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汪东兴，让人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是毛主席最信任的警卫，并且在岗位上任职近30年，直至主席去世。二是他动用归他指挥的，积极参与粉碎四人小组行动。
可以说，他见证和影响着共和国的历史。
8年前，99岁的他可能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在病床前，他吐露了一件与毛主席相关的往事。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这件事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众所周知，汪东兴在晚年时，搬离了中央领导的居所，住在西单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虽小且简陋，但他和夫人一起，在院子里栽种花草树木，小院被他打理得一片花木葱茏。
汪东兴的晚年，就是在这样简单、惬意的氛围中度过的。
其实，作为忠于毛主席一辈子的忠诚卫士，可以说，主席是他的人生信仰。他简朴的家中，到处可见与主席相关的元素。
客厅墙上挂着主席赠送的字，书柜里摆满了主席的各种经典著作。书房内，更是有一摞摞、高高垒起的书籍和资料，这些都与主席相关。
毛主席曾评价汪东兴，他非常爱读书，就是有时难以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这促使主席作出决定：将汪东兴下放家乡江西挂职，切身体会基层工作及实践的重要性。
这个工作经历，的确对他后续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直过着深居简出生活的汪东兴，一辈子谨记主席的教诲，持续关注江西的发展，每次接待家乡来的同志时，都会详细询问家乡的发展情况，并提出建议。
无论是对江西的编史修志工作，还是宣传英烈的先进事迹，他都积极提出建议，一丝不苟进行把关，力求“存史”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如在《弋阳县志》的编撰过程中，汪东兴收到工作人员给其邮寄的材料后，戴着老花镜，在旧台灯下，一字一句进行确认和修改。
鉴于战争年代的特殊原因，很多一手资料没有保存下来，弋阳县绘制的弋阳苏区斗争形式地图，出现了小错误。
汪东兴的家乡余家坞，在苏区存在时期，是属于弋阳苏区五区，早在1932年就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按照国家给出的划定标准，余家坞是属于红区范围。
弋阳的地图资料中，工作人员将余家坞绘制成了白区。汪东兴发现后，他就亲自在地图上进行了修改，还特意在旁边进行了注解。
要知道，那可是按照1:36万的比例绘制的地图，弋阳五区要是放在地图上，毫不夸张地说，真的不比黄豆粒大。他拿着放大镜一寸挨着一寸地进行检查，保证不出纰漏。
这种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人们看到后，无不为之感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西方权威出版机构，千方百计联系上了汪东兴本人，想要出高价让他写回忆录。
目的就是要让他口述人生经历，尤其是有关毛主席等领导人的一些事情。
毕竟，他和毛主席的交集时期，是从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直至毛主席去世。那段时间，汪东兴几乎参与和部署了所有党中央会议的警卫工作。
而且，他经常和中央领导打交道，无论是工作方面，还是一些私人及家庭事宜，他了解的内幕，其详细程度、真实性等方面，很多时候，不亚于经历事件的本人。
可是，外国人为何对此感兴趣，即便对方是西方权威性的出版机构，这背后代表什么，汪东兴心知肚明，没有丝毫犹豫，他直接一口给回绝了。
2015年8月，汪东兴在弥留之际，才向身边人透露了这件事。他也是在提醒身边人：即使他去世了，大家的警惕性不可放松，一定不能做背叛主席的事情，要对主席忠诚。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汪东兴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生忠于党，俞老弥坚，令人敬佩！
了解汪东兴人生轨迹的人都知道，他出身贫苦家庭，是从普通战士一步步成长起来。
无论是做警卫工作，还是走上领导岗位，他的谦虚谨慎、认真负责、平易近人的作风，总是能让他与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在战争年代，汪东兴能够去到毛主席身边，担任警卫员，个人综合素质肯定是过关的。再者，他的战斗力、工作经验和忠诚度，也是经过长期考验的。
比如：在撤出延安时，汪东兴询问毛主席是坐车还是骑马，主席问坐车是否安全，汪东兴告知，安全不用担心，但前方机场正在挖壕沟，如果坐车需要提前通知，让他们预留汽车通道。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他却考虑到了每个小细节。
在党中央转战陕北时，正是他的这份细心，领导才会让其负责销毁机密文件的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的警卫工作范围更大、职责也更重。当然，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毛主席对其的信任。
1949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汪东兴负责警卫工作。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社会情况很复杂，反动势力时刻准备反扑，间谍活动猖獗。毛主席的出访活动成为最高机密，不能做宣传，这就要求所有了解此事的人，都必须做到绝对保密。
