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成为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的朝代原因浅析

州桥夜市煎茶斗浆,
  相国寺内品果博鱼。
  金明池畔填词吟诗,
  白矾楼头宴饮听琴。

  这是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么?这是灯红酒绿中的什刹海么?非也,这是千百年前,处处皆是“情调”的汴梁城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一个罗曼蒂克的少年高坐于东京樊楼之上,与那心仪的娘子,焚上一钵兽香,相对坐调笙,看伊轻持了如水并刀,在一盏钧瓷的莲花盘里,纤纤玉指破新橙。那是怎样一幅美轮美奂的动情场景?是多少现代“小资”们梦想中的生活?

  提起赵宋,提起东京汴梁,我们不禁会想起以上的画面,会想起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想起柳郎“寒蝉凄切”的《雨霖铃》。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这诗人笔下的“花花美景汴梁城”,更对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评价体会有嘉。甚至是饱受康河性灵熏陶的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博士亦为之感叹道,“谈到十一世纪,我们犹如来到最伟大的时期”。
  今天,就让我们来谈谈赵宋王朝是如何成就这番“终极盛世”的。个人认为这其中最应该被着重关注的,还是赵宋在经济上的成就。从许多的历史书中你也许都会发现,赵宋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以“工商立国”的王朝。那么为什么“工商立国”能够造就我国封建社会的“终极盛世”呢?在这里有必要拿经济学的理论做一下分析:

  根据对经济学有关“最优”的理解,一个国家的国力绝非疆域越大越强,人口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二者的比例要恰当,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边际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古代,自然条件的优劣对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这就导致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劳动生产率更是有天渊之别。
  在北宋时期,一个在城门口守城的士兵亦穿“丝履”,普通城市平民的生活好过当时欧洲一般的封建主。看过《水浒传》的朋友也许会记得,武大郎不过是个县城里卖炊饼的小贩,他家的居住条件怎么样?拿现在的标准衡量算得上是“独栋别墅”了吧?也没听说他向银行借了几十年的贷款。武娘子潘金莲就更潇洒了,整天在家擦胭抹粉,就凭武大郎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就能供养得起她?在我们今天的社会恐怕都很难实现吧?从这样一件小事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劳动生产率之高简直不可想象。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宋太祖和他和后世子孙们,他们堪称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经济学家”:

首先,国家的疆域绝不能无限的膨胀,宋朝的历任统治者显然都深谙此道。因此宋朝(北宋)的疆域远非像它的前朝们那样达到兵力可供支撑的极限。与之相反,宋朝注重的是实际有效的国土控制以及在所属国土上能够产生出的实际效益。在农耕文明时代,受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各地区的贫富差异很大。宋朝恰恰是牢牢控制住了那些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的地区。这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所具备的先天优势无疑是巨大的。

  查查历史上的宋朝版图,疆域虽然不及前朝的汉,唐广阔,但是土地最肥沃,气候条件最好的地区始终处于中央政府的最直接管辖之下。这些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人民可以相对容易的达到“丰衣足食”,并且向政府贡献大量的剩余产品作为赋税。同时,“国泰民安”的社会条件又使政府支出的社会管理成本随之降低。换而言之,这种高回报,低成本的地区是任何人都想拥有的。
  相比之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的北方,西北,西南地区。这些地区土地的性质和价值与宋朝核心区的土地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由于这些地区的气候条件恶劣,人口稀少且流动性巨大,以当时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建立有效的税收体系和户籍管理制度,即使拥有了这些地区充其量也只能算作宋朝的军事影响区而已。这类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羁糜”,与真正的国家版图是两回事。我们千万不能自作多情地用现代的主权观念往上套。我们看到历史课本上汉,唐等朝代的疆域是如此的广袤,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当时的王朝是何等的富强,得等的辉煌,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家还是仔细看看这其中“羁糜”的地区占了多少吧!这些地区不仅不能为国家创造财富,中央政府还不得不支付高昂的军事占领费用,结果导致拖垮了国家的财政。纵观汉,唐的历史,大规模扩张之后无一例外地带来国家由盛转衰的结果。

相比之下,宋太祖绝非刘彻,杨广,李世民那样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之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出身“职业军人”的皇帝,却建立了一个“大而不霸”,“富而不霸”的王朝。不知道那些从小饱读“三纲五常”,满嘴“仁义道德”的刘彻,杨广,李世民们泉下有知又作何感想?

