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棍危机远大于剩女问题

2020年中国将全面爆发光棍危机?近日,一则关于光棍危机的报道点燃了众网友对男女性别比失衡问题的关注热潮。而就这一问题接受中国经济导报记者采访的人口学专家、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建新表示,未来或将出现的光棍危机只会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复杂还要严重。“相较而言,剩女现象虽然更具话题性,但只是个小问题。”李建新说。

虽然李建新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直接导致了男女性别比差异,解决未来光棍危机的最直接手段就是尽快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但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宋健看来,“婚配市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总归会存在一些人的过剩,出生性别比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婚姻挤压,但不是直接原因,人口政策调整也是宜缓不宜急,切忌一刀切,否则极容易爆发大范围的人口问题。” 

出生性别比失衡计划生育是主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出现这种异常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何在?对此,以李建新为代表的主流专家分析认为,由于移民比例很小,中国人口性别比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出生性别比失衡。

在正常的自然情况下,出生性别比一般介于103和107之间,也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相应有103至107个男婴。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以上,尽管自2008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但仍然徘徊在117左右的高位。

而据国家卫计委新闻处原处长陈剑《中国计划生育革命纪实》一书考证,1982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从之前相对宽松的“晚、稀、少”政策,向“一孩化”过渡的关键年份。

李建新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如果按传统理论,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原因,便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正常的。“这段时期‘重男轻女’同样存在”,李建新说道,唯一的变量是这一时期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尚未落实。“可以这样说,仅有重男轻女观念不会这么明显的导致性别比失衡,计划生育才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最关键因素。”

受访专家表示,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分析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光棍危机远大于剩女问题 

性别比失衡,必然引发婚姻市场失衡。而现实情况可能要比预想的还要复杂。宋健分析指出,现实中的婚姻除了讲究“门当户对”外,还有“嫁高娶低”、“男高女低”等梯度婚配模式。换句话说,男女适婚人口比例失衡加上“嫁高娶低”婚配模式造成的婚姻梯度挤压,已经导致当今社会形成两大现象:一面是农村落后地区“光棍”不断,一面是不少大城市“剩女”增多。

然而,尽管大量“婚姻剩余男性”存在于眼前,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光棍危机,但当下人们关注更多的似乎还是“剩女”现象。难道说,剩女问题要大于光棍危机?

“恰恰相反。‘剩女’问题多少有点伪问题之嫌,其充其量只是小问题。怕就怕这个小问题把沉默的‘剩男’真问题、大问题给掩盖了。”李建新不无担忧地说道。

实际上,受访专家指出,即便是沉默,这些未来的光棍们也不会在沉默中消亡,反而会日益扩大。宋健则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男女性别比长期偏高引发的社会问题率先在偏远穷困的农村落地,而非城市。2012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曾选择东、中、西部28个省份的369个有代表性的行政村,进行大龄未婚男性群体调查,结果显示,全国28个省份每村平均9个男“光棍”,其平均年龄为41.4岁。

“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大量光棍,更在于贫困人口成为主要受害者。”李建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说,“这样一个被社会遗忘的社会底层大众,若没有必要的安全阀,必定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可以推断,随着这些想结婚而又无法找到配偶的大龄男青年和终身未婚男性数量不断积累,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也将大大增加。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光棍危机远大于城市‘剩女’问题。”李建新坦言。 

宽松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 

男女性别失衡究竟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影响?对此,宋健认为,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会进一步加剧。长远看,婚姻剩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也带来问题。”宋健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而另一方面,男女比例失调还带来就业挤压问题,受访专家分析指出,5-10年后,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日益严重。男性劳动力过剩会增强劳动力就业市场的竞争,加剧女性就业难度;某些行业和职业中,可能出现女性短缺而需男性替代的现象。

既然危害显而易见,治理人口性别比失衡就成当务之急。而资料显示,我国通过连续几年的综合治理,到2009年出生性别比出现拐点,开始逐年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性别比降为115.88,较2013年下降了1.72个百分点,是6年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究其根本原因,则得益于2013年年底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因此,多位受访专家一致相信,宽松的生育政策有助于缓解出生性别比失衡。

更有受访专家提到一个正面案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甘肃酒泉和河北承德展开全面二孩试点,“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2010年人口普查时,试点地所在的省份都存在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但除承德外,其余3个试点地的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正常范围,而且近年来“越来越正常”。

“要消除重男轻女的生育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这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难以一蹴而就。最具操作性的办法仍是放开生育限制。”李建新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他强调,当下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废除计划生育政策,“不是轻微的政策调整,而是要全面废除。”

不过,对此,宋健却表示计划生育等相关人口政策的调整不宜过急,要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进行,“中国毕竟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人口政策要慎之又慎,宁可慢也不要贸然跃进,要防止大规模人口问题的骤然爆发。较宽松的生育政策也不是实现性别比正常化的唯一条件,治理性别比失衡还需要从多方面开展工作。”宋健告诉中国经济导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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