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去锈，撼古开今 - 《虚无有斋摹辑汉印》读后

石峰

施谢捷教授《虚无有斋摹辑汉印》的出版，无疑是一个重磅消息。做为一名玺印爱好者，看到书的一刹那，除了即将享受“饕餮盛宴”般的激动外，了无其他。饱餐闭门，隔断通讯，足不出户，粗读一过时，已是深夜。掩卷一刻，闭目沉思，每一枚印蜕犹如电影蒙太奇般回映于脑际，想想先生耗时十余年为我们带来的这份厚礼，用何种语言来形容才恰如其分呢？不妨听听我个人的一些感知：

其一，关于摹辑。摹辑之要旨当在被摹物件，其核心无疑是鉴真去伪，鉴真去伪之能力又与摹本之被采信密切相关。先生一度力行篆刻、整理建立玺印数据库、精修古文字学并上手目验大量玺印实物。本书所辑实即其个人修为之综合体现，客观言之，其精审程度是同类图书所望尘莫及的，其学术性贡献无可替代。我们所看到的是日积月累的艰辛摹辑工作，而做为摹辑工作学术基础的形成，未知又付出了多少？

其二，摹辑汉印数量之巨。一次性辑录汉印4000方，除了众所周知的陈介祺外，恐怕是世无俦匹了。［按，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辑印数量是前无古人的，“晚于五十册本的一百九十一册本《印举》，辑入印蜕为一万零二百八十四方，剔除重见于交叉类别中的数量，实际入印约八千二百余件。”（详孙慰祖先生《可斋论印三集》p160 ）其中“八千二百余件”之数包括先秦、秦、汉晋南北朝各时期官私玺印。］正如吴振武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评：“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一个奇迹！”其琐细、繁密之程度远非常人所能想象，其需要的时间、精力更是一般人所不能如愿付出的。客观的说，在中国印谱史上，《虚无有斋摹辑汉印》将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并成就一段佳话。

其三，获得资料之及时性。据该书后记得知，摹辑汉印始于2005年。网络方面，当时，正值艺术品网站在全国兴起，大量信息纷至沓来。限于普遍条件滞后、照相技术参差不齐等因素，所见图片模糊不清、真赝杂陈，尤其考验眼力。有时一印之显现，又是转瞬即逝的，若不能及时捕捉必然成为遗珠之憾。私人收藏方面，先生经常不辞辛劳、负笈万里，遍访国内外玺印藏家、爱好者，尽最大可能上手目验实物、搜集影像、记录尺寸材质等，务必使一手资料信息真实、精确。有些非玺印藏家，间有一二件，也是不被放弃的。曾听先生言：“别小看一二件数量之少，或许正可填补一项空白亦未可知。”实则，古物往往不可捉摸，有时偶然之因素甚至大于必然所带来的惊喜，这或许正是古物最大之魅力吧。时过境迁，试想今日重新启动摹辑工作，用同样的时间、数倍的人力也是很难实现如本书之规模的。难能可贵者，先生所摹对象的原始照片和所获相关数据均有序保存，成为摹辑本不可撼动的证据支撑。

其四，摹辑资料的可贵之处。受地域隔阂、交通状况、信息闭塞以及人情世故关系等因素制约，如前引陈介祺辑印“约八千二百余件”之数量，在当时也一定不是新出玺印之全部。此种现象，同样适用于当前信息资讯高度发达之时代，即很多新出玺印是永远都不被时人尽知的。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曾经被著录过的玺印实物有的早已不知所终，更何况当年未入谱录之玺印，更是无迹可寻。诚如先生平常所说：“较之印谱，玺印实物是很难传世的。”看似极其寻常的一句话，却阐释了古物之出现、流转、隐匿与消亡，是自有其轨迹的。可见，摹辑实是捕捉了很多玺印显现之一瞬间，特别是在当下许多人不愿公布私藏的心理状态下，其弥足珍贵之处可想而知。

其五，摹辑方式之科学性。受埋藏条件复杂、新出后被人为损伤等因素影响，若按照传统墨拓、钤朱的方式，必然是无法准确再现一印之原本信息的。使用摹辑方式，纸上去锈，无疑是科学的，对于抢救、传承资料，往往能发挥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