再加上，毛主席是从北京出发，一直向北需要坐火车，沿线的警卫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这些都是汪东兴在负责。他不仅要和铁路部门商量列车运行安全，还需要和沿途各省市驻军部队负责人，沟通安保的细节和协调、对接跨省警卫人员的调配事宜。
从中可以看出，毛主席不仅将自己在中央工作时的安全交给了汪东兴，而且，还将出访的安全工作，让他全权负责。
汪东兴没有辜负主席的信任。他考虑周到，工作很细致，还结合主席的实际情况，优化警卫工作流程，便于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很多时候，毛主席的外出视察，或秘密考察活动，即使是最亲近的人都未必提前知道，但汪东兴都知道。
比如1970年的庐山会议，江青想要知道毛主席去哪儿开会，还得打电话给中央警卫局，了解情况。正常来说，没有特别的交代，任何人是不能过问主席行踪的。
他在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工作时，党中央办公场所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安全事故。他负责的党政军机关警卫工作没有出现过一次重大漏洞。
汪东兴的工作能力有目共睹，毛主席习惯了他在身边。后来，毛主席出访视察的安全工作都是由他负责。例如，毛主席1963年考察黄河、1965年重上井冈山、1966年在武汉游长江等。
毛主席对他的工作也非常满意，便有意让其担任更高职位的工作，尽量做到人尽其用。随着职位的变动，汪东兴开始进入中央领导行列。
汪东兴既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也是警卫局战士的好领导。他为人谦和，非常关心战士和为中央首长提供服务的人员，也对大家很负责任。
大家也信任汪东兴，把他当成团队的主心骨，有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
比如，在中央首长晚上开会时，如果开到晚上十点钟，会议还没有结束的迹象，他会先从会场出来，告诉在外边等候的领导们的秘书、警卫、医生等人员，让大家先吃饭补充体力。
如果是会议接近尾声，汪东兴还是会第一个从会场出来，让工作人员安排调车，引导领导们安全离场。
无论出现何种情况，他总会第一时间告知工作人员，让大家做好准备，不会让警卫和其他工作人员打无准备之仗。
走上领导岗位后，汪东兴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利用现有条件，千方百计地为大家一办些实事、好事，要不然人家要你这个领导干什么。
汪东兴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了解到，为中央首长提供警卫工作的二、三、四中队住宿条件较差。
他们的宿舍不仅是平房，冬天取暖还特别麻烦。宿舍生煤球炉子，又脏又冷还易煤气中毒。而且，屋内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
天寒地冻的冬天，干部和士兵们都需要在户外洗漱，跑到很远的户外上厕所。
了解清楚情况，他立即给上级写申请。上级领导批准后，汪东兴协调资源，给三个中队盖了楼房。中队成员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宿舍，各种生活设施齐备，取暖和食堂就餐都非常方便。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也非常感谢汪东兴。
后来，因国家改革的需求，中央警卫局需要战士转业到北京。
当时的转业和现在有所不同，他们中有些人是需要去五七艺术学校继续学习深造的，也就是大家说的保送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被分配到北京各艺术机构就业。
这次的转业和保送上大学，对人员的素质要求非常高，可以说是优中选优。汪东兴为公平起见，制定了选拔标准，各中队通过测试、面谈，再结合日常表现，给战士们打分。
然后按照由高到低，依次排序推荐入学和到地方单位上班。最后选拔出的人员，他们的素质比较好、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好学上进、吃苦耐劳、善于钻研。
经过学习和历练后，这些人都能很快适应新工作，并成为单位或部门的骨干人员。这些人中有新华社的张景山、齐铁砚，北影厂的扈洪元、画家宋守友等人。
作为毛主席的警卫负责人，毛主席最信任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在领导岗位上，他关心和爱护下属，尽力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
到了晚年，汪东兴一直低调地生活，更多时间是出去游玩，偶尔和以前的老朋友见见面，但见的人不多，人们在媒体上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和信息。
直至他去世的信息公布后，才重新勾起了人们对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回忆。
熟悉的人都了解，每年到了毛主席诞辰和逝世的日子，他都会早早赶到纪念堂，然后毕恭毕敬地献上鲜花，进行瞻仰，生前从未落下过。他也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的固定风景。
汪东兴的一生，非常在意人们和社会对毛主席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人们对自己的各种“贴标签”。
他虽未写过人生回忆录，但还是利用空闲时间写了大量日记，里边的内容全面详尽。从史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成了研究党史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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