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在今天已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按传统的分法，国学的经典可分作四大门类，即所谓“经史子集”。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四书五经就是典型的经。史自然是史学著作，比如《史记》《汉书》一类的书。子是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学问，比如《墨子》《庄子》等等，也包括宗教学说著作。集是文学作品集，主要是古代的诗文辞赋，比如《全唐诗》。纵向来看，国学的范围也很广，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都有涉及，对常人而言，要想比较系统的掌握国学的体系，非常困难。
今天笔者分为三个重点带领大家从史学演变的角度来看国学的百年演变及其内涵：
第一个重点是，国学的初期发展，包括孔子和先秦诸子以及秦始皇对思想的打压。
第二个重点是，国学的中期变动，包括两汉时期的争论、魏晋的清谈以及隋唐的经学著述。
第三个重点是，国学的晚期成熟，包括宋明理学和清代的考据学以及晚清民国的思想。
孔子是中国学术中最大的权威，而他的权威，就是从他生前删定和整理的六经中体现出来。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六经的作用各不相同。《诗经》记载的是当时的诗歌，有官方诗歌也有民歌，孔子认为诗歌“温柔敦厚”，可以作为文学书和道德教育书来读。《尚书》主要是古代的政府公文和决策，孔子把它作为政治书来看待，让弟子们研究《尚书》以加强实际的执政能力。《周易》是群经之首，孔子认为学习这本书可以让人“洁静精微”，也就是像僧侣一样平静自省，洞察世事，这是哲学书。《乐经》记载的是“诗之音节制度物数”，是和《诗经》配合起来读的，它不仅是音乐书，也有熏陶品格的作用。《仪礼》则能够让人“恭俭庄敬”，成为礼乐艺术的有力实践者。《春秋》则是历史书，孔子用它进行历史教育，并讽喻现实。这六经，除了《乐经》在后来亡佚以外，其他五经都保存了下来，并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
在孔子活跃的时代，还有诸子百家的各类鲜活思想。在周代，君和师是一体的，国家把持着教育机构和文化传播的路径，天子本人就是最权威的学者，而先秦诸子的产生，是和周朝中央王权的衰落密切相关的。《左转·昭公十七年》中，孔夫子就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是说自从周王室东迁以来，官学就衰落下去，私学兴起了。这个私学，就是诸子百家之学，于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先秦诸子的学术讨论重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是孔子和墨子等人活跃的时代。这一时期的讨论重点是“礼”，也就是没落贵族阶级如何“克己复礼”，以恢复他们的权力正当性来源。之后的讨论重点主要是代表平民的“士”阶层和旧贵族阶层之间，应当如何分配权力与资源。最后的重点是“治”，即辅佐国家变法征战，以实现霸业。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韩非。
也可以从阶层分化的角度来看先秦诸子，这样可以分作两类，一个是“儒者”，即有贵族化倾向的思想家。另一个是“墨者”，即有平民化倾向的思想家，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而道家讲无为而治，墨家，法家这种讲严刑峻法的，实际上源出于儒家，像韩非就是荀子的弟子。但是，这样的分法，也并不能完全概括诸子百家的丰富性，因为还有一些偏重技术性的思想家，如兵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或许应该在儒家和墨家之外，再加一个杂家。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唐人章碣早就在《焚书坑》一诗里对秦始皇的文化政策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秦始皇通过法家改革，加强了秦国的实力并成功统一了六国，因此，法家思想就成为了秦帝国的指导思想。法家思想的文化方针是独裁专制的，其基本目标是“使天下无异议”，法家认为只要大家不敢讲话了，天下大治的局面就达到了。此外，一些令人讨厌的儒家学者也激怒了秦始皇。
秦始皇三十四年，在咸阳宫举行的酒宴上，儒者淳于越跳出来批评秦始皇，说他“事不师古”，也就是不懂得吸取历史经验，居然不分封子弟，这样天下会乱的。丞相李斯建议说，儒者“道古以害今”，老是借古讽今，影响政治稳定。秦始皇表示同意，就命令把天下的诸子百家著作全给集中起来烧了，“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谁敢谈论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的学问，要遭到严惩。这是焚书。