其六，将如此数量庞大的汉印辑录一书，并以严谨的学术方式排序，给研究者带来的便利是超乎想象的，比如汉人姓氏源流、取用名字之习惯等，本书皆是一目了然。一些新出现的姓氏、名字被条分缕析般按音序排出，又是另一亮点，对研究汉代史无疑能起到积极的帮助。至于释文之精准、谨严，更是历来印谱所无法比拟。能如此者，得益于先生治学之谨勤、工作之痴迷，凡此都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其七，先生不趋时名、行事质朴，令我感触至深，学者本色，应该成为后学来者尊崇之典范。具体一例，《虚无有斋摹辑汉印》本以十数年之苦功，所收之完备，体例之谨严，几近无可挑剔，但先生仍不尚渲染，本编只印行了150部，成书所获者多为专业学者和收藏人士，先生之为学，于此可见一斑。

《虛無有齋摹輯漢印》序

吳振武

這是一項了不起的工程！一個奇跡！——我的同行朋友，復旦大學施謝捷教授化了十多年功夫，“上窮碧落下黃泉”，利用電腦繪圖工具，以印面照片為對象，摹錄了近萬方新出戰國秦漢官私璽印，並將陸續推出“虛無有齋摹輯古璽印”系列印集。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部收有四千多方新見古印的《虛無有齋摹輯漢印》，便是其中之一。

用摹寫而非鈐蓋的方法輯錄古印，自上世紀三十年代方介堪先生《古玉印匯》以後，幾成絕響。這種看似吃力不討好的方法，是有其獨特的好處，文雅堂主人楊廣泰先生曾總結得兩條：一是紙上去銹，使那些因銹蝕嚴重已不宜鈐蓋的古印得以再現原貌；同樣，此法也有效解決了那些因印面不平整而難以鈐蓋的古印的著錄問題。二是有益於文物保護和利用。那些非銅質古印，特別是少數木質古印，實不宜以油色沁之，而摹寫正可以避免使用印泥；同時，對於那些受病銹侵蝕，一時還難以得到有效保護的古印而言，及時摹錄更具有搶救歷史信息的特殊意義。除這兩條外，我以為還可以再加上兩條：一是用摹寫法刊佈新見古印，等於為藏家保留了刊佈鈐本和照片的權利，這是相當講究的做法，特別是在多數人還很在乎發表權的今天。二是摹寫本清晰整潔，這無疑為將來編輯各種字書或製作字庫打下了極好的基礎。

謝捷教授十多年前手摹出版的《吳越文字彙編》久已聞名於學界，然在摹寫經驗與技術上，印集似更進一籌，除字形準確傳神外，筆畫的圓渾或扁平亦都能精準體現，真可謂“神乎其技”。至於辨偽去重、排比分類、印文考訂等等，更是專家手眼，一流水平。據我所知，謝捷教授雖在高校任教，但他對一般人所熱衷的申請項目、評獎晉職之類多無興趣，而是“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常年醉心於他的古印世界。也正因為他掌握了數以萬計的新舊漢印資料，才有了那長達二十五萬字且含金量極高的《<漢印文字徵>及其補遺校讀記》。這種無功利性的“癡玩”，不僅僅是滿足愛好，同時也是一種境界。而有此境界的人，如借用偉人的話說，便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凡一項偉業的作成，離不開熱心朋友的幫忙。在此，我也願以一個讀者和作序人的身份，向不惜“散財”推動印學發展并精心印製這套印集的文雅堂主人表示一點特別的敬意和感謝。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於長春

《虚无有斋摹辑汉印》凡例

施謝捷

近十多年新出現古璽印數量繁多，可以萬計，散見於諸多古玩商賈及私人藏家，且多未刊佈。“虛無有齋摹輯古璽印”系列係依據編者所見所得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官私璽印的印面照片，以摹寫方式輯錄之，與過去據璽印鈐本摹寫方式不同。

