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人郑域在《念奴娇》一词中有言：“赖佑君谟，为传家谱，不弃青黄绿”，由此可见，“家谱”自古以来都被人们奉做神圣之物，是一个家族延续的证明，是一帮同姓之人彼此羁绊的证据，也是一段历史所弥留的文字影像。
一个人诞生于世，最重要的不是他活着的时候做出了多少丰功伟绩，而是他在身亡之后所冠之姓和所有之名，能被家人、族人乃至世界上多数人所铭记，那么这个人便会“长存于世”，而他的长存会印在人的心上、书本的纸张上，亦或是家谱的一隅上。
在原始社会的“三皇时代”，社会统治者实行的是“世袭制”，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位制，到了“五帝时期”，尧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转让给能力更强的舜时，“禅让制”这才得以出现在历史故事的篇章中。
但即便如此，时间的齿轮转动至现在，社会上还是不乏一些“子承父业”、“父债子还”等说法，这便说明了“血亲关系”自古以来就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份量。
民间老话常说：“五百年前是一家”，这里的“五百”代表的不是一个实数，而是一个虚数，由于百年为一个世纪，“五百”只是人们想将这个时间追溯至更早之前，而这句话意指拥有同一姓氏的人，在很久之前是拥有血亲关系的，那么这个血亲关系是怎么被推算出来的呢？这便跟某一姓氏族内的家谱有关了。
家谱是中国的一种典型的文化印记，首先，它是真实存在的，是人们可以拿在手上观摩的，是可以世代传承的“物质”，其次，它记载着的人物名字，都是历史里遗留下来的岁月之痕，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寄托，它既是“物质”，也是“非物质”，既是“文化”，也是“遗产”。
可正因为家谱能够世代相传，故和“遗产”二字又差之千里，令人极难对其定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人们用于区别姓氏源流、数典认祖，加之研究历史、社会、民俗等的重要参考资料及数据。
古时帝王诸侯世系、事迹等都记载在家谱之中，先秦时期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到了秦汉以后，《帝王年谱》、《风俗通·姓氏篇》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已作为氏族间婚姻和仕宦的重要依据，隋唐五代之后，家谱便从上流世家传至民间，成为每户人家不可或缺的“记事簿”。
一个家族想要发展繁荣，就逃不开“人丁兴旺”这四个字，因为没有人就没有生产力和劳动力，那么这个家族走向衰败就只是时间的问题。
然而一个家族的人口如果过分饱和，又要考虑到金钱收入、孩童教育以及吃穿用度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家族也同样不会有持续发展的机会。
现代法律明确表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哪怕真的结婚了，也不可以繁衍子嗣，否则生下畸形儿的概率极大，这会严重影响新生儿的存活率，降低社会人口的增长率，继而导致未来生产力和劳动力有着一直填补不上的缺口。
可是每个庞大的家族繁衍到最后，都会遇到人口饱和的情况，慢慢地便将周围的人变成了亲戚，古时虽没有“近亲不能结婚”这个说法，但婚姻对象挑来选去都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也是让人有些膈应得慌。
因此在后来的时间长河里，中国有过许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活动，譬如晋之永嘉南迁、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以及现代影视剧中常出现的“走西口、闯关东”等等，每一次的迁徙活动都会给当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巨大的影响。
一代又一代新的人从传统的家谱中分支出去，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去感受祖辈曾经留下的足迹，家谱记载着祖辈的名字，也不断刻上他们的名字，他们像祖辈当年那样，从家在的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去立祖、扎根、繁衍、生存……既延续了家谱，继而诞生新的家谱。
在现有资料的记载中，明初洪洞大槐树移民，是历史上一次少数的、由官方组织的大规模迁徙活动，人们在官府的带领下，从山西南部向河南、河北、山东等中原地区迁徙，其中移民河南的有93万人，移民河北的有41万人，移民山东的则有121万人。
据调查了解，在河北省武安市固义村，就有着一批祖上都是从明初中期的陕西省洪洞县迁移过来的村民，比如该村的丁贵成，在接受采访时已然是一名70岁的老红军，他的家族迄今已为止已经繁衍到了24世，无独有偶，同为该村村民的刘天柱，其刘氏家族也已经繁衍到了160户，共计910口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家谱比较“特殊”的人物，比如同为从山西省洪洞县迁移过来，现居于河北省武安市夏庄的王才科，身为王氏家族的第二十二代世孙，虽然他只是一个年过半百的普通农民，但是他的先祖并不普通。