焚书令之后一年，又有坑儒一案发生。始皇帝三十五年，有两个儒生被派去替秦始皇采长生不老药，他们觉得秦始皇贪求权势，采长生不老药根本不靠谱，就讥讽了秦始皇一顿，逃走了。秦始皇气急败坏，部署了大规模的歼灭儒生运动，但其实雷声大雨点小，只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个儒生，至于其他地方的儒生，并没有再作处理。因此，有人说秦始皇坑杀天下儒生，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全对。也有人说，坑杀的其实不是儒生，而是替秦始皇采药的方士，因为这些方士一直工作不力，惹怒了秦始皇。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固然残暴，但其实并没能完全断绝儒学的血统。西汉初年，汉朝政府下诏求书，那些老儒生又站了出来，把他们的秘藏书籍献给政府，或者凭记忆复述书中的段落，就这样，两汉辉煌灿烂的学术局面即将到来。
两汉的学术争论，主要是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经学分为几个不同的流派，可以是三分法，即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这里是今文学和古文学的斗争。
今文指的是汉代的隶书写成的新经，而古文指的是小篆写成的先秦旧经。西汉政府为了推行儒家经典，便将旧经用隶书重抄，以便大家学习。在东汉时期，有一些经学大师开创了古文经学，与今文分道扬镳了。
今文学是以孔子为政治家，比较功利，也比较脱离现实，喜欢发表一些狂妄的议论。古文学则是把孔子当成历史学家，把六经当成古代史料，就是钻书堆，搞考据，虽然文字功底很扎实，但会有些繁琐。
今古之争，从西汉开始，一直持续到东汉结束。在范围上，除了《论语》和《孝经》基本上没有起争端以外，在别的儒家经典上都有激烈的辩驳，甚至会出人命，汉武帝就曾经因为讨厌群臣争论学术观点，而杀了两个大臣，这两个家伙“以争儒见杀”。
东汉中晚期，大思想家王充写了《论衡》一书，此书书名的意思是“对当今主流思想的评价”，实际上是反对当时的传统思想。首先，它批评唯心主义的儒家学说，认为天人感应论、圣人先知之类的儒家教条，纯属骗子学说，难以自洽。天人感应论是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学说，大致含义是偏向神秘主义的，比如，皇帝只要修德自省，只要诚心地祭天，上天就会风调雨顺，古代的皇帝就靠这一套来自欺欺人。王充能够揭示这种东西的骗人本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此外，它反对陈腐的章句之学，要求儒者多投身现实。
东汉晚期政局较乱，儒生们壮游天下，各有名士风度，清谈之风由此开启。魏国的何晏、王弼是当时的清谈大师，尔后有西晋的王衍、乐广等人，接续清谈的潮流。在东晋迁居江左以后，此风仍然盛行，直到隋朝才基本断绝。
清谈的学者们主要讲的是老庄学说，罢黜儒家，他们谈论的话题也非常玄妙高远，当时的人喜欢争论“无累”“无名”“无物”一类的辩论题目，经常能够就这些极度玄乎的话题，谈论好久都不休息，同时也有大量的著作问世，以便进行学术讨论。此外，名士们也非常注意个人风度，像当时的宰相王衍，在他清谈的时候，一手握着玉拂尘，他的手白皙修长，以至于人家分不清哪里是手，哪里是白玉。这样的清谈风度，的确是非常迷人的。
不过，这些清谈的话题虽然高妙，却是不务正业的。它对于现实政治毫无益处可言。偏偏喜欢清谈的又基本上是高官，这就让西晋的政治陷入极度腐败当中，正是这个玉人一样的王衍，对带兵打仗一窍不通，面对敌人毫无办法，西晋王朝就葬送在他的手里。
隋唐的经学著述标志着经学逐渐走向完备和精致。隋唐是继承了南朝学派的血统，仍然是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继承了过来。唐代学问家孔颖达对五经做了一番注疏，被唐代统治者采用，成为科举考试的正式参考书。唐中期以后，五经成了九经，最终达到十二经，添加了《尔雅》《论语》和《孝经》一类的书。
这些经文有高下之分，比如《礼记》《左传》就是大经。《诗经》《周礼》是中经。《周易》《尚书》为小经。当然这个不是按经文的重要性分类，而是按字数多少分类，尚书这种短的经典，就是小经。此外，这些经典都已经有了完备的注疏，这意味着对经典的解读达到了新的层次。比如，《论语》是魏人何晏所注，《周礼》是东汉人郑玄所注，唐代统治者根据需要，选择了不同的注疏版本。这让注经之学在当时大为盛行。
国学在提倡文治的宋代逐渐发展到了高峰，这一高峰上的明珠，就是著名的宋明理学。理学是将儒道佛三家结合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理学的基础已经和孔子的儒学不一样了，它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宇宙本体论，再由这种本体论推到实践论的范畴，即“人生正道”，告诫大家应该怎么做，才符合作为宇宙本体的“理”。不同的理学家对理的本质认识有差异，周敦颐就认为宇宙本体源于阴阳，张载则认为本质是“气”。但不管理的本质是什么，由天理到人心再到道德这一套完备而精密的理论体系，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成就。
统治者们很快就发现理学可以利用，因为理学涉及现实的政治和道德问题，号召大家遵从“理”的教导，实际上也就是控制了社会的道德导向。程朱理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了。程朱理学是由程颐、程颢开创，并由朱熹继承发展的，它强调外部的“天理”，是客观唯心的。人为了避免偏离天理，就必须收敛私欲，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从这里来的。
南宋学者陆九渊对朱熹的观点并不认可。他更强调人的本心的作用，要求“致良知”，即人心本善，每个人心中都有良知，只不过是被私欲遮蔽了罢了，只要开发出良知的潜力，那么就可以战无不胜。一切学问修养，无非就是为善去恶罢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事。这种观点后来被明代的大思想家王守仁加以继承发展，世称陆王心学。这就是理学的两大派系。
