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王寿林　

    提要：列宁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包括三个部分：基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基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为人民各项权利的真实享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国际环境，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的同时利用其有益成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摆在新生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列宁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正是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列宁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其基本内容大致包括三个部分：基于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基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为人民各项权利的真实享有创造必要的条件；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国际环境，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的同时利用其有益成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一、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列宁认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按照列宁的观点，“人民的自由，只有在人民真正能够毫无阻碍地结社、集会、办报、亲自颁布法律、亲自选举和撤换一切负责执行法律并根据法律进行管理的国家公职人员的时候，才能得到保障。” 因此，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首要条件。“无产阶级专政把对付资产阶级即少数居民的暴力同充分发扬民主结合起来，而民主就是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
    在列宁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因此，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并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国家应当像巴黎公社那样实行直接民主坚信不移。诚如列宁所说：“人民需要共和国，为的是教育群众实行民主。不仅仅需要民主形式的代表机构，而且需要建立由群众自己从下面来全面管理国家的制度，让群众有效地参加各方面的生活，让群众在管理国家中起积极的作用。” 而民主作为人民的权力、多数人的统治，其基本实现形式就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列宁把民主与选举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一切职务经过选举”是广泛的民主原则所包括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同时认为“只有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才可以说是民主的选举” 。按照列宁的观点，工人和农民是社会主义俄国政治力量的主体，因此，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工农群众，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一度设想由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立即实行“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以便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然而实践表明，在小农和文盲分别占人口总数75%的国度里，人民群众缺乏管理国家最起码的政治意识和文化水平，直接民主行不通。鉴于此，列宁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即由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转变；由决策权归苏维埃向决策权归执政党转变；由工人管理企业向国家管理企业转变；由苏维埃的选举制向执政党的委任制转变。而严酷的战争环境又加速了这种转变，最终形成了极端集中制、战斗命令制。诚如列宁所说：“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种间接民主适应了当时的国情和斗争环境，同时也决定了苏维埃政权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产生官僚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因此，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成为摆在新生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列宁为遏制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他认为：人民群众是全部国家权力和全部国家机构的唯一基础，反对官僚主义的根本措施是吸引全体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完全战胜官僚主义。但在人民的国家尚未达到人人参与国家管理的时候，只有加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督，才能减少官僚主义。因此，列宁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群众应当有权为自己选举负责的领导者。群众应当有权撤换他们。群众应当有权了解和检查他们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这就使监督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形式。列宁指出：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是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手段，因而“要有多种多样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 在列宁看来，这种监督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是国家机关；监督的形式是自下而上；监督的前提是人民群众了解国家机关活动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监督的手段是人民群众掌握罢免权；监督的目的是杜绝官僚主义，“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从而保证自己的国家不至于变质，保证自己不至于受到自己国家的侵害。
    列宁对罢免权高度重视，认为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不仅表现在人民拥有选举权、监督权上，而且表现在人民拥有罢免权上。只有掌握了罢免权，才能保障监督权，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行使民主权利。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虽然给了人民选举权，但故意不给罢免权，即真正的监督权。因此，人民群众掌握罢免权比掌握选举权更能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人民群众只有掌握了罢免权，才能对不称职、不胜任的代表随时予以撤换，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列宁指出：“任何由选举产生的机关或代表会议，只有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才能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和确实代表人民意志的机关。” 这就是说，承认和实行选举人对代表的罢免权，是苏维埃民主制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照人民主权原则，人民代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并接受人民的制约监督，人民有权撤换那些不称职、不胜任的代表和人员。从民主运行的过程来看，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罢免权实际上是选举权和监督权的延伸，是对选举权的一种保护，是对监督权的一种强化。因此，罢免权是“真正的监督权”。“拒绝实行罢免权、阻挠行使罢免权以及限制罢免权的行为都是违反民主制的，是完全背离俄国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的。”把民主监督作为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公仆变成官僚的根本性措施，这是列宁的一大贡献。在列宁看来，管理国家必须懂行，不懂行，不懂管理这门科学，就不可能搞好管理。而“管理的本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不会凭空就有的，不会因为这个阶级是先进阶级，于是一下子就有了管理的本领。”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学习、逐步提高的过程。鉴于此，列宁提出发展民主的两个阶段性目标。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发展进程中，由少数先进分子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多数群众则处于权力体系之外进行监督，这是民主发展的第一阶段目标。第二阶段目标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即实行人民自治。因此，参与监督的人民群众肩负着双重使命，首先是监督检查，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变成官僚主义；其次是学习管理，为逐步过渡到人民自治奠定基础。这项根本性措施使政党代表制的间接民主与人民监督制的直接民主相结合，既解决了在无法实现由全体人民直接管理国家的情况下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又遏制了因权力高度集中而滋生官僚主义的问题，同时又有利于人民群众在监督中学习管理，在管理中加强监督，最终实现“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 的目的。

