容忽视。他们多来自幽燕之地，为了安身立命北上(当然也有本地的)，参与并且主导了辽朝的建立与发展。
同时，他们通过不断联姻，巩固自身政治地位。他们是辽朝的奠基者、受益者，同样也是毁灭者，后代学者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汉官集团。
早在辽朝还未建立时，“开国之君”耶律阿保机就表现出对中原的野心。没错，相对于中原璀璨的文化以及完备的政治制度来看，契丹族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显得有些落后。对于耶律阿保机来说，要想立不世之功，建立一个“不朽”的王朝，就必须向汉人学习。
于是，耶律阿保机发出“求贤令”，统治区域内的汉人只要有一定才华，不论是手艺活还是文韬武略，都可得到重用。诸如韩知古、韩延徽、耿崇美等人，就是阿保机时代的重要能臣，他们也为巩固新生的辽朝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到了太宗时期，耶律德光大力扶持石敬瑭的后晋政权，也因此得到了幽云十六州。这时候，又有大批汉人归辽，这就比如说卢龙节度使赵德钧以及他的养子赵延寿等人。
当然，汉官集团的形成可不仅仅是靠归顺，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途径：
（一）战争俘虏掠夺。从唐天复二年（902年），辽国以40万兵伐河东，以此获汉人九万五千起，太祖太宗在整整四十五年内（公元902年——947年），多次南下，俘虏了大量汉人，这其中不乏一些汉官。比如韩知古，他在辽国建立前就被俘，因“善谋有胆量”被太祖信赖。此后，他帮助太祖制定礼仪章程以及其他律规，以此帮助辽国摆脱落后制度的局面。
（二）被扣留的汉人使节。后汉的韩延徽，本奉刘守光之命出使契丹，却因其“傲慢不屈”，被太祖皇后赏识，由此归降契丹。
（三）割地所得汉人，这一部分尤以幽云十六州为盛。当年石敬瑭为了得到辽国的支援，割让幽云十六州。而辽朝统治者在得到这批汉人后，仍以“汉制待汉官”，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汉官的利益。由此，幽云之地的汉官才顺利归辽。
（四）流亡的贵族世家。代表人物有北汉末帝刘继元之弟刘继文，在北汉灭亡后，刘继文投靠辽国，辽国也给予优待：
国亡复奔契丹，封彭城郡王，终于其国。
（五）科举入仕。科举制在太祖时期是没有的，在会同初年，太宗意识到中原王朝科举制的优势。由此，辽国也开始实行科举制。整个辽朝，有据可考的科举考试至少有58次，尤以圣宗朝最多（30次），而官至宰执者（汉人）有38人。
在太祖太宗的大力支持下，第一代以及第二代汉官的政治地位逐渐稳固，但是这还不够。要想让家族“永葆青春”，他们就得不断发展，培养子孙的势力，由此有了联姻。
比较好的一点是，契丹族一直坚持“同姓不结婚”的原则（有也是极少）：
懿祖庄敬皇后萧氏，小字牙里辛。肃祖尝过其家，曰：“同姓可结交，异姓可结婚。”知为萧氏，为懿祖聘焉。
建国以后，辽国的耶律贵族之间也有了明文规定：三大耶律间不许通婚。
不过，辽国的婚姻制度也有着陋习——姊亡妹续。公元940年，辽太宗下诏废除该制，接着继续学习汉人的婚姻制度，于是有了“禁命妇再醮”。这虽然是古时汉人“男尊女卑”的陋习，但还是可以反映出辽国向汉人学习的力度。
除此之外，辽国还有着一个婚姻同时也是政治的漏斗——后族和皇族世代联姻。在初期，辽国皇室以此巩固势力，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制度反而成了累赘，也是引起辽政权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1.与契丹贵族通婚
唐开元时期，契丹部落臣服于唐。而唐朝为了稳固与边境少数民族的关系，就采用了历朝历代通用的做法——和亲。其中有记载的当属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将东华公主嫁给契丹首领邵固。
辽国建立以后，这种现象更是频繁，只不过由唐王朝的皇室转变成了汉官。而且，不仅是汉女嫁给契丹皇室贵族，也有汉官及其子孙娶契丹贵族之女。
辽太宗曾下诏：
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
从法律的角度上，契丹贵族算是肯定了与汉官之间的联姻。
而在众多家族之中，韩知古家族以及耿崇美家族算是与契丹贵族之间联姻最甚者。