  从纯经济的方面来考虑,战争的目的归根到底是掠夺,掠夺对方的财富或者是财富的创造能力(土地,资源,人才,技术等)。契丹,女真,党项,蒙古这些少数民族对宋朝的入侵,归根到底是源自他们对中原地区富庶的一种向往,并且知道凭借他们自身的发展是不可能达到这种高度的。对北方的“蛮夷”来讲,由于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实在是有限(供养一匹马所需要的土地数量在农耕地区可以生产出供养25个人的粮食),因此他们自身的生产能力根本无法满足自身对物欲的渴望,甚至是无法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样,掠夺别人的财富就自然成了这类民族基本的谋生和壮大手段之一。

  同时,在生产效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一定数量的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是有上限的,一旦人口的规模超过上限,解决的办法不是扩张领土就是减少人口,二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都只能是战争。就如同所谓的“一山不容二虎”,为什么?因为一座山只有可供一只老虎生存的资源,如果来了别的老虎共同生活,这二只老虎都得饿死。所以它们必须杀死对方,才能维持这一物种的延续。同理,这些“蛮夷”们不仅侵宋,他们之间也为了生存打得不可开交。这种相互掠夺,相互杀戮的生存方式始终贯穿于每一个游牧民族生存的始终。

  作为战争的被动一方,宋朝政府对战争又抱什么态度呢?根据理性人的假设,发动战争的一方一定是认定战争的预期收益大于它所支付的战争成本。对北方“蛮夷”而言,他们的战争成本相对很低。受自然条件和自身发展水平的限制,这些民族的财富创造能力远远低于它周边的宋朝。因此,他们放弃自己生产转而投向对宋朝的掠夺的预期收益远远要大于他们为此而放弃的生产活动所能为他们提供的财富满足。换句话说,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和宋朝相比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作为一个宋人,就好比我上文提到的那位与娘子卿卿我我的少年,国家给他多少银子他会去战场上卖命呀?我想象不出。再有,一个宋人因为投入战争而不得不放弃的生产活动又能创造出多少的财富?国家因此会损失多少的税收?替他照顾老婆孩子高堂又要产生多少费用?即使宋人在北方再怎么掠夺我想也是得不偿失。

在“非合作”的假设条件下,最后的结果难逃双方都会选择继续和对方对抗下去。因为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停战所遭受的损失都是巨大的。在这场博弈当中,无论是宋朝率先进行选择,还是辽人先选,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他们的理性选择都因该是“战”,所以这场博弈中的“纳什均衡”是双方都选择“战”。

  然而我们知道这种选择并不是这场博弈中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的选择是双方都不应该选择“战”,而是双方都选择“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双方共同的效用最大化。我们知道这一目标在“非合作”的博弈中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到了最后,宋辽之间的这场争斗最终衍化成一场“合作博弈”。双方按照宋人的思路签订了《澶渊之盟》,辽人从此不来骚扰宋境了,宋朝花点银子算是买了个平安,双方皆大欢喜。这样终于实现以双方合作为前提的最优选择-“帕累托最优”,同时避免了双方都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出发点进行选择却出现“双败”结局这悲剧性一幕的发生。

  可是有些同志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澶渊之盟》是宋人的耻辱,非要将它说成是宋朝“孱弱”的表现。更有甚者念念不忘每年的“岁币”,把它看成是宋朝人民的沉重负担,甚至还认为它加速了宋朝的阶级矛盾。我倒是认为以上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宋朝每年给辽人的“岁币”是多少?绢20万,银10万。当时宋朝政府每年的岁入是多少?过亿万贯(两?),区区“岁币”简直是九牛一毛。比起满清政府动辄上亿两的赔款,赔到家底搞光还大举借外债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么“岁币”摊到人头上又是多少呢?有人算过一笔账:北宋当时人口过亿,平均下来每人每年的负担大约是4个铜钱。4个铜钱是什么概念?答曰:一个烧饼钱!试想 一下,每人每年少吃一个烧饼,就可以天下太平了。节省了无可计数的军费开支不说,还不用打仗,不用死人了。再没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抱怨,更少了“古来征战几人回”的伤感,多少幸福的家庭得以保全,多少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可以避免,这等好事又有什么不对呢?一年少了一个烧饼钱对一个人的财务状况又有多大影响呢?