王可大是王氏家族的本宗世孙，论起来就是王才科的直系祖宗。
他在康熙十五年考中进士，康熙三十二年任户部江南清吏司郎中，并在后来奉命前往江西，任当时的殿试主考，后著有《四书解》、《南游诗集》、《燕台诗艺》等书，为王氏家族带来了无尽的荣耀，也在民间留下了许多关于他的传说。
从以上数据中不难看出，明初时期的洪洞大槐树移民的确是给河北省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这次迁徙的目的地，并不止河北省一个地方，还有更多的不同姓氏的人们去往了不同的地方，那么在明初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致使这次大规模迁徙活动的展开呢？
在大约700年前的元朝末年，太祖成吉思汗灭南宋一统中原后，盛极一时，但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官员受到压迫、奴仆遭到剥削，百姓们的生活变得苦不堪言，最终导致了文明的倒退和经济的萧条，底层农民不可避免地崛起了大规模起义。
为了镇压暴民，官兵们每到一处，都会“拔其他，屠其城”，致使多地人口被屠戮得仅剩不到百分之二三十，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还要属当时称之为名城的扬州城，竟被屠得只剩余18户人家，状况凄惨。
此后朱元璋带兵出征江淮，拿下山东又收复了河南，最后北上定都于京，这场长达16年的暴乱才平息下来，可即便如此，原本繁荣昌盛的中原地区在饱受战争的摧残后，也只能无奈落得个“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荒凉景象。
除了兵乱，那时的中原还连年经历着干旱、洪水、蝗灾等不可抗力的自然灾难，光是干旱和水灾加在一起，两淮就遭受了8次、河南17次、山东18次，除此之外，其他地区也都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问题。
至正十九年，位处中原的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出现严重的饥荒，在孟津、新安、淹池等地还发生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瘟疫肆虐，不计其数的百姓倒在自家门前、官道边上，甚至还有荒无人烟的野草地里，无人问津。
而在中原背面的山西，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两地之间相隔一座太行山，中原地区的战乱、灾荒和瘟疫根本波及不到山西，那里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连年丰收，一派祥和，和中原一比较，可堪称世外桃源。
从臣子呈上的奏折中探得此况的朱元璋再三思量后，决定采纳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和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结合当时的军屯、民屯和商屯，进行一场长期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其目的就是将当时人多地少的山西，向人少地多的河南、安徽、河北、湖北、江苏等地区迁移，使各地的发展落差快速回弹。
《明实录》中言明，当时山西省的主要移民区有平阳、汾州、潞安等府，下辖共计58个县，其中平阳府就占了28县，而洪洞在那时就属于平阳府所辖的范围内，且明朝期间又在洪洞设置了移民机构，故而大多数移民都是汇聚到此处后，再从该处出发迁往其他省市。
以至于到了后来，这些移民的后裔听了祖上代代相传的移民故事，都将先祖们迁移前最后的那个落脚地：洪洞县，当作自己最初的祖籍。
据诸多史料记载，从山西洪洞迁出的百姓，大多都安居于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地。
但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变革，经济、政治、文化的更新迭代之后，这些山西移民的后代又辗转迁至广东、云南、四川乃至全国各地，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与边疆的少数民族融合，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才有了“洪洞移民遍神州”的说法。
在《洪洞县志》这本典籍中，可查阅到洪洞县有一座名为广济寺的寺院，始建于唐贞观二年，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侣众多，香火缭绕，香客络绎不绝，加之该寺院位于山西南北交通的主干道附近，故而那些南来北往的钦差、官兵、商客等都会在此稍作歇息，或逗留几日。
在广济寺旁，有一棵高达数尺、荫蔽数亩的槐树，它伫立于阳关大道旁，人们从道上经过时，都因它一时的庇护，免受阳光的刺目和炙热。
甚至还有许多从分河滩来此栖息的老鸹，在树杈上垒建了巢窝，长年累月下来，老鸹窝几乎遍布了整棵槐树，待到冬天树叶凋零之际，树上的景象便极为壮观。
