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对道路管理有严格的制度。甲骨文里记载说，为了旅途方便和防止不测，在通衢大道沿线，商朝政府设立了许多据点和止宿之处，这就形成了商朝最初的驿站制度。起先这些据点称为“堞［dié蝶]”，大约是用木栅墙筑成的防守工事。照韩非子计算法，当时50里设置一处。后来这些堞发展成为“次”。“次”是止舍安顿的意思，即逐渐成为可以暂住的旅舍之类。当时有霍次、齐次、淮次等名目，就是在霍、齐、淮地止宿的临时客舍。再后，又在此基础上正式建立“羁”，古人注羁为“过行寄止者”。这是商王朝专为商王、贵族建筑的道边旅舍，学者们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驿站一类的特别设置”。商朝时候，羁还未冠以特别的地名，是按道路前进的次序依次排列命名的，甲骨文中曾出现一羁至五羁的记载，也即第一站到第五站。据估计当时“三十里一宿”，第五羁当距王朝约150里之遥。这些羁，不仅供止宿，而且供应饮食。
商朝已有专门传递信息的信使，在甲骨文中写作“ 〔Zhī支〕”或“ ”。商王出行时，往往身边都要跟随几个 ，供他随时向臣下发布命令。甲骨文里常有“王其田， 往”，“盂田，其 散”等，意思是商王去田猎，有 跟随左右。商时地方有许多附属于商的方国与部落，他们也往往派 向商王汇报情况，互通消息。甲骨文所谈“大使其 ”，是说大这个地方派 来商；“亚旋其陟[Zhì质]， 入”，是指亚旋地方的 入商汇报。商朝时还没有像后世那样分段递送信息的常设的驿传之制，消息命令一般都由一个专人传送到底。所以信使行途都是很辛苦的，有时还会遇上盗寇蛇虫的凶险。有一片商王武丁时的甲骨片记载说，有一个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行了600里的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了。有的驿使，行程更长，有一片商王祖庚时的甲骨卜辞载，有一位 ，从一天的黄昏时分启程，在途中行了48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估计共走了1200里左右。从这个例子看，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商朝，我国驿传已有相当的水平了，在当时的世界居于先进地位。
有了夏、商的通信设置基础，到西周时候我国的通信邮传制度，才得以大大发展起来。
公元前11世纪，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周朝建立（从公元前11世纪至前771年），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号曰西周。公元前770年以后，都城迁到洛阳，历史上又称为东周。
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各种制度开始完善的时期，邮驿制度在此时形成一个比较规整的系统。西周时，政府特别重视修整道路，《诗经·小雅·大东》上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的形容，即是说，大道平坦似磨石，笔直像箭杆。据《周礼》载，道途专管庐舍候馆的官员，称为“野庐氏”。他负责筹办京城500里内所有馆舍的车马粮草、交通物资；要保证道路畅通，宾客安全；要安排白天轮流值班和夜间巡逻之人；还要及时组织检修车辆平整道路等。
周王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特别宽广平坦的大道，号称“周道”，又称为“王道”。数百年后墨子评论这条大道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觉不偏。其直如矢，其易若底。”意思是周道坦荡宽阔，平直易行。按照周制的规定，京都的王道，应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约合16.3米。这样宽的路面，行走自然要方便迅速多了。除王道而外，周朝尚修了几条通往大诸侯国的通道。例如从洛邑通往鲁国，称为“鲁道”，也相当宽阔，《诗经》颂它：“汶水汤汤，行人彭彭。鲁道有荡，齐子翱翔。”意为：汶河不停地流淌，鲁道上行人来来往往。在这条平坦大道上，东方的齐鲁国人自由翱翔！道路的平直加上车辆的进步，自然提高了行路的效率。据说西周周穆王驾着八匹高头骏马驾驶的轻车，日行千里。这当然有些文学夸张，但从正式史书《左传》的记载看，一天行车260里大致是没有问题的。
