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仙”韩信让人感慨不已
太史公的《史记》囊括了太多的人物，但是韩信却是让我觉得最特立独行的一个。《淮阴侯列传》也是我最爱的篇章之一。韩信人生的起伏实在是太大了，他的人生有无比炫丽的时刻，也有死于女人之手的非英雄式结局。由淮阴侯所引发的争论，至今扰动着每一个喜欢读汉史的人。
关于韩信的死有“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的说法，韩信死在吕雉手里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关于韩信的死因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刘邦是因为背信弃义，有人说是因为吕雉心狠手辣，有人说是因为韩信性格狂傲，还有人说是因为韩信功高震主……
这些说法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说都是成立的，但历史终究是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多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历史事件的背后都隐含着历史背景、发展趋势和政治需求的刺激反应。我们要客观地去看待韩信之死，就必须要高屋建瓴地站到那个时代条件下，去深度分析大汉王朝成立之后，到底要搭建一个怎么样的政治框架，他的政治需求是什么，韩信是否适合这种政治需求的发展？
刘邦在乱世中看得通透
“大风起兮云飞扬”，秦失其鹿，天下群雄并起而逐之。泗水亭长刘邦因缘际会击败西楚霸王项羽，从一统天下，全面接收雄才伟略的秦始皇留下的政治遗产，建立了大汉王朝。
但是大汉王朝的建立显然不是刘邦一个人的功劳，甚至主要功劳都不是他的，这是一个政治集团的整体胜利。所以刘邦得天下后曾经对群臣说过，自己能够得天下离不开三个人的帮助，他们分别是萧何、韩信和张良，也就是后世之人所说的“汉初三杰”。刘邦把定鼎中原的结果归功于“汉初三杰”，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成功者出于必要的感恩意识而惺惺作态，同时也是对这三个人所代表的三股势力的政治认同，并且默认大汉成立之后的政治局面。
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汉初三杰”代表了刘邦身边不同的利益群体，丞相萧何代表了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立下汗马功劳的丰沛功臣集团；谋臣张良则作为投奔刘邦的谋士集团代表；大将军韩信则代表了军功集团。
一起打江山容易，一起分江山难
天下是大家共同打下来的，所以政治利益也必须是大家来分享的。所以，大汉成立初期，国家的政治局面是多方利益集团共存和共治的一个状态，除了“汉初三杰”背后的政治集团，还有吕雉所代表的外戚集团和刘邦本人的皇室集团。
这些政治集团表面上都是围绕在刘邦的皇权核心周围，但是，他们和政权中心的刘邦关系又错综复杂、各有不同。外戚集团和皇权本身是荣辱与共的，丰沛集团是刘邦的嫡系，而如张良陈平等人的谋士集团则是对刘邦的依附，只有韩信等人代表的军功集团位置十分尴尬，他们很多人本身就是一方豪强，对于刘邦也没有什么忠诚可言，归附刘邦只是大势所趋，但他们手里的军事实力却是对刘邦皇权最大的威胁。
因此，大汉初期，国家一统的政治形式背后其实是一种实力割据的政治局面。
刘邦是一个老到的政治家
根据封建社会皇帝对于皇权的维护本质和各方势力服务于皇权势力的现象来看，刘邦对待各方势力的态度也是有所区别的。丰沛功臣集团普遍得到了优待，封侯拜相的人都出自这个群体，如最重要的丞相之位，在丰沛集团的代表人物萧何去世之后，又交到了丰沛集团的第二号人物曹参的手里。
把权力交到最值得信任的人手里，是封建君主为了保证皇权安全的惯性思路。同时，刘邦为了进一步保证大汉政权的安全性，还采用了“分封制”，用大量的刘姓王来拱卫中央政权。只是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倾斜是有其与生俱来的负面性的。
但是，刘邦的这些列安排都是为了皇权的安全和稳定，进而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去集权。刘邦由于生命有限，自然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是他的继任者一直在这个方向上不懈地努力着。后来的文帝、景帝毕生都在努力加强中央集权，可惜收效甚微，直到天纵英才的汉武帝横空出世，用推恩令干掉了藩王势力，用尚书台夺取了丞相势力，用巫蛊案清除了外戚势力，大汉的皇权才真正地集中。此是后话，自不多说。
刘邦和吕雉在政治上是天作之合
