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大城市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到武汉，又迁到重庆。政府首都位置的西移，伴随着工厂、学校和大批难民的西移，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规模西迁运动。抗战初期的高校内迁，是当时社会重心西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政府为保护教育和人才所实施的一个重要措施。
对于高校的内迁，开始时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有人主张改组或停办教育，让学生应征服役，捍卫祖国，实质是反对内迁。最后，国民政府还是决定将高校内迁。理由是“抗站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需要。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须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就兵源而言，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故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办理方针，适应抗战需要，固不能有任何临时措施，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其主旨。”于是，从1937年7、8月起，各高校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迁移。1938年，国民政府还特别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和研究所的迁建工作。
高校内迁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大部分学校迁入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几省。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迁到重庆，武汉大学内迁四川，浙大迁到贵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一部分大学迁往西北几省。如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合大学，焦作工学院迁往陕西天水，东北大学和民国大学迁入山西。另一部分大学由城市迁往省内比较偏远的县镇。如山西大学迁往晋南，厦门大学迁往长汀，广西大学迁往柳州，安徽大学迁往沙市，湖南大学迁往辰溪，河南大学迁往鸡公山，这一类大学占全国高校的1/4左右。
高校内迁基本于1939年底完成。到1940年学校和学生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学数为113所，学生数为52376人。到1946年，大学数为189所，学生数达到129326人。所以，抗战时期大学总体还是在不断发展的。抗战时期虽然条件艰苦，但这一时期是许多大学发展最好的阶段。例如浙江大学在竺可桢带领下，在战火中成长壮大，一举成为最好的大学之一。李约瑟到贵州发现这么贫苦的地方居然有这么好的大学，惊讶之余，称赞其为东方剑桥，这也是浙大学子最为骄傲的时期。
我想这其中有几点很重要的，一个是国民政府得当的教育政策和措施；一个是师生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促使他们奋发图强；一个是战争带来的相对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一个是大学合并，数量减少使得师资力量集中，学生相对不多。
这里集中谈谈第一点。可以说，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于教育是十分重视，并具有长远开放眼光的。这也是中国大学在短短时间内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就制定《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除了国立大学以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教会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都予以财政支持。《大学组织法》还规定大学校长不能由政府官员担任。大学的教育不统一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和使用，由任教教师自己编写的，大学里开什么课程由教师自己决定，一学期讲多少，怎样讲都是由老师自己来决定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什么课。在这种宽松的、自由的教育环境下培养了学生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也调动了老师的上课积极性。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15％；在省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25％；在市县不得少于预算总额的35％。大学为解决内迁学生的生活问题，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采取了贷金制度和和公费制度，一律免除学费、提供住宿，为许多困难学生受教育提供了保障，使受教育者由少数人扩大到大众。著名学者何兆武所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在全民族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几乎所有家庭能够维持活命就实属万幸，哪还有钱供孩子上学，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实行免费上学。
而抗战初期，当时的国民政府所面临的财政艰难是无法想象的。战前国民政府的主要收入（超过50%）是海关的税收，且那时国民政府不收“个人所得税”，战争爆发后，随着各主要城市和港口的被相继占领，海关的收入已经被切断了，而一些大的企业和工厂有的被炸、有的被占领、有的内迁。这样又失去了很大一笔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开支却因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将近十倍。前方有大约300万的士兵在作战、后方大约有1100万的壮丁的后备军在训练、来到大后方的十几万的教师和学生要安顿。国民政府为每名教授的定的工资为每月120快大洋、中学教师每月80块大洋，另外还有大量的公务员的薪水。最难能可贵的是：抗战八年，十几万的大中学生的学费、食宿和杂费全免。这是在什么样的艰苦情况下，八年的时间，一个政府所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
对于师生师生强烈的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用一个事实说明。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候，当时的大后方生存已进入了临界状态。一些大学生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到一些中学任职以维持生存，一些教授不得不摆摊变卖财产以维持生计，闻一多都上街卖刻章。整个教育界的生存令人堪忧。但是当时的整个教育界的学者仍然默默地坚持自己的岗位，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这些情况反映到国民政府后，教育部从仅有的财政里拿出了一部分钱予以补助困境中的教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后，西南联大校委会召开会议，经过研究作出了一个惊人的最终决定：所有的教师集体联名拒绝政府的救济！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抗战时期广大师生的民族精神和气节。
大学合并，数量减少使得师资力量集中，学生相对不多。大学合并的比例占高校内迁的25%左右。如安徽大学因学生失散并入武汉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组成东南联大，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洋工学院组成西北联大，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内迁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大。
内迁后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大学。从师资上看无人企及，可谓是名家翡翠、众星云集。我们看一下部分师生名单：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 梁思成 金岳霖 陈省身 王力 朱自清冯友兰吴有训 陈寅恪 沈从文 陈岱孙 闻一多钱穆钱钟书、费孝通 华罗庚 朱光潜 吴晗赵九章李楷文 林徽因、杨振宁 李政道 朱光亚谢玮邓稼先 黄昆、宋平、彭佩云 汪国真 王希季陈芳允郭永怀 屠守锷 吴讷荪陈忠经戴传曾。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则不相上下。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存了中国高校教育资源，同时对于改变地区文化教育的不均衡状况及推动西南、西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西迁的学校对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