  况且,我们真丢掉那“绢20万,银10万”了么?别忘了自《澶渊之盟》以后,宋辽边境开始设立“榷场”,互通有无了。宋朝凭借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将大量“质优价廉”的产品(如丝绸,瓷器,茶叶及手工艺品等),统统输往辽国。每年通过这种途径宋朝得到的“出超”有多少?政府从生产和流通领域征收的税赋又有多少?能顶得上多少个“岁币”了?这笔帐有没有人算?现代的国际贸易中,对那些“入超”过多的国家国际上还给“贸易补偿”呢?将“岁币”看成是宋人给辽国的“贸易补偿款”,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就算宋人在军事上真的打不过辽人,但是他们在经济上却做到了这一点。宋人通过贸易的手段,利用顺差的方式,将辽人创造的财富慢慢地归结到自己的手中。这种做法可比简单粗暴,“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直接掠夺聪明多了吧?一方面,辽人拿到了“岁币”,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同时促进了契丹民族的进化,增加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宋人通过交换也实现了财富的增长。比起双方拚个你死我活的“双败”结局,宋人的做法使“双败”变成了“双赢”,又何乐而不为呢?别忘了,在这种条件下,虽然双方的财富都在增长,可是宋人的财富却永远比辽人增长的快!换句话说,辽人创造的一部分财富通过贸易顺差的方式流入了宋人的腰包,这也算得上是宋人对辽人的“剥削”吧!这才叫做真正的“用己之长,攻敌之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在悄无声息之中得到了大大的实惠。在此我不得不感叹宋朝皇帝们的战略眼光和英明睿智。

  除去机会成本,再来看看战争中的“道德成本”:北人入侵是几乎不需要物资储备的,其实我都怀疑这些国家有没有所谓的“物资储备”。我们从来看到的都是这些蛮兵打到哪算哪,一路烧杀抢掠,自己从不贮备补给。这也许就是他们被称作“野蛮人”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服王化”,根本没有任何人道可言,坏事做尽也没有丝毫的负罪感。相反宋军可就没这么“走运”了。兵家有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战争储备是什么时候都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看看《水浒传》里林教头发配去的“草料场”规模有多大,就不难想象宋朝政府为军队的后勤补给花了多少银子。再看看人家“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也算是整个宋军的一个缩影。更有不幸的将士还会因为“扰民”或是“虐囚”的行为而受罚甚至掉了脑袋。有谁听说过那些“蛮夷”有所谓“秋毫无犯”的概念了?若是按照宋军的军纪衡量,那些蛮兵早应该被他们自己的长官统统正法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军在进行战争的时候,成本是巨大的,而收益相对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对北方少数民族而言,战争成本却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胜利“果实”的诱惑却是巨大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宋人主和,蛮人主战的根本原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是亚当-斯密笔下的“自然人”,宋人是,所以他们靠自己的生产活动来实现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蛮人也是,所以他们靠对外掠夺来实现相同的目的,也算是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了吧。

  在此我们不妨将宋辽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一场博弈,面对和与战的选择,其实宋辽双方都深陷“囚徒困境”的两难之中。对辽而言,虽然国力比宋小得多,但是它的战争成本也相对很小,同时“风险收益”却很大。所以它可以多次的进行“试错”,以实现险中取胜。对宋而言,虽然国力昌隆,但是要求人民放弃纸醉金迷般的生活,长期驻守苦寒之地随时冒着生命危险地工作也不现实。所以我们不妨假设这是一场双方进行的“非合作”博弈,那么如何选择才能够达到这场博弈的“纳什均衡”呢?有些人之所以不能够接受宋朝的做法,归根到底还是他们心灵深处“大汉族主义”的情结在作怪。这些人并没有真正把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当作与我们对等的国家加以尊重,满脑子“蛮夷”的概念,只想着除之以后快。这种思维模式和那些满清遗老遗少们“天朝尚国”的思想如出一撤。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宋朝政府切实的难处和普通百姓最根本的愿望。与其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起来进行一场胜负未可知的战略冒险,不如用较小的代价去换取长久的和平。要知道,如果战争继续下去,那我们依旧是在“用己之短,攻敌之长”,这是不明智的选择,也是对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不负责任的做法。和辽人相比,我们应该有能力发现除武力之外解决双方矛盾的更好方法。从维护当时的国际秩序和国家的发展稳定出发,《澶渊之盟》为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其他矛盾冲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它能够被双方始终如一地执行一百多年就充分地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前瞻性,是应该给与充分肯定的。

