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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东亚文化中最璀璨的存在，他的博大精深深地影响了华夏周边的文明，科举制度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人才在时代的局限性下的尽可能的公平的选拨，科举内容的选择，科举人才在政治上的运用，华夏的科举制度被周边大量的国家运用。
日本在8、9世纪时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由于参加科举的子弟逐渐贵族化，生源减少而考试流于形式，江户时代贡举已经绝迹。那么，为什么日本的科举制度没存在几年就绝迹了呢？

“凡贡人，皆本部长官贡送太政官，若无长官，次官贡，其人随朝集使赴集。至日，皆引见办官，即付式部。已经贡送，而有事故不及试者，后年听试。其大学举人，具状申太政官，与诸国贡人同试。试讫得第者，奏闻留式部；不第者，各还本色。”——《养老律令》
日本奈良时代仿照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举办贡举，以巩固天皇制为目的。大宝元年（701年）的《大宝令》颁布，贡举制度得以确立，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四科和医、针二科，在这之中，秀才科最为受瞩目。至养老二年，《养老律令》颁布，明确规定以科举考试来选拔人才的贡举制。

贡举考试由掌管考察和任命官吏之职的式部省直接主持，每年一度，在十月、十一月间进行。考试的学生分为贡人和举人两种，由地方诸国贡送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贡人，依据天皇临时制举或由大学寮经过寮试而来参加科考的学生称为举人。来自大学寮的举人不仅要通过国学的考试，还要经地方长官的推荐。考试内容大致同于唐朝科举各科。明经科考试“试《周礼》、《左传》、《礼记》、《毛诗》各四条，余经各三条，《孝经》、《论语》共三条”，在总计为十条的考试中，通十为上上，通八以上为上中，通七为上下，通六为中上。
按照“选叙令”的规定，要在考试合格者中选拔人才叙位任官。其中以秀才科最高，明经科、进士科、明法科依次递减。总之，日本的贡举都主要仿自唐朝。唐制考试内容较日制为难，录取标准也比日制高，但日本更重视贡举出身者。
平安时代仍然实行贡举制，且尤为注重秀才、进士二科，取文章生最为优秀的两名称之为“秀才生”，因此只有大学寮中最为优秀的学生才会被推荐应秀才科试。秀才科延续到平安时代末期，而且一直为士人所崇尚。 然而，在日本实施科举的时代，正处于贵族势力上升的时期。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难以在日本生根。自大宝令公布，实施贡举后的一百年内，较受重视的秀才、明经二科的及第者只有数十个。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进士科已经废绝，科举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并且也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和世袭化。

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除了文章试之外的诸科都已没落。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且不及第者可以改判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1177年，大学寮被大火焚毁，之后再未重建，贡举制度亦废除。
1.中日科举形之不同
而日本的贡举制虽然是中国唐朝科举的模仿之作，但在内容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唐朝科举有唐朝初期科举制设立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五十多科，而日本贡举则设立秀才、明经、进士、明法,医，针为主要科目。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还是有针对自己国情加以修改。

2.中日科举质之不同
而中日科举其最大的不同，不在其内容的变更，而是其性质的不同。中国科举的实行其主要目的在于跳出世家大族对从政人才的垄断，加强中央集权使广大的平民人才通过科举入仕，服务皇家，特别是殿试的实行更是对让最高统治者直接对人才考核把关。
“凡大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孙，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愿者听。国学生，取郡司子弟为之。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伶者为之。”——《养老律令》
而日本之所以引入科举，之目的也在于此，为了能加强天皇的统治。但由于社会环境及民众基础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中国自春秋开始，平民也能受到文化教育，从而在实行科举时，民众的接受度还是相对较高的，其人员基数还是比较庞大。
而反观日本，由于转入封建社会较晚，民众没有接受文化的基础，而当时的日本极其注重出身和血统，所以贡举制其本质还是为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

而正是因为中日两国的科举与贡举面临不同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权架构，因此也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日本实行贡举制的初衷在于巩固天皇的统治，但由于其社会结构与中国不同，虽也盛行一时，但贡举制度最终由于受到日本的贵族血统论的限制，天皇的没落以及武家阶层的崛起的影响，最终早早的落幕。
我们在不断向他国学习新的技术的时候，同时也要学会变通，制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不能过度依赖他国，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更加富裕、富强。
参考史料：《养老律令》《日本通史》《日本的贡举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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