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世家，作为曾经在中国历史阶层上发挥过重要职能的特殊阶层，除了对所在区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风貌产生了深远影响外，更独特的地方就在于，世家和皇权的融合，导致其在君权至上的封建政统体制中竟然有过一段和皇权分庭抗礼、甚至“共天下”的特殊时刻。
门阀究竟是如何形成？又为何会由盛转衰，竟至于消亡呢？在笔者看来，门阀世家的兴衰，和历朝统治者所采用的择贤方针有直接关联，而科举制的兴起，正式敲响了门阀世家的丧钟。
一、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人类具有群居性，即使是两人组成的团体，也会有一方占据更多的话语权，自世界上第一个部落形成伊始，管理者也就应运而生。
一个好的管理者会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所以历朝历代，人才选拔都是头等大事，先秦时期，得益于蒙昧的社会思想尚未觉醒，以血缘关系缔结的宗法基础根深蒂固，世卿世禄制度是维系统治的基础，阶层固化的后果就是平民没有任何上升渠道，这也算是为何秦经过变法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为平民找到了一条改变命运、改变阶层的道路。
及至汉朝，传统的选拔制度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日益膨胀的社会需求，皇帝开始另辟蹊径，一方面为了安抚贵族势力，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变相的将世卿世禄延续下去，另一方面在全国大举推行察举征辟制，旨在选拔优秀人才。
对于平民而言，察举征辟制的门槛只要努力就可以做到，有才华不会被埋没，没有才华就严格要求自己的道德标准，这种自下而上的选拔制度结合汉武帝对儒学发展的推动，迅速成为了平民跻身的最佳选择。
儒学的发展，导致社会上的士人阶层不断壮大，读书明礼逐渐成为选拔的基本要素，政权结构发生改变——以往，读书是贵族子弟的特权，推行了“有教无类”的儒学后，以读书入仕的官僚比重大大增多，对社会发展有着正面而积极的意义。
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说一开始遵循的是“选贤”，在士人大批入仕，形成自己的利益团体之后，各个家族就已经看到了这项投资的利好，血缘宗族的力量再次发动，在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受到血缘、情谊、地域等影响，世代累积下来，新的贵族就诞生了。
以东汉末为例，刘备发展自己的势力时，逢人必自报家门，以汉室皇叔自居，袁绍以“四世三公”自满，曹操之所以颇有人望，和其“举孝廉”的这段过往不无关系，然而，这些天然就站在最高点的“四世三公”们，恰恰成为了士人晋升之路上的强大拦路虎。
二、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本意是自下而上的寻访人才，为底层晋升大开方便之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完全垄断学习资源的世家门阀将其变成了手中的玩物，利用特权大肆提拔世家子弟，也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门阀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为何要称世家门阀，以琅琊王氏为例，历代在朝廷做官，子承父业、兄弟相望，世袭传承，门第清高，这样的家族哪怕是在成立之初以诗文传家，为了维护家族利益，族中也必定会想法设法掌握军权，以武力维护自己的崇高地位。
君权只有在初期能够勉强起到制衡的效果，到了中后期，就变成世家裹挟君权，西风压倒东风，尤其是晋朝“衣冠南渡”，依靠世家支持勉强达成联合统治地位的东晋朝廷，司马皇族的地位是逊于世家贵族的，“王与马，共天下”正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南北朝时期大大小小数十个政权，严格意义上都是世家创建的，这也是世家影响皇权的高光时刻，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世家开始走下坡路，经历了由盛转衰的痛苦蜕变。
如果了解南北朝的这段历史，就会知道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多么动荡，农民起义、军阀起义、皇权斗争……矛盾冲突的受害者永远都是世家贵族，社会的动荡带来了很多不安定因素，尤其是在战乱时，世家过度干涉皇权，和皇权牵扯过深的情况下，世家就会成为皇权的陪葬品，走向灭亡。