西周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各种不同的文书传递方式有不同的名称，比如：以车传递称为“传”，这是一种轻车快传；还有另一种车传称为“驲”。又一种称为“邮”的，在周代主要指边境上传书的机构。还有一种叫做“徒”的，则为急行步传，让善于快跑的人传递公函或信息，有点类似古希腊马拉松的斐力庇第斯。大体上，西周时单骑传书还不多，一般为车传。
在西周的邮传驿道上，沿途设置了休息站，叫做“委”、“馆”或“市”。《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大道沿途，10里设庐，庐有饮食；30里有宿处，称之为委；50里设市，市有候馆，接待来往信使宾客。有一些讲究的馆、市，是为来往的各地高级信使准备的。这些馆、市，设备考究，有楼厅、有浴室，可以在这里充分地休息，解除旅途的劳累。
西周政府里有一整套自上而下的邮驿通信职官系统。在天官冢宰的统一领导下，有秋官司寇负责日常的通信，夏官司马负责紧急文书，地官司徒负责沿途馆驿供应和交通凭证以及道路管理。负责日常通信事务的司寇下还有一系列专门人员，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其中行夫是管理来往信件、信使的具体执行官。
从史料看，西周的通信邮驿，效率是很高的。《尚书》曾记载了周初的一件史事：武王去世时，成王即位，由周公辅政。周公命召公去经营洛阳新都。新都建成前后，周、召二公之间有许多通信往来，都靠传递两地公文的信使去完成。当时史书上把这种信使称为“使”或“伻[bēng崩]”。还有一个故事，说周公被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姜尚到齐后不讲政策，滥杀了当地两个不服管治的贤士。周公闻听此事后，立刻乘“急传”赶到齐都临淄，制止姜尚的专断行为。急传能如此及时迅速地赶到，说明当时驿路的畅通。
当然，这仅限于西周的中心地区。边陲地方通讯联系不会这样方便。比如史书记载，西周初年，今两广和越南地区的越裳氏来朝，因为山川险阻，道路遥远，他们担心到达不了镐京，同时派出了三队使臣，分头前来，最后都到了周朝，这使周公十分感动，后来，周公派人送他们回去，路上走了一年多才返回。可见那时南方大部分地区道路还是相当难行的，通信困难重重。
西周时军事上的烽火通信，已经成为正式的制度。最初，人们在道口田陌之间，树一大木，上缀毛裘等物，可使信使和行路人在很远地方就知道站馆所在，古文里称之为“邮”。这一设施，既是通信网络，又是一种防卫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为防护堡垒，再发展就成烽火台。台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四角面百步，筑土四方，上有室，室上有柱，出高丈余”，台柱上有烽有鼓。烽火台正名曰烽燧台。燧是一堆堆柴禾和狼粪，用火点着发出狼烟，无风笔直上升，老远就能望见。到晚上，在台上再架起桔槔，上置大铁笼子，内装柴草。遇有紧急情况，烧着后形成高耸入云的大火把。从京师到边境，每条大道都建起一座一座烽火台，专门派人守望。边境告急，消息会很快传到京师；京师遇难，消息又会从都城传到边关。这是我国古代一种十分有效的烽火通信系统，从西周一直到汉朝，都在沿袭使用。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是历史上著名的实例。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个国王，昏暴异常，办事尤其荒唐。他纳了一个名叫褒姒[sì四]的美女为妃。褒姒终日不笑，幽王想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取悦于她：他命令兵士们在镐京东郊的骊山点燃烽火，擂起大鼓，谎称京城告急。骗得周围各路诸侯都急急忙忙前来援救，有的诸侯将官连衣冠都没有来得及穿戴整齐，便火急赶到。结果虚惊一场，扫兴而归。而褒姒和幽王却在了望台上哈哈大笑。诸侯们知道上了当，以后幽王再点燃烽火，谁也不来了。而西周就这样亡于西戎。这个故事，主要是给人以鉴戒，不可失信于民。但同时也证明了西周末年烽火击鼓这种声光军事通信，已经成为国家固定的通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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