    二、为人民各项权利的真实享有创造条件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提出：“凡年满21 岁的公民都有普遍、平等和直接的选举权；一切选举都采取无记名投票；每个选民都有权被选入各级代表会议”；“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罢工和结社的自由不受限制” 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充分体现了列宁对民主、自由、平等的诉求。诚然，在沙皇专制统治下，这种诉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要使大多数真正能够决定国家大事，必须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这就是：必须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问题并保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国家政权。”此外，还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水平”。 而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前提下，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充分实现创造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这个前提和基础，其它一切社会活动便无从谈起。因此，无产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首先必须创造一定的物质条件。对此，列宁指出：“俄共的任务是吸引日益众多的劳动群众来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并扩大劳动群众运用民主权利和自由的物质条件。” 按照列宁的观点，民主、自由、平等在实际生活中永远不会单独存在，它总是与经济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既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又受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为创造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所必需的经济文化条件，列宁先后提出：以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中心，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以建立合作社为途径，将小农经济引向社会主义经济；以商品交换为中介，加强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以提高专业人才的地位为保证，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与经济条件相比，文化水平对民主、自由、平等的实现具有更加直接的意义。因为民主要求公民能够读书看报，通晓政治事理，懂得国情民情，而这需要以一定的文化为前提。民主要求公民能够立足本职，胸怀天下，对国家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果文化水平太低，就容易被日常生活琐事牵着鼻子走，难有宏大的眼光和抱负。民主要求公民能够分辩各种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并养成自由讨论、平等协商的习惯。而无论是参政还是议政都离不开文化。没有文化，愚昧无知，就没有民主政治。诚如列宁所说，“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 这就是说，文化教育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为改变文化落后的状况，列宁还提出了具体对策：一是普及文化教育，“对未满16 岁的儿童一律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由国家供给贫苦儿童膳食、服装、教材和教具。”二是增加教育投入，“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三是提高教师地位，“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
    在文化对于民主的意义上，列宁基于实践深有感触：“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列宁的观点是完全符合俄国当时的实际的。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将以法律的形式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为加强法制建设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法令》等苏维埃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肯定工农劳动群众是苏维埃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利。二是经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明确了劳动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基本权利。三是经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人民主权，并规定实现人民主权的形式。
    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告诉人们，对于民主、自由、平等来说，“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列宁清醒地看到：“最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管它怎样民主，也有无数法律上的障碍阻挠劳动者参加管理。我们已彻底扫除这些障碍，但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使劳动群众能够参加管理的地步，因为除了法律，还要有文化水平，而你是不能使它服从任何法律的。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才能解决。” 道理很明显，文化水平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按照列宁的观点，在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中，急于求成是得不到任何结果的。“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只有坚持长期不懈的努力才是明智之举。
    既然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那么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使广大人民尽可能多地参与国家管理呢？列宁认为，要建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在各方面的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在历史上第一次不仅从各方面为受资本主义压迫的群众的组织提供方便，而且使这种组织成为自下而上、由地方到中央的整个国家机构的持久的和不可缺少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度，使大多数人即劳动者实际参加国家的管理，而不像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那样，实际管理国家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代表。” 为了拓宽民主渠道，列宁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多次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的事业，“我们初次从事新的事业，聪明才智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试试，那样试试。” 列宁承认，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也做过一些“愚蠢荒唐的事情”。实践表明，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失误往往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建设才能健康发展。

    三、利用资本主义民主的有益成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在列宁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是对统治阶级实行民主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有机统一。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民主都是阶级的民主。因此，“我们必须这样提出问题：只要财产还在资本家手里，任何民主都不过是披着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在资本、财产的占有者和现代雇佣奴隶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平等。”輥輰訛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把实现民主、自由、平等与消灭阶级相联系。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因此，无产阶级民主要比狭隘的、残缺的、虚伪的、骗人的资产阶级民主优越百万倍。
    按照列宁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和议会制同苏维埃的或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把重心放在冠冕堂皇地宣布各种自由和权利上，实际上却不让大多数居民即工人和农民稍微充分地享受这些自由和权利，相反地，无产阶级的或苏维埃的民主则不是把重心放在宣布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上，而是着重于实际保证那些曾受资本压迫和剥削的劳动群众能实际参与国家管理”。“无产阶级的民主即苏维埃的民主不是在形式上宣布权利和自由，而首先是和主要是让居民中曾受资本主义压迫的那些阶级即无产阶级和农民能实际享受权利和自由。”列宁指出的两种不同民主类型的差别，皆源于两种不同民主类型的阶级本质，是不同的阶级本质使然。
    诚然，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并没有脱离人类对民主问题理性思考和实践探索的正常轨道，它的发展除了本身所依据的社会条件外，还汲取了资本主义民主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因此，列宁在揭露资本主义民主虚伪性、欺骗性的阶级本质的同时，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民主中构成人类政治文明的那一部分宝贵遗产。“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大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而只有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的文化，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创立世界工人运动，造就出在全世界组织成政党的千百万工人，建立起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同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君主制度和一切封建主义残余比较起来，资产阶级民主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些观点体现了列宁在民主问题上的唯物论。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列宁较早提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按照列宁的观点，这一论断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二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因此，“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各种形式。” 在工人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斗争胜利以后，要积极吸取资产阶级民主中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在列宁看来，如果“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因此，“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同时，列宁明确指出，由于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民主，为了确保无产阶级民主的健康发展，“应该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看到它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这些观点体现了列宁在民主问题上的辩证法。
    从资本主义民主化进程来看，其民主政治制度——无论是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还是公民普遍的参与制度，都既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也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普通公民同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结果。社会主义民主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掘墓人、后继人和接替人”，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与资本主义民主相比，经济基础、政治背景与价值取向截然不同，但二者都是建立在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在具体的形式、规则和程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社会主义民主在国体上比资本主义民主优越，但在政体上的某些方面尚不如资本主义民主完备。而经过几百年的不断积累，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适于资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的完备的民主制度和机制。这些方面的有益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加以借鉴。只有既克服资本主义民主的固有弊端，又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并把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我们才能真正建设高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在竞争中战而胜之。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第6期《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