在明初迁民之时，官府就在这棵槐树下设局驻员，将其作为移民的集中点，为移民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
在移民将所有手续办好将要启程前，都会对故乡抱有不舍之情，故明明已经行出很远的一段距离，却还是会频频回首，去看那棵依旧伫立在原处的槐树以及那满树的老鸹窝奇景，至此，大槐树与老鸹窝自然而然地便成为这批移民离别故乡时，印在脑海中的唯一影像。
迁往他处的移民不乏贫苦之众，他们都没钱读书，也没机会识字作画，哪怕辗转他乡，拥有新的生活和新的起点，但是为了维持生计，最终还是逃不掉“艰苦操劳”这四个字。
因着穷人只有少数人会碰着“一夜暴富”亦或是“创业成功”这等概率极小的幸运事，故而绝大多数穷人的后裔也依旧过着无法读书认字的生活。
由于不识字，这些穷人的后裔们仍然无法将先祖迁徙的经历、祖籍在何地等事，用文字记录下来，他们能做的只能靠祖辈们的口耳相传，数百年来都是如此，
到了现如今，大部分人便将大槐树和老鸹窝认作是自己最初的祖籍标志了。
在民间流传着一句这样的歌词：“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
据史料记载，在明朝时期，从山西洪洞县迁出的姓氏就多达八百八十一个，其数量甚至已经超越了《百家姓》。
更遑论那时还有那么多移民的后裔在时间的轮轴中，又以中原地区作为原点，向南、向边疆乃至全中国扩散开，这才使洪洞县那棵大槐树真正成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的“寻根之地”。
最初存在于明朝时期的那棵大槐树，早已被多次泛滥的汾河浸泡坏了树根，将让这棵活树化作了死树，好在大自然总会在旧生命逝去的同时，留下一线生机，就在这棵古槐东侧生出的一段同根蘖，恰好接替老槐成为了新槐。
1974年，第二棵新生的槐树也成为了老树，它独自守护着自己脚下的“三分地”，一次又一次地在风霜雨雪中摇曳，终于在一次强风中，它倒下了。
好在人们并没有因为它的年迈便将它舍弃，政府拨款为它打下一个牢固的水泥底座，并在树身上加了几道铁箍令它重新站立起来。
到了民国三年，第二代古槐的同根蘖又生出了第三代，它的生命力一如前两棵槐树那般坚韧、蓬勃，一代又一代的古槐在不同的地块里扎根，却永远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这似乎也象征着由此迁到全国各地的古槐儿女，也就是洪洞移民们的子孙后代繁衍不绝的昌盛景象。
后来，仍居住在洪洞县的人们，在这棵槐树旁边建起碑亭、牌坊以及茶室，在碑亭的阳面用隶书镌刻了“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阴面则刻上了明初移民事件的碑文简述，用以告知后人此槐树的深刻意义。
这块镌刻着“古大槐树处”的碑亭成为了当代大槐树景区建成的最早的雏形。
2004年，山西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明确指出鼓励体制创新，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才令洪洞县委政府下定决心将大槐树进去进行体制改革，将其打造成具有“根祖文化”特色的旅游景区。
2005年9月20日，《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管理所转制改组的实施方案》被政府批复同意，同年十月，洪洞大槐树寻根及住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正式拥有了对外开放的运营权。
该景区总占地面积为3.5平方公里，景区内部的硬化铺装、游客功能设施、绿化环境等建设内容已经完善，此外还实现了无线WIFI全景区覆盖、检票系统电子自动化功能。
为了进一步传播先进文化和德孝文化，在景区的重点保护范围内还建设了革命历史院、革命烈士亭等具有红色革命精神的文化景点，全方位、立体化地为游客们营造出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
古槐依旧伫立，它那宽阔的树冠撑起的不仅仅是代代迁徙人对先祖的敬重和对故土的思念，还有中国数百年来的历史痕迹。
它是先祖们留在这世上的一双“眼睛”，先祖们透过它穿越古今，便看到现代文明的一派繁荣昌盛，它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它是屹立在无数人心中的寻根之祖。
而那一幅幅在岁月尘埃里翻滚过不止一圈的家谱，也引领着人们感受着家族发展的兴衰和变迁，它走过传承、迁徙，也经过民工潮、进城热、大开发……它的每个脚印都向人们述说着一段历史、一代成长和一个故事。
《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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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洪洞县大槐树的子孙们揭秘——张同忠完成700年前山西大移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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