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严幼韵解开扣子,羞涩的对顾维钧说:“希望我们珍惜现在的时光。”顾维钧点了点头,正想有进一步的交流时,只听房门“砰”的一声被踹开。顾维钧慌忙起身,不料转头就被人浇了一壶热水。
来人正是顾维钧的妻子黄蕙兰,她一手拿着空水壶,另一只手指着丈夫:“顾维钧,你和她什么关系?”
此时的顾维钧已经从开始的愕然中回过神来,他并不回答妻子的话,只是冷静地擦去身上的水,拉过严幼韵走出了房间。
从那之后,黄蕙兰和丈夫形同陌路。
可是曾经,黄蕙兰和顾维钧也是为人所称道的天成佳偶。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顾维钧顶住巨大的压力,拒绝在合约上签字,维护了民族的利益和领土完整。消息一出,顾维钧声名大噪。
1920年,顾维钧受邀参加纽约的一场宴会。甫一进场,他的目光就聚焦在宴会中一位张扬明艳的少女身上。少女自信大方地周旋于各界人物之间,举止优雅,谈吐不俗,令顾维钧眼前一亮。
早在几天之前,顾维钧就在朋友家看到过黄蕙兰的照片,如今见到黄蕙兰本人,他更加肯定了心里的想法:黄蕙兰就是他需要的妻子。
自此,顾维钧对黄蕙兰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然而黄蕙兰却没有看上顾维钧。作为东南亚华人首富甚为宠爱的女儿,黄蕙兰自小就收到顶好的教育,气质谈吐不俗,再加上出众的相貌,使得她的身边从来不缺追求者。
见惯了欧洲社会的绅士伯爵,眼前这个梳着平头、衣着陈旧的外交官并没有引起黄蕙兰丝毫的关注。然而,黄蕙兰的母亲却对顾维钧十分满意。
黄蕙兰也曾小声和母亲抱怨:“他既不会跳舞,也不会骑马,还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鳏夫,根本就不值得我注意。”
然而黄蕙兰的母亲只是摸了摸女儿的头,笃定地说:“相信我,他能给你的,是别人给不了的。”
很快,黄蕙兰就体会到了母亲这句话的意思。
当黄蕙兰坐上大使专车去枫丹白露郊游、坐在特别为外使准备的专用包厢听歌剧时,她的心里得到了以前从没有过的满足,这是再多钱也无法买到的权力和地位。
黄蕙兰接受了顾维钧,开始喜欢并享受顾维钧对她细致入微的体贴。纵然她接受顾维钧的初衷是为了享受钱财也买不到的地位,也还是在日复一日的温柔中逐渐沉沦。
1920年10月,顾维钧和黄蕙兰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礼尽显华贵豪奢,处处彰显了华人首富的财力。
婚后,二人来不及享受新婚的甜蜜,就即刻动身前往参加日内瓦会议。
黄蕙兰本身就深谙交际之道,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各种外交场合,帮顾维钧打点维持各种外交关系,再加上黄家雄厚的财力支持,顾维钧的事业一度达到高峰。
1922年,顾维钧回国工作,黄蕙兰豪掷千金购得陈圆圆的宅邸给顾维钧做办公场所,并从国外购买家具空运回来装修门面。
父亲给的钱,黄蕙兰全部给顾维钧。因为了解丈夫一心为国,所以对于丈夫事业上的需求,黄蕙兰永远无条件在财力上给予支持。
然而,也正是黄蕙兰挥金如土的作风,令顾维钧和她之间产生了嫌隙。
在接待外宾时,黄蕙兰的穿戴总是珠光宝气,雍容华贵。
顾维钧曾不止一次对黄蕙兰说:“你身上带的豪奢珠宝,一看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及的。你应该戴我为你购买的珠宝。”
黄蕙兰也觉得十分委屈:“我穿戴越体面,越能使他们理解我们的国家不能被忽视,我们有权享有一切平等待遇。”
财富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使黄蕙兰和丈夫渐行渐远。
直到后来,黄蕙兰发现了丈夫深夜外出,她尾随其后,终于发现了丈夫另有所爱。
她试图挽回这段婚姻,就像她自己所说:“成婚三十多年,我从没想到这段婚姻会走向陌路。”
然而,顾维钧始终以冷漠应对,对她所做的努力都置若罔闻。
1959年,黄蕙兰和顾维钧离婚,她对顾维钧说:“你是所有人眼中的英雄,是可敬的人,却不是我想要的丈夫。”
直到此刻,她才明白,如果不爱,再多的努力都是枉然。
爱时就倾尽所有,不爱也要优雅退出,这才是一代民国名媛该有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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