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思维困境正应了哈佛大学教授穆来纳森说的那句：“贫穷之人会一直穷困潦倒，忙碌之人会永远日理万机，孤独之人会终日形单影只，而节食之人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文 / 龙章 本刊特约作者
我这里想妄议一下历史偶像诸葛亮。
无可非议，诸葛亮为人十分高尚，就连敌方人士也敬佩他。《三国志》里记载，魏征西将军钟会伐蜀，到了汉川，不但亲自去诸葛亮的祠庙祭拜，并下令军士不得在诸葛亮墓左右放牧砍柴。
赌徒心态？
刘备死后，将国事全权托付给诸葛亮，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重申了这一点，并对后主刘禅进行了“耳提面命”式的教诲。而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诉说的对象，则不仅仅是第一读者刘禅本人，更像是一封公开信，既是写给刘禅看的，也是在回应朝野上下对他年年北伐的质疑。该不该连年用兵，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战略分歧。
关羽遇害，刘备倾全国之兵讨伐东吴，夷陵一役，却大败而归，蜀汉彻底失去荆州。刘备白帝城托孤后，作为蜀汉CEO的诸葛亮手上只剩下了益州。尽管巴蜀当时经济发达，但以一个益州的实力和曹魏、孙吴对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诸葛亮凭着新建的小小蜀国，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年年兵出秦岭，北上进攻魏国。每次出兵都要千里运送粮草，并试图一战与魏国决出胜负，而结果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撤军，就是粮饷不济而退回。诸葛亮急于速胜，却不愿等待更好的时机。古人说“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多少是有些道理。
因为年年劳师远征而导致的国力凋敝，士卒疲惫，在当时也不可能不招致反对的声音，这还影响到了后主刘禅。《后出师表》就是对“以长策而坐取天下”观点的驳斥。《后出师表》开篇第一句就是“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指出授权他讨伐曹魏乃是最高指示。然后说以先帝的英明，知晓我才弱而敌强，但“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这就是先帝毫不犹豫把讨贼大业托付于他的原因。
这段话，已经流露出了赌徒心态。正如投资领域最流行的错误观点——“钱多的话就价值投资，钱少的话就赌一把”。为了让刘禅服气，诸葛亮先说自己从受命之日起，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南征孟获时，更是两天才吃上一顿饭，并非不爱惜自己，而是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才冒危难，以奉先帝的遗意。但竟有人议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
时间的穷人
诸葛亮的思维困境正应了哈佛大学教授穆来纳森说的那句：“贫穷之人会一直穷困潦倒，忙碌之人会永远日理万机，孤独之人会终日形单影只，而节食之人也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就是说，稀缺心态会在潜意识层面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使人们坠入“稀缺陷阱”，疲于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稀缺。
孟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前者有耐心为了长远的价值进行投资，后者则忙于应付眼前的事务，也更易赌一把。
诸葛亮就个人而言不缺钱，刘备占据成都后，打开府库，重赏群臣，诸葛亮分得的财物按一个不太科学的方式即米价来折算，大约是人民币6亿元。让诸葛亮感觉稀缺的，是蜀国的综合实力和时间。
在心理上，诸葛亮是时间的穷人。一方面，他日理万机，蜀国大小事务“咸决于亮”，大小事都是他最后拍板；另一方面，“人亡政息”其实是诸葛亮心理上最大的恐惧。
和司马懿不同，诸葛亮没有篡位的计划，在光复汉室的最高价值观下，也不可能有篡位的计划。司马懿活着的时候为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铺路，死后，两个儿子便先后控制了魏国国柄，直到孙子司马炎篡位成功。
诸葛亮虽然大权独揽，但内心仍是个经理人。所以，理想中的结果只能在他自己的生命周期里完成，不得不捋起袖子上，非不自惜，时不我待。而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蜀军与魏军在五丈原对峙了100余天，直到诸葛亮病逝于此，这是命运的残忍。
经济学家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说，人们会错误地将每次随机试验之间独立的概率建立起联系。人们常常以为在整体上符合期望的概率分布，在局部上也会符合相同的概率。这种将从大样本中得到的规律错误应用于小样本中的现象，被称为“小数定律”。
比如掷硬币，每次抛出得到正反面的概率都是1/2，但总有人会认为如果连续几次都得到正面，那么下次得到反面的概率就会更大。同样，面对北伐，诸葛亮的理解是如果不行动，就会陷入“温水煮青蛙”式的失败。而年年北伐，哪怕成功一次，就能踞陇西，袭取关内，局面就一片大好了。