  利用《澶渊之盟》成功的解决了“外患”之苦以后,宋朝政府又是如何来实现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呢?在此我们特别要论述一下宋朝政府在治理经济时所采取的种种特殊政策。

  北宋进入中期之后,因为和平的环境和生产的恢复,人口的增长是迅速的,甚至超过了一亿大关。人地比例之间的矛盾之剧烈是它以前的朝代所不曾面对过的。让我们先来看看人口增加之后会导致哪些问题: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供给的相对短缺和劳动力供给的相对过剩,由此会引发土地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价格的下跌。 
  让我们先来看看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结果:土地价格上涨,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土地的经营者若想保持收益的稳定,维持投资土地的利润率,就必须想方设法地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以实现增加产量,降低成本的目的。他们需要利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因为地价上涨所导致的成本增加。单单从这方面来看,这种做法无疑大大促进了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和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我们都知道,社会的进步归根到底是技术的进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宋朝正是因为具备了科技进步的“原动力”,才真正实现了社会总产品的跨越式增长。
  土地价格上涨所导致的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结果是促进了宋朝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封建王朝来说,农业永远是立国之本。中国历朝历代都是最为强调“民以食为天”的,“士农工商”的传统根深蒂固。但是为什么单单宋朝实现了“工商立国”呢?我们发现当时的宋朝同样具备了产业升级的
“原动力”:
  人多地少的矛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营土地的成本增加,经营土地的收益率下降。这样的客观环境恰恰促进了资本和其他资源由经营土地为主的农业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的其他产业的转移。相对于从事土地经营的农业,手工制造业,服务业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大大降低,土地价格的上升对这些行业的冲击也就相对较小,对其成本结构的影响也不大。因此,许多从前从事土地经营的投资者会将他们的资金转投到投资回报相对较多的制造业,服务业之中。大量资金和其他资源(例如人力资源)的注入无疑会促进这些产业生产能力的空前提高。
  相对于以传承经验为主要演进方式的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的生存更加注重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随着投入这些产业的资金及其他资源的增加,产业内部的竞争也就会随之加剧。在外部竞争的压力下,投资者出于生存和维持经营的考虑,必然会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因为这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对技术进步的依赖和管理方法的提升,所以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为数众多的发明创造(包括众所周知的“四大发明”中的四之有三)和无数以传授实践经验为目的的各类著作都源自于宋代。陈寅恪,李约瑟对宋王朝的褒扬也就不难被解释了。
随着科技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宋朝的劳动力价值也就相应地得到了充实。换句话说,每个劳动者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创造的财富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国民的富裕程度也比以往大大地增加了。通过技术的进步,老百姓有钱了,他们的消费也自然会随之增加。大众的需求也从最开始的吃穿不愁,越来越向“纵深”发展。我们从《清明上河图》的直观感受和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的侧面描绘中可以发现,宋朝人对商品的需求无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前朝有了跨越式的增长:东京汴梁的茶楼酒肆,梨园青楼如雨后春笋;民间对丝绸,茶叶,书籍,纸张等相对奢侈的产品的消费更是潜力旺盛。更有甚者,大众对休闲文化娱乐方面的关注程度也是前所未有提高,现代意义上的“服务业”在宋朝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青楼里红粉们的莺歌曼舞,酒肆中骚客们的文采风流,哪样不体现出人们对精神消费的追求?这在衣食无着的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朝的国民富裕程度。
  按照经济学“需求拉动”的原理,宋朝商品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需求拉动的结果。正是因为国民的相对富裕导致了持续的旺盛需求,这种需求又导致了资金和劳动力向手工业和服务业倾斜;反过来,投资手工业和服务业取得的高额回报又再一次地将需求推向了新的高度,国民经济因此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此外,当科技的进步带动生产力水平提高,使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达到一个崭新的层次之后,改造旧有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要求的生产关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为此,无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先哲们开始了对改造旧有生产关系的思考。小到单个生产作坊的管理,产品的营销(微观经济学?);大到政府机构的改革,国家大政方针的制定(宏观经济学?),宋朝的知识分子们所做的研究是广泛和深入的。这些研究拿现代意义的学科分类来衡量,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经济学范畴,更包含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管理学等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诸多方面。这些研究不仅造就了宋朝的经济繁荣,更实现了宋朝文化教育事业的昌明。作为一个实现了“文官政治”的王朝,宋朝的知识分子数量之多,地位之高,学术环境之宽松,也是中国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也从一个方面保证了科技的持续创新能力和政府机构的执政及应变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