从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君主国家以来，皇权集中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历代皇帝的政治夙愿。刚刚建立的大汉虽然仓促之间不具备这个条件和基础，但历史趋势背后的驱动力却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并且随着皇权的逐渐壮大，这样的驱动力会来得更猛烈。
破而后立，要达到皇权集中的目的，首先就要打破原有的政治局面。比如，曹参死后吕后主政的时候，为了限制丰沛功臣集团的势力，她选择了王陵、陈平、周勃三个人来分割权力，其中陈平是谋臣集团的代表，周勃是丰沛功臣集团的代表，而王陵则是军功集团的代表，但王陵比较老实，政治野心不大，威胁力也有限。
吕后执政的时候还做了很多迫害功臣的事情，这也让吕雉背上了“心狠手辣”的骂名。这个骂名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全对。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一方面吕雉的手段和方式确实有点过于残忍了，另一方面吕后执政代表的是皇权，为皇权集中扫清障碍是她的政治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韩信的死并不是在于韩信和刘邦、吕后他们有多少的私人恩怨，也不是因为韩信由于性格缺陷做错过多少事，甚至不是“狡兔死、走狗烹”这种权谋逻辑这么简单，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成为了大汉中央集权的障碍，阻碍了历史的向前发展。
长于军事而不懂政治
韩信在楚汉争霸最后的垓下之战前，和彭越、英布一起借机要挟过刘邦，很多人说韩信这么做是不智慧、缺乏政治眼光，也为他以后的死埋下了隐患。表面上来看，这确实是韩信走向死亡的开始。但是聪明如韩信的人为什么要出这样的昏招呢？这种昏招又有没有时代背景不同而造成的政治观念不同呢？我们先从韩信的出身和追求说起吧。
关于韩信的身世，太史公并没有给我们太多的信息。但是从其仗剑从项羽和整日既不种田，也不经商，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等生活细节来看，韩信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出身。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韩信那冠绝古今的军事才能是从何而来。
剑不离身说明韩信不是平民
六国贵族的没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秦始皇的横扫六合，韩信对于秦王朝是有“家仇国恨”的情结的，所以项羽叔侄起兵反秦时，他便欣然投靠。可惜项羽不知他，他毅然离开，因为他身上有着“士只为知己者死”的士人骄傲。
最后是因为萧何的推荐，韩信才被刘邦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拜为大将军，这让韩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感受到了曾经骄傲的贵族气质重新恢复。汉王以无双国士待韩信，韩信亦舍命报效汉王。他彻底地爆发了，在黄河以北，他用天神下凡般的军事才能屡克强敌，迅速为汉王平定半个天下。直到韩信平定齐地之后，汉王的封赏迟迟未来。韩信开始思考了，汉王真是他的知己吗？
何谓“知己”？在韩信看来，起码有两个标准：“知其之才，用其之才”和“知其之欲，欲其之欲”。刘邦对韩信只用不赏的情况，让韩信内心既疑惑又复杂，也正因为这种疑惑而复杂的情绪导致了他悲剧人生的开始。韩信又有哪些疑惑呢？
韩信身上有太多战国的时代烙印
首先，韩信生于战国时代。根据史料推断，基本可以确信是楚国的一个小贵族，是属于士这个阶层。士这个阶层在战国时代是极其活跃的一群人，由于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在生活上比不过高等级的贵族，因此他们的进取心往往十分强烈。这种进取心，也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其一，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其二，实现荣华富贵的人生目标。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在战国那个相对自由的时代里，他们游走天下为各国的统治阶级服务，同时也为自己的名利而奔波。士在服务君王的过程中，展现出无比的忠诚与高超的职业水准，那么君王也应该支付不菲的报酬。韩信也是这样的士，在他看来为君王作出多大的贡献，君王就应该向其支付相应的报酬。