韩知古家族主要与后族联姻，再说细点就是萧思温家族。《乘轺录》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虏旧有韩统军者，德让从弟也。取萧后姊，封齐妃。韩勇悍，多变诈，虏之寇我澶渊也，韩为先锋，指麾于城外，我师以巨弩射之，中脑而毙。
耿崇美家族总计与耶律氏通婚6次，其中耿崇美的妻子就是耶律氏。耿绍忠的也娶北王之女（耶律氏），所生一女嫁给圣宗。
由此可见，早期契丹贵族和汉官，一个想笼络人心，一个想保“万世太平”，也算是各得其所。
2.与奚族、渤海族通婚
在辽国，除了契丹族，还有奚族等“少数民族”。他们与契丹族休戚与共，一同成为辽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奚族常以后族的身份与耶律贵族联姻，当然也和汉官集团联姻，其中比较著名就有韩知古家族中韩徳颙之女与奚王府相之子的联姻。特别要指出的是，韩知古家族还被赐予“耶律”姓，汉官与辽国贵族通婚的好处可想而知。
3.汉官世家之间的通婚
汉官之间的通婚，主要是为了其能在政治上相互支援，皇帝判一人罪行也得掂量掂量另一方。
其中比较著名的两代家族就有幽州韩氏与李氏、丁氏，清河张氏与郑氏、王氏。
下面仅列举两例以供参考：
韩绍芳，韩延徽三世孙，官至宰相，娶李继成之女。而韩绍芳之子又娶李继成孙女，可谓“亲上加亲”。
张嗣复，官至知兴中府事，娶翰林学士郑弘节之女郑氏，而郑氏同时又是张俭的外甥女。
可以看出，汉官家族之间互相联姻，由此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汉官集团。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婚姻常常与政治挂钩，在辽代的汉官集团中，更是如此。
以韩知古为代表的玉田韩氏是与无论是契丹皇族，抑或是契丹后族都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汉官家族。而如果说韩知古是个开拓者的话，那么其后代韩匡嗣（娶妻后族萧氏）就是带领家族走向辉煌的决定性人物。
众所周知，辽穆宗是个荒淫无道的皇帝，我们现在这么认为，同时期的辽朝官员更是这么认为。以萧思温为代表的后族就曾表示过对穆宗的不满，韩匡嗣更是这么认为。于是，他们几个联合到一起，决定拥立耶律贤为皇帝。
而最后耶律贤也如愿以偿，夺位成功。而作为功臣，韩匡嗣自然是少不了提拔——“南面行营都统、燕京留守、卢龙军节度使、幽都尹、燕王”等等职位以及封号。
而在此之后，韩匡嗣又因战役失利，将被处死。而这个时候，皇后萧绰及时出手，这才拯救了危在旦夕的韩匡嗣。其实，萧绰拯救韩匡嗣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韩知古家族与萧氏后族世代联姻，还因为此时后族此时势力被削（萧思温被害），韩氏若败则朝中孤立无援。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汉官集团无论是与契丹族还是汉族联姻，都是以一定的政治资本为要求以及代价。
还是韩氏家族。其实，韩匡嗣差点被杀对韩氏家族的影响一点也不大。在皇后萧绰的运作下，韩匡嗣几乎没受到什么惩罚。反而，在辽景宗英年（年仅34岁）早逝以后，韩匡嗣之子韩德让又因拥立皇后萧绰之子耶律隆绪，成功带领韩氏走上了最巅峰。
而在圣宗（耶律隆绪）朝，韩德让还被赐姓耶律，甚至与承天太后（萧绰）结为事实上的“夫妻”（参考自《试论辽代玉田韩氏家族的历史地位》）。
而圣宗的皇后（仁德皇后）又是韩德让的外甥女，同时又是承天太后的侄女，两家关系更是到了极盛点。不过遗憾的是，仁德皇后没有子嗣（待兴宗很好），而被继任者辽兴宗的母亲（钦哀皇后）所忌恨。在兴宗即位以后，再也没人能牵制钦哀，钦哀甚至动手害死了仁德。
自此，一场宫廷政变拉开帷幕。以承天太后为首的后族集团（萧思温一脉）及以韩德让为首韩氏集团，在这场政变中遭到严重打击。而后，钦哀皇后为代表的萧孝穆后族上位。
虽然权力更迭很正常，但是因通婚兴盛而后又因通婚衰亡，不免多了点苦涩。
随着辽国疆土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汉地被辽国纳入囊中，这就引发了一个现象——汉人竟成了人口最多的民族。在这种情况下，辽朝君主就必须利用汉官来管辖这种“胡汉杂糅”的局面。
