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导演创作之路，在不断甚嚣尘上的舆论和争议声音中已经经历30年。
众所周知，《红高粱》改编自莫言1986年发表的两部中篇小说《红高粱》和《高粱酒》。
前半段，电影讲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相遇相恋的故事。因为一匹骡子，九儿（“我奶奶”）的父母要她嫁给一个拥有酒坊的50岁麻风病人。九儿乘坐花轿出嫁时，在途中被一名强盗拦截。其中一名抬轿男子（“我爷爷”）打退了强盗，九儿因而和他开始相互心生情愫。三天后，九儿回乡探望父母，“我爷爷”突然从高粱田里冲出来，抢走九儿与她在野外交合。当九儿回到酒坊时，发现自己的丈夫死了，接管了酒坊。
后半段，电影则聚焦日本军入侵中国，众人抗日复仇。最终，揭竿而起的众人和日本兵们一同被炸死，九儿被射杀，茫茫大地只剩下幼年的“我爹”和“我爷爷”还活着。
如果说，莫言的原著小说更倾向于呈现复杂的人性斗争，主要人物都被塑造成了“灰色人物”，每个都带着在那个病态时代的畸态——身怀“野蛮生长”与“无知落后”的态势。
那么，张艺谋的改编则彻底简化了故事情节、提纯了人物取向。
他不仅努力弱化了原先的抗战主线、提升了情爱支线的篇幅（据说最初的剧本甚至不拍抗战），更在剧本的创作上显故事背景的模糊化、人物性格的符号化和寓意化。这些简化虽然让剧作在深意上无法与原著的文本比肩，但也不失为一个深入影像创作的选择。反观今时的《影》，张艺谋仍在采取这样的叙事逻辑——模糊、符号、寓意，从而以小博大。
色彩叙事一直是张艺谋影片的关键词之一，对红色独有偏爱的他，也在处女作中大量的运用了这一色彩，以红色为黄土高坡注入鲜活的生命。
《红高粱》在最开头，就确定下以红为主调——由巩俐饰演的“我奶奶”，红盖头下的一张红润的脸庞淹在整片的红花轿里，身着红嫁衣、红绣鞋，浓艳的红如浸透了染缸。
而由姜文饰演的“我爷爷”，是抬轿的小伙子里瞎起哄的一个，他黝黄的身躯与遍布黄沙黄土的地理环境连成一片，仿佛未受过开化一般。在他的带领下，小伙子们开始摇轿子，传达为视觉之上的，就是红色在黄色里上下左右颠簸，如一团火燃在这片荒原——传统在原始的野性刺激下开始发生嬗变，也暗示了他们二人之后会发生的情爱关系。
在那场著名的野交戏里，红色被书写成了偷情时难以忍耐的情欲。红高粱的随风飘舞取代了直接的男欢女爱的场面，却更加显得刺目，令人感到巨大的刺激。似乎这片红色要从银幕中以喷涌的姿态释放出来，生命里的情与爱、勇敢与欢欣，在瞬间凝聚成了最简单的冲动。
很巧妙的是，在张艺谋处理《红高粱》剧情的几个转折点里，红色以不同的几种意蕴出现。进入影片的后半段，红色从传统的变化、情爱的张扬，渐渐扭转，变成民族的血痕与生命的残酷。
火红的鲜血与火红的日食之光，形成了巨大的联动效应，红色吞入了世间万物，覆盖住了整片银幕，“我爹”和“我爷爷”满身血红地站在这片红色里。此刻，红色向死而生，寓意了一个民族在遭遇血洗之后仍旧能迎来的“生之光”。
张艺谋从不是一个能被“定性”的导演，他在导演生涯的20多部电影涵盖了各类题材类型，从小制作到大成本，从写实到写意，不断探索着多样的可能性，延展着自己的创作弹性。
《红高粱》，是这一切的开端，也是一个时代的经典。就算在今天，我们依旧有重新认识这部作品的机会，而这部作品也依旧以它勇敢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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