其次，韩信成长于秦帝国时代。秦帝国的成立，让广大的游士们失去了舞台，也让大量山东六国的士沦为了逃犯或贫民。秦帝国本身在极速扩张之后，消化不良，山东六国的人民完全无法适应秦帝国的严刑峻法，各国的复辟势力也蠢蠢欲动。最后，加上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反而不如战国时代，秦帝国便在声势浩大的反秦起义中迅速灭亡。韩信是完完整整地目睹了秦帝国的速兴与速亡，在他的心里秦帝国这样实行“郡县制”的国家形态肯定不是合理的国家形态。只有恢复到以天子为核心，诸侯王为藩屏的封建国家才是正道，高度集权的帝国，是一只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怪兽。
韩信和刘邦其实背道而驰的
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对于国家和君王的认知还处于战国时代。韩信这样的认知是与时代脱节的，并与刘邦的政治认知是相矛盾的。因为，刘邦早就知道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本身没有错，天下苦战不休，百姓流离失所就是因为天下邦国太多，中央的权力无法集中，从而无法禁止战争。
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最终也导致刘邦和项羽彻底地走向了对立面。
杀人何须见天地
韩信之死无疑是一个政治冤案，但是冤案在历史上也经常作为一种政治打压的手段时常出现。韩信由于自身的政治思想和刘邦的皇权思想出现了分歧，也就注定他是被打压的对象，他的死也就见怪不怪了。
但是，即便是冤案也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后世的岳飞被冤杀，也还需要给他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那么韩信是怎样走到冤案的终点的呢？其背后的逻辑顺序又是怎样的呢？
1、政治认知导致行为失常
韩信认为自己所得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韩信平定齐地之后，汉王的封赏迟迟未来。韩信以士人所固有的思维，去试探性地向刘邦讨要分封齐王，因为他认为被分封是应得的。此时的刘邦由于前线战事吃紧，正在账中心急如焚，看到韩信讨要分封的书信，不禁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在张良与陈平的及时劝阻下，刘邦转弯的速度也是十分惊人，马上同意封韩信为真齐王。
但是这种讨要利益的行为却是帝王心中的禁忌。按照帝王之术的逻辑“你要的只能是我愿意给你的”，韩信以战国时代那种士人理直气壮去获取“劳动报酬”的方式，在刘邦心目中留下极大的阴影面积。这是一种不能被允许的失常行为。
关键是韩信还止一次这么干，公元前202年，垓下之战打响。刘邦向韩信发出命令，要求他南下合围楚军。韩信未如约合击楚军，结果刘邦在固陵被项羽打败。刘邦慌忙率军退入陈下，并筑起堡垒坚守不出，而楚军又一次合围了刘邦。坚守壁垒的刘邦向张良询问：“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回答：“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最终，刘邦采纳了张良的意见，韩信得到了更多的分封。
2、自感清白而无视警告
韩信把智商都用到军事上了
垓下之战以汉军的胜利告终，战事一结束，刘邦立即收夺韩信的兵权，并改封韩信为楚王。其实这是刘邦对韩信的一次严重警告，警告韩信邦国时代早就结束了，不论齐王还是楚王都只是不过是一个名号而已，是帝王给臣子的一种赏赐，帝王可以给也可以夺，无所谓天经地义，给你不是必然，不给你也是当然。
可惜韩信没有明白刘邦的警告。韩信继续带着他的游士精神做起了楚王，将自己的好朋友，同时也是刘邦仇人的钟离眜庇护在了楚国。可是此时的天下，已经进入了大汉帝国的时代。帝国的运转必须要高度集权于中央，异姓诸侯王的存在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了。韩信这种战国时代养门客的行为，更是显得与皇帝格格不入。
刘邦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于是就有了“巡狩云梦，智擒韩信”这一出。韩信似乎还是没明白为什么被擒，他不但不认罪，还在囚车里对刘邦碎碎念道：“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刘邦只是看着韩信冷冷地说道：“少废话，有人告你谋反”。
3、不知收敛而终致大祸
想尽办法还是杀了
刘邦对韩信的感情是复杂的，韩信对刘邦的态度却是简单的。
韩信被捕后，刘邦还并未就想马上处死他，只是将他由楚王贬为淮阴侯，并且让他参与朝政。但是韩信始终愤愤不平，经常称病不上朝，不给刘邦面子。即便在人事复杂的京城，他韩信还是如游士一般放荡。他在京城里，仰仗着自己劳苦功高，看不起周勃、灌婴等刘邦的嫡系元老；即便是刘邦的连襟--樊哙，他对韩信表现出了足够的尊重与佩服，韩信依然心高气傲地羞辱樊哙。更要命的是，韩信始终不明白如何处理好君臣关系。他与刘邦之间的君臣谈话，其态度也表现得极其随意。
