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我听过这么一句话：他那张飞行的魔毯上，挤满了中国作家。 看看中国当代最走红的几位作家，比如余华，比如苏童、比如莫言、比如陈忠实，看看他们的创作，就会很容易的发现，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而他们，又影响了数不清的后起的有志于文学创作的所谓文学青年们。于是地主、土匪、妓女、强盗、棉花、鸦片等等作为旧社会象征的东西被一次又一次的搬到文学作品中来，由他所创造的“很多年以后”这个句式也被一次又一次拙劣的抄袭。所有的文字都散发着一种氤氲、潮湿、梦幻一样的气息。 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的问题首先是语言的问题，病态的语言会造成病态的叙述。中国当代作家们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在对事物缺乏真实体验而无法加以准确客观的描绘时，所采取的一种逃避的取巧的叙述。读这样的作品就仿佛吃一个早熟的水果，有一种怪怪的、不健康的、不舒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我阅读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陈忠实的《白鹿原》、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及其他先锋派作品时表现得尤为强烈。要造成优秀之文学，首先得寻求一种规范、朴素、简洁而又优美的语言。对于这种优美汉语文字的尝试和探索，我在沈从文那里发现过，在一些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翻译工作者那里也发现过。 这种病态叙述所造成的现实就是：想象越来越离奇、故事越编越荒诞；这种对外国某些作家一味的模仿，比如博尔赫斯，比如卡夫卡，也使他们永远的失去了创新、失去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传统、失掉了自己的特色。他们对现实世界缺乏宏观的认识，长久的沉迷于过去的历史之中，沉迷于不着边际的想象和睡梦之中，再也不知道什么叫现实。中国当前的文学，毫无疑问的落伍了，不仅落伍于世界，更落伍于我们这个时代，即这个时代的现实。这些作家永远都别想超越鲁迅和沈从文，离他们梦寐以求的诺贝尔文学奖，更是远而又远。更可笑的是，中国的文人们还有着自己狭隘的圈子，讲个面子，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外面的世界对他们也一无所知。他们整天躲在这个小圈子里面相互吹捧、互相攻击、自娱自乐。 新出现的“80后”文学现在也很热闹。他们确实也起了一些作用，比如和新闻、出版、娱乐等商业元素的紧密结合，跳出了原来的文学过分依赖文学期刊的局限、形成了新的淘汰机制。但是，他们的创作与他们所获得的名声和财富是不相符的，过早的成名和参与商业运作也使他们变得骄傲、浮躁、不学无术、不知天高地厚。有人说，在这一代人中一定会出大师，也许是吧。也但愿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大师肯定不是韩寒，也不会是郭敬明，就是说不会是目前已经成名的“80后”作家中的任何一位。有人把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同印数销量等混为一谈，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笑的事情，若是这样，他们或许还比不上一个三流的娱乐明星。郭敬明在写言情，韩寒在写痞子语录。韩寒使少年们变成愤青，在他们那里，任何的道德、传统和崇高都变得无足轻重，信仰消失了，神圣也消失了。而信仰和崇高对于文学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东西我在沈从文那里读到过，在王小波那里读到过，在路遥那里读到过，在史铁生和张承志那里也读到过，但在王朔那里是读不到的。读王朔的东西就仿佛看香港电影里那些穿着缀花衬衫、鼻梁上架着墨镜、嘴里镶着金牙、脖子上挂着项链、手里拿着大哥大、出入迪厅和夜总会的爆发户或黑道混混一样，让人觉得反胃、俗不可耐。韩寒很大程度上都和王朔有点像。而郭敬明却使我们的少年们变得敏感、羸弱和神经质。更可悲的是，还有数不清的少年们在模仿韩寒和郭敬明。 现在的所谓文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场表演和作秀，成为娱乐炒作的噱头。当我们的精神食粮，只剩下哗众取宠的博客、花里胡哨的青春读物、莫名其妙的网络文学时；当我们的作家不再思考，而纷纷包装打扮得像港台艺人时；当我们的读者不再阅读经典、失去辨别能力时；当文化被当成快餐消费时，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希望。 顺便借用王小波的一句话：在中国，三流的作家却拥有一流的名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