輯錄璽印中有極少量係官家所藏已發表資料，或僅有照片，或鈐本不佳，本編重新據印面照片摹寫收錄，且於總目錄中標注收藏單位。

《虛無有齋摹輯漢印》是“虛無有齋摹輯古璽印”系列中的一種，輯錄官私璽印4001件。另兩種為《虛無有齋摹輯先秦古璽》、《虛無有齋摹輯秦印》，待刊。

“漢印”一詞，襲用傳統說法，其時代實涵蓋兩漢魏晉南北朝，並非僅限於兩漢。

全編分官印、私印、成語印三大類。其中兩面印一面為姓名私印、一面為成語或肖形的，歸在私印類。

首列官印，大致以類相從，不以時代為序。道家用印及某氏家印附於官印之後。

私印次於官印之後，分為上、下。私印“上”所錄為單字姓氏私印，私印“下”所錄為複姓私印、無名字姓氏印、無姓氏名字印及姓名成語、姓氏吉語等，大致以姓名的音序排列，個別姓氏字不釋者殿後。

私印中同姓氏私印，以單字名字印、雙字名字印、兩面穿帶印、多面印、子母套印為序排列，個別“姓氏+名+字”或“姓氏+字+名”形式的列於相同姓氏諸印之末。

無姓氏名字印，以單字名字、雙字名字、臣+名為序排列，名字前缀以“僕”、“妾”者殿後。

子母套印中佚失子印、或佚失母印及子印因鏽結未取出者皆歸在子母套印類，分別括注“子印佚失”、“母印佚失”及“子印文未詳”。

諸印下均附以對應釋文，釋文一般不作通讀說明，質地為銅質之外的金、銀、玉、瑪瑙、水晶等則均予以註明。

傳聞同出之印，則於相關各印下註明同出情況。

《虛無有齋摹輯漢印》後記

施謝捷

近十幾年新出現了大量的古代璽印，其中屬於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官私璽印，數以萬計，多為民間私家所庋藏。

予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搜輯秦印及戰國古璽的工作，先後獲相關立項資助，主要致力於各種能見到的輯集古璽印譜録的調查。進入新世紀，由於網絡的發達及民間收藏熱的升溫，時常能在相關藝術品收藏網站上看到新出現古璽印照片，遂開始留意并搜集相關資料，同時也結識了很多玩印、藏印的朋友並得到他們的大力幫助，在此對給予幫助的朋友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根據新出現古璽印照片製作摹本的工作最早始於二○○二年，主要是為所撰寫論文《古璽彙考》增添新出現戰國古璽資料，當時尚未涉及秦漢璽印。二○○五年，還是因為譔寫《古璽彙考》的需要，在對當時已經發表的幾批戰國簡帛文獻進行重新隷定釋文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後，遂對與秦漢璽印相關的資料進行系統梳理，并啟動根據新出現秦漢璽印照片制作摹本的工作，一直持續至今。此次刊印的《虛無有齋摹輯漢印》是計劃中“虛無有齋摹輯古璽印”系列的一種，是對所見新出現古璽印摹寫工作的階段性成果，所輯漢晉官私印多為私家收藏，少量官家所藏而重新摹寫輯入者，往往是因為未見鈐本或舊有鈐本不佳。另二種為《虛無有齋摹輯先秦古璽》、《虛無有齋摹輯秦印》，也將陸續刊印。

承蒙復旦大學裘錫圭先生、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萬業馨先生、西安碑林博物館馬驥先生、上海博物館孫慰祖先生、安徽大學黃德寬先生、北京文雅堂楊廣泰先生、吉林大學吳振武先生、中國美術學院呂金注先生、河南鄭州美術館許雄志先生、北京懷柔區美術家協會吳硯君先生、河南美術出版社谷松章先生、西安終南印社石峰先生等從事古文字研究、璽印篆刻研究與創作的師友賜題書名，吳振武先生為本書作序并提寶貴建議，謹於此一併致以誠摯的感謝。

最後要特別感謝文雅堂楊廣泰先生，如果沒有他的督促、支持，本編是不可能這麽快面世的。

二○一四年二月二日於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