更为可恶的是，对手司马懿总是和他玩对峙，拒绝出战。所以，每次诸葛亮都是劳民伤财，无功而返。时间之于他的理想，和之于美女的面孔一样，都是刻刀。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诸葛亮作为弱小的一方，屡屡北伐去招惹强大的魏国呢？因为一旦战败，天也不会塌下来。这是秦岭山脉的地势决定的，即李白后来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诸葛亮战败，大不了撤退时，把栈道烧掉。深山大壑对于进攻方都是极其不利的地形。比如刘备刚到秦岭南麓的汉中，曹操便带着几十万人碾压般杀将过来，结果曹军却大败而归，元气大伤。
再如，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印度侵略军全军覆没，中国军队势如破竹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攻入温暖湿润的旁遮普，在距印度首都德里只剩下几百公里时果断撤回实控线，正是因为人和物资的补给是个大问题。
所以，诸葛亮北伐，就像每月拿一半收入买彩票。要是被打败了，伤元气但不要命，魏国胜了也得不到具体的好处。一旦大获全胜，司马懿一方大败，那么魏国的历史就有可能改写。所以，毫无悬念，双方就成了例行出兵和例行封堵。
一个伟大悲剧的主角
塞德希尔·穆来纳森和他的研究伙伴埃尔德·沙菲尔在《稀缺》一书中，对人们陷入时间困境和物质困境表达了足够的忧伤。他们发明了“带宽”一词来解释人的思维差异，而这个词在中国古人语境中就是“量”——“心智带宽”即“心量”。
“心量”同样包含了一个人对现实的解读，最终产生相应的未来。诸葛亮为了教育刘禅和一干心怀不满者，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汉高祖刘邦，一个是“大阴谋家”曹操。
诸葛亮说：“高祖的英明可比日月，谋臣的智慧可比深渊大海，尚且多次遇险负伤，从危险中获得安全，可谓向死而生。陛下您肯定不敢说比高祖厉害，张良、陈平更是比臣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我们能坐定天下，躺赢吗？曹操的智谋计策，远远高于常人，他用兵简直和孙武、吴起一样高明，但是也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曹操他输输赢赢，反反复复折腾，才得以让伪政权暂时活在当下。臣这样的笨人，怎么可能必胜呢？”
但诸葛亮似乎模糊了一个问题。刘邦平定天下、曹操平定北方之前固然都是马不停蹄地在打仗，但在平原地区作战与坐拥被山川围绕的蜀地是不一样的。就土地、人民、物资而言，刘邦、曹操就是无恒产者，一系列战役打下来，赢家通吃，输家什么都没有了，因此他们也不需要恒心，需要的是扩张，同样也是与时间赛跑。
在这种扩张中，最重要的是人才。比如，刘邦麾下有萧何、张良、陈平、韩信、彭越⋯⋯就人才而言，先主刘备同样手上也曾经有一把好牌。到诸葛亮写《后出师表》的时候，连赵云都老死了，这几年间，大小将领失去了70多人，有一技之长的高级军士失去了一千多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很多时候，诸葛亮对未来的看法是悲观的，而未来又回应了他的心理认知。
善于用兵的，往往是“攻其所必应，击其所不备”才能取胜，所以要出奇。所谓出奇，就是打破惯常思维，用竞争对手想不到的思维来解决问题。诸葛亮六次北伐中，只有一次使用了奇兵，他扬言从斜谷出兵攻魏，实际上却去攻打祁山，魏军十分慌乱，一下子有三个郡投降了蜀国，最后又因为马谡不守军纪，功败垂成。诸葛亮的其余五次北伐都是在意料之中，魏军从容应对，蜀军无功而返。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三国演义》，说作者“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实际上，诸葛亮擅长治理，并不擅长军事。刘备、诸葛亮之间君臣的关系，也被后世人所羡慕，乃至于被美化。历史上诸葛亮更像是一个伟大悲剧的主角，一个反复从山底下往山顶推巨石的西西弗斯式的形象，或者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历史没有假设。刘备早年得到徐州，很快被吕布抢走了；然后刚得到豫州，又被曹操夺去；后来借得荆州，又被孙权武力收回。这些不幸的经历，未尝不与刘备君臣看重眼前的心理积习相关。比如，蜀军在汉中打败曹操后，关羽在荆州又水淹曹操七军，刘备、诸葛亮认为讨贼大业指日可待，却不料关羽被近在咫尺的孙权偷袭杀害，而蜀中路远，根本救之不及。
刘备占据成都，逼迫益州旧主刘璋下野，并吸纳原来的官员加入新政府。刘备旗下，既有地方实力派，又有跟他入川的创业团队，即诸葛亮说的“纠合四方之精锐”。二者之间的矛盾暗流涌动，在刘备死后，构建出一个外部敌人，年年北伐和准备北伐未尝又不是诸葛亮实现蜀汉内部团结、让反对者噤言的一个既简单且有效的手段。但这仍然是“心量”的问题。事无巨细都要管上一管，诸葛亮的心智带宽被各种日常的事务所干扰，甚至堵塞，这种状况下，人很难进行深度的思考，也不愿意正视现状，反而会从忙碌中获得一定的安全感和满足感。这是一种动态的“坐以待毙”。
像诸葛亮这样的伟人，仍不免于赌徒心态。他的种种努力，无异于“挣扎”。试图以最小成本和风险博取巨大的回报，这和买彩票无异。这种心理机制的结果，就是“穷人补贴富人”。
对于蜀汉而言，一个国家的“精力”是有限的，对于诸葛亮而言，一个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消耗在既没有连贯性、又是各种例行的工作中，其结果必然是一种挣扎的状态。
诸葛亮的年年北伐是一种眼前的苟且；光复汉室，便成了虚无缥缈的“诗与远方”。反过来说，如果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与百姓休养生息，重视授权与人才培养，等到魏国内乱再出兵，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诸葛亮的悲剧告诉我们：我们挣扎着的现状是由我们过去的思维方式决定的，而未来有可能是由我们当下的思维方式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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