  上文提到过,人地比例的变化还会造成另一个后果,那就是劳动力价格的下跌。在劳动力的供给增加,而土地的供给又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土地的所有者在选择土地的租种者的时候往往会更加地慎重。一方面是地价的上涨导致他们经营土地的机会成本增加,风险加大;另一方面是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使土地所有者的选择空间加大。二者叠加的结果是土地的经营者只会将土地租给信誉良好,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去经营,以降低自己的风险,保证自己的收益。对于土地的租种者而言,则必须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耕作技术和经营能力,以防止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内在“原动力”,土地的使用效率提高也就成了这种机制下的必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过剩,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还会导致社会失业的增加。这就必然导致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向其他产业进行分流。在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是原本从事土地经营的资本从农业中抽离出来,在市场上“寻租”;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也从农业劳动中被释放出来,被推向了市场。这一切都为二者在其他产业里的重新结合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工商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们知道任何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和劳动力的补充,宋朝当时的社会条件恰恰实现了二者在工商业领域的有机结合,产业的繁荣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与农业经济中农民为土地所有者佃耕的生产方式不同;在工商业领域,特别是手工制造业,更多的采用雇佣劳动的方式进行运作。历史课本中将明朝中后期江南一些地区站在桥头“待价而沽”的织户当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个人认为不是十分的合适。我们很难想象在宋朝如此庞大的工商业领域里不存在以雇佣劳动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同样很难想象宋朝数量众多,规模庞大,涉及采掘业,出版业,制瓷业等诸多行业的手工工场都是靠一家一户的传统经营方式来维系的。以制瓷业为例,北宋为数众多的“官窑”和“民窑”都是管理复杂,分工细致,产量巨大,集专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为一体,具备现代“企业”雏形的产销一条龙的庞大生产合作组织。对个人或单个家庭而言,达到如此的规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再来看看流通领域,宋朝在流通领域中的商品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单就反映流通领域商品价值量的货币总供给来看,北宋中期以后平均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铸币量的总和。可以想象当时以交换为目的,输入到流通领域的商品数量是何等的惊人。传统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生产出能够满足流通领域如此巨大需求的产品的。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在工商业如此繁荣的宋朝存在大量的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宋代就应当得到了大规模的推广。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从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堪称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跨越”。值得我们自豪的是,这种跨越应该首先发生在公元十一世纪,世界的东方!而不是像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地球的另一半,亚平宁半岛上那个叫做“佛罗伦萨”的地方。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更加可以看出,在宋朝历任统治者“专修内政”的政策指引下,宋朝政府不仅成功地为国家的经济建设赢得了长久的和平环境,而且一如既往地关注实际有效控制区域的治理。在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和休养生息之后,当人地比例发生变化时,又懂得利用经济规律,采用资本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分流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地比例矛盾这一始终困扰历代封建王朝发展的尖锐问题,成功实现了产业升级。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知识分子的宽松政策实现了科技与管理水平的飞跃,这种飞跃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原动力”。在旺盛持续的社会需求的拉动下,最终实现了工商业的空前繁荣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百年盛世。种种这些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做法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也应该被看成是非常有创造力和建设性的创举。
  今天,当我们脑海里依旧浮现汴梁城的花花美景的时候,当我们的眼中再度闪现大宋朝的纸醉金迷的时候,当我们的耳畔又一次回响先哲们的溢美之词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仔细地揣摩这繁华盛世所经历的心路历程,认真地聆听这辉煌之后留下的谆谆教诲。当浮华已逝,辉煌不再之后,我们应当回国头来,平静的反思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是否都如我们的先辈们那样走的坚定而执着?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更应当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航线,努力地追寻那条属于我们自己的复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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