清代的学术，发展变化比较大。经学原本是统治理论，历朝历代都有人研究并借此指导现实政治，但到了清代，由于政治思想管束收紧，以及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学者们纷纷转入考据派，以大量的古代典籍和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来研究经书。清代的考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王国维说过，乾嘉之学精。考据学大盛于乾隆、嘉庆年间。这一学派有两个分支，苏州学派和徽州学派，即所谓“吴派”和“皖派”。苏州学派的代表人士是江藩，他们提倡汉学，以汉儒为师，主要搜集古代的史料和传统加以考证。徽州学派的代表人士是戴震，他们的哲学意味更浓，更注重文字学和音韵学。其中，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就有《说文解字注》一书，为我们留下了文字学上的宝贵成果。
由此，这种重证据、重实用的实证主义学术方法，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顾炎武和黄宗羲是经世致用的祖师爷，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这是一本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书籍。该书涉及范围广泛，有兵法、农业、水利、钱谷，无所不通。顾炎武也是从小就关心时事，写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这本地理通志著作背后，是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伟愿望。
嘉庆以后，学者们愈发转向现实，龚自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鸦片战争以后，考据学渐渐为新学所取代，西方学问的加入，无疑为中国传统学术带来了挑战，但同时也是机遇。
民国时期，出现了旧学与新学并行的局面。这一时期，讲旧学的主要有胡适、梁启超，还有研究甲骨文的考据派，也有把东西哲学综合起来的梁漱溟。讲新学的，有西方现代自然科学，有介绍翻译外国著作的。民国最重要的文化标志是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从提倡新文学下手，是把文学革命当作旗帜，逐渐扩展到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去，要求在社会上改进思想道德，在政治上推行民主。
但是，这一运动在后来有所变味，某些青年借着新文化运动的旗号，放纵生活腐败堕落。而原本的文学青年也逐渐打入政治领域，由于缺乏实际的政治经验，因此反而帮了倒忙。
中国的学术浪潮也就被政治裹挟进来，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特色。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从孔子的克己复礼，到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再到为统治者所用的理学，有哪一种学术是和政治完全不沾边的呢？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学问，是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第一个要点是，国学的初期发展，包括孔子和先秦诸子以及秦始皇对思想的打压。孔子删定并整理了六经，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它们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先秦诸子包括儒者和墨者。儒者是有贵族化倾向的思想家。墨者代表关注民生的平民思想家。在秦实现统一以后，秦始皇根据法家的文化政策，执行了焚书坑儒计划，对文化造成了沉重打击。
第二个要点是，国学的中期变动，包括两汉时期的争论、魏晋的清谈以及隋唐的经学著述。两汉的学术争论，主要是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即西汉今文学和东汉古文学之争。范围很广，甚至有人因此被杀。魏晋清谈则是源于东汉天下大乱，学者们多迁移各地，就有了清谈之风。但是，这种脱离现实的哲学讨论，最终让西晋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进入隋唐以后，经学逐渐趋于严密和完备，对经典的解读达到了新的层次。
第三个要点是，国学的晚期成熟，包括宋明理学和清代的考据学以及晚清民国的思想。理学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宇宙本体论，再由这种本体论推到实践论的范畴。理学分为两大流派，即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清代的考据学是被文字狱逼出来的，它包括苏州学派和徽州学派，重证据，讲技术，不轻易下结论，由此产生了经世致用的思潮。进入民国以后，新旧学同时并行，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和民主，在文化上又开一代新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