为了让汉官能够忠心耿耿地替其卖命，辽朝君主下令允许并且鼓励契丹贵族与汉官集团通婚。而汉官集团为了巩固自身利益，也在内部之间互相通婚。如此种种，汉官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汉官也在辽朝的各个领域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汉官，就不可能引进当时先进的科举制。我们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汉官的辽国能经济持续发展，不再是一个所谓的落后状态。
而在外交方面，汉官纵使仅是副使，也为谈判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汉官因其汉文化的优势，与宋朝官员谈判起来具有优势，也正因为如此，两国之间的交流才不会有障碍。
虽然辽朝引进了先进的科举制，客观上借此选拔了不少人才，但是又因契丹根深蒂固的“子承父职”，辽朝的核心权力仅仅掌控在几个家族手中。子孙三代甚至子孙四代都任同一官职的，不在少数。
就算是朝政仅仅把控在几个世家手中，汉官集团内部也有着不小的矛盾，比如说韩绍芳等人与杜防之间的矛盾。韩绍芳出身于世代大家，而杜防是靠着科举入仕，韩绍芳看不惯杜防能官至宰相，心生不满，手底下没少搞小动作。但是杜防最后又能被“愈加信任”，而韩绍芳等人却被贬官。
不过，世家大族根深蒂固，元气并未因与“新汉官集团”（科举出身）内斗而损耗，但双方的斗争也愈演愈烈。在兴宗的对外战争上，韩绍芳为主和派，杜防应是主战派（特别是西夏），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断，这实际上是“旧汉官集团”与“新汉官集团”矛盾的外化。
客观来讲，汉官集团内部间的不统一阻碍了辽朝国策的制定。皇帝也不想得罪任意一方，百般调和，也因此浪费了许多精力。
明面上来讲，契丹皇帝规定，不允许同姓之间通婚，这是积极的。但是，仅仅隔绝父系，而忘了母系，也只是“掩耳盗铃”。按照现代的规定，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能结婚，而前文的韩氏与契丹贵族，以及后族和皇族之间的相互通婚等都与之相悖。
近亲结婚的后果，在整个辽国上层都有体现。比如辽景宗常年卧病在床，35岁就早逝。刘仁恭之孙刘承嗣五子、六女皆早亡，韩匡美之子韩瑜的十个子女中活下来的只有一个。
无论是哪个王朝，都避免不了衰亡，辽朝也不例外。新的事物取代旧事物，这是客观规律，金朝锐不可当地灭亡辽朝，也正佐证了这一点。
作为辽朝不容小觑，甚至可以说是“顶梁柱”的汉官集团，在这个时候的取向就成了辽朝灭亡与否的最大变数。
毕竟汉官集团和契丹贵族的关系匪浅，特别是以刘、左、张为代表的汉官集团更是为挽救辽朝奔走呼号。
在中京沦陷后，不甘失败的汉官集团以及契丹贵族“蕃汉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拥立耶律淳，建立北辽。然而，这也仅仅是昙花一现。再加上耶律淳死后，萧德妃摄政，而后她迫于形势对汉官集团的怀疑，更激化了汉官集团与契丹贵族之间的矛盾。辽国的灭亡，已是必然。
既然辽国救不了，那就另寻出路。
当时的汉官集团，其实有很多选择：1.归隐（很少）；2.投靠西夏（很少）。排除这两种后，大多数汉官选择了不是投靠宋朝就是投靠金朝。
当然，大多数汉官选择了投靠金朝而不是以汉人为主的宋朝，为何？辽国曾与宋国有过边地协议，百年间都是兄弟国家。然而，宋国此时却公开背弃合约，与金朝签订“海上之盟”，企图“联金灭辽”。这种行为，在辽汉官集团眼里无异于背信弃义，首先在印象分上就打了折扣，这是其一。
辽朝的汉官经二百年，或多或少被胡化，而北宋的大臣又是土生土长的士大夫，对这种“外来户”或多或少都抱有偏见。因此，即使投降入宋，这些人也不会被重用。再加上，北宋竟为了一时和平牺牲降将的做法，也令不少摇摆者寒心。这是其二。
举一个例子——刘彦宗降金。刘彦宗降金的原因其实不只是宋朝对待降臣的态度，还因为其祖辈被宋杀害，刘彦宗不得不选择金朝。而刘彦宗背后的刘氏家族又与其他大家渊源颇深，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人走之，又带走另一群人降金。这是其三。
最后一点，汉官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前途。金朝是新兴政权，同时文化也较落后，而宋朝立国已久且文化高度发达。谁更需要自己，或者说哪一方前途更光明，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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