一些没有因为政权更迭骤然衰减的世家，也面临着严峻的局面——世家立本是源自于扎实的学问、算无遗策的谋略，还有强大的武力。
然而，当选拔人才的机制沦为世家维护地位的工具，失去竞争的世家子弟不再严格要求自己，官僚构成长久没有新鲜血液加入，同一种声音出现的多了，整个家族就会失去进取心，士族子弟由治世之能臣转化为依附在世袭制度上的吸血虫，这种情况下，没落也是理所当然的。
尤其是在社会环境趋于稳定后，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土地买卖导致世家门阀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多种因素下，由盛转衰已成定局，然而，这些还不至于消亡世家的百年积累真正导致世家消亡的，是新的选官制度的兴起。
三、天下英才，尽入吾彀中矣！
世家中的清醒派在战乱中保全本心，沉浸式的在祖地潜心向学，当天下安定后，世家再度出现，开始经营自己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不过，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对手。
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唐代将科举制完善，并制定为基本国策，科举制为什么对门阀世家产生了极大的威胁？是因为科举限制了门阀世家享有特权的权利。
隋以前，世家只凭家族的声名、先祖的辉煌过往就能轻易荫封子孙，土地可以不用纳税，但科举制出现之后，世家的世袭特权被剥夺，经济上的特权也在均田制推行后消失殆尽，相当于切断了世家子弟的青云梯，也难怪他们面对科举制一直抱持着不积极、不配合、不屑一顾的态度。
唐初科举选拔，世家大族基本也就一到两人参加，如兰陵萧氏、陈郡谢氏等，更是一个子弟都没有参与进去。
此时的世家还沉浸在旧日的荣光中不可自拔，从当时的婚姻市场就可以看出，世家彼此通婚可以，和皇室通婚就百般推脱，如太宗皇帝欲嫁女于崔氏，崔氏竟然傲慢到直接拒绝了皇帝的提议，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明晃晃以门弟自傲，甚至看不起皇族的行为，岂能不让皇帝大为光火？
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双管齐下的打压了世家的嚣张气焰，其一，重修《氏族志》，其二，完善科举制，为了达成削弱世家影响力的目的，两口子强强联合，先搞死出身太原王氏的王皇后，又废了兰陵萧氏的萧贵妃，武则天当政期间更是举起四十米长刀，自上而下的清洗了世家的爪牙。
一招鲜，吃遍天，人是杀不完的，但震慑效果良好，科举制被完善以后，不仅为当时急需人才的唐帝国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同时也打开了民众的上升通道，士庶阶层开始上下流动，界限全无，整个国家健康有序的向前迈步。
更为重要的是，当知识不再垄断在一群人的手里，人文思想、国民面貌都开始向前飞跃发展一大步，科举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广阔平台，唐代文化璀璨正有此因。
而且，科举制出身的考生天然就存在联系，监考官员称恩师，进士为天子门生，同地域出身的官员彼此自然互相照应，这样的利益共同体戮力同心，对皇权忠诚无二，不以门第为评价的唯一标准，如此一来，门阀世家对于政治的影响程度又大大的降低了。
此时看不起科举的世家察觉到了潜在的危机，大力培养家中的子弟参与科举，参加人数较唐初直线上升，然而，一家比不过天下，士族子弟、姻亲故旧再多，面对举国上下的莘莘学子，还是无力抵抗被湮没的大势洪流。
新旧士族的对抗最大的受益者就是君权，双方想要取得皇帝的支持，就要争先恐后的维护帝制统治的利益，自此以后，世家逐渐衰落，新兴的利益共同体逐渐掌握了政治话语权，皇权政治和官僚群体共同走向了新的篇章。
科举制的出现，从根本上断绝了世家对政治的垄断性，打破士庶天堑，以身份传承论优劣的时代被彻底淘汰，转而化为“知识改变命运”，皇权在其中大获全胜，原本被门阀世家收拢的人心民望，自此尽归皇室，上下通达，推动了社会向好发展。
不过，科举制度发展后期，官僚以关系引为党群，由原本的实干转为沽名钓誉，官僚裹挟政治，严重威胁皇权统治根基，这又是令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了，或许这就是利益所得带来的严重后果，屠龙人化为恶龙，令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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