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言之所为陛下擒也。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段话以十分明了的态度表达了韩信对自己军事才能的充分肯定，也透露了他对刘邦军事才能的不屑一顾。韩信在面对帝王时的态度，也像极了游士在面对诸侯王时的态度。只说心中想说的话，不顾君王的任何感受。殊不知时异则事异，战国时代那是诸侯王有求于士，天下平定后那可是大把的士有求于王了。就这样韩信在京城里，将上至君主，下到朝臣得罪了个精光。
当韩信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得罪之后，在之后的政治清算中，自然也就难逃一死了。司马迁在书写韩信之死时，对史料的处理太过仓促了，说韩信串通太守陈豨谋反，因而被吕后和萧何设计谋杀。
或许韩信至死也想不明白
韩信谋反绝对子虚乌有，但是有一个事实必须得承认，那就是韩信确实死了，死于萧何和吕后之手，死于谋反的罪名之下，并且被灭了三族。
韩信之死，表面上看起来是他的性格和举止造成的，但是其深层次的逻辑则在于：韩信是一个游士，习惯于用战国时候那中游士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这在大一统的君主制下是不合时宜的。这也是他和刘邦、吕后他们的根本矛盾所在。而按照封建君主的政治逻辑，为了巩固和维护皇权的集中，任何功臣都是可以成为牺牲品的，所以韩信之死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了。
刘邦比韩信站得更高，想得更远
韩信的一生让人感叹良多，他悲剧性人生的根源在于，他是一个孤独的士。他坚持士的信仰，坚持着战国时代的游士精神，君王只是他服务与效忠的对象，而非他的主宰。
而他这种游士的精神在战国那个分崩离析的时代固然让人无可非议，但是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时代，就显得格格不入了。汉朝的建立者刘邦和他的继任者，站在一个国家的最高位置上，显然对权力的要求和历史的趋势要看得更清楚一些。柳宗元有一个经典概括：“秦亡于政而非制”。刘邦虽然说不出这样高水平的话，但是他的政治认知能力却让他坚信，他建立的汉就应该是一个承袭秦朝的帝国，绝对不应该是一个分封制的松散联邦国家。所以“刘邦们”必然会不遗余力地清除君主集权的所有障碍。
事实证明，这才是历史的主旋律。同时，历史事实也证明了，任何想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是很难成功的。皇权集中是当时的历史趋势，也是当时要实现的政治环境。按照我们当下的话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就只能适应环境”，韩信由于时代的限制，显然很难有这样的思想觉悟。
韩信把刘邦当成了自己的知己，当成自己的伯乐，始终忠心耿耿。因为韩信是一个士，是一个可以为知己者死的士。他有士的骄傲和高贵，也有士的信仰和原则，同是也有士的局限和缺点。
曾经无论多少人劝说、利诱韩信造反，韩信始终不为之所动。因为韩信骨子有士的感恩和忠诚，但同时韩信对刘邦又满怀的愤懑与不平过，他认为自己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因功求赏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认为自己怎么封赏都是受之无愧的。这也凸现了韩信士人身上那种格局、眼光和胸襟不够的局限性。
韩信也不能阻碍历史的趋势
但是，刘邦和吕后却不得不因为政治的原因对韩信痛下杀手，至于刘邦心中有没有一丝愧疚和遗憾，就不得而知了。韩信终究是死了！
这样一个惊才艳艳的忠士却生活在“君主集权”的大历史环境下，也算一种生不逢时了。而谋反的罪名则是对韩信的一种污蔑和侮辱。韩信没有谋反的动机，也没有谋反的能力，史书上记载的逻辑也说不通。
韩信死了，大汉王朝也在短暂的调整之后走上了历史的正轨。虽然历史规律让韩信难逃一死，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的赫赫军功和旷世才华，他死在历史趋势下，也死在自己的士族精神下，我们为之惋惜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了，惟有去仰慕、去反思、去学习他身上的特点，才能让我们变成那个更好的自己，才能无愧于这个更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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