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 老余论史
唐代有很多能臣，这一点，王夫之曾在其《读通鉴论》中说过。唐代有很多优秀的宰相。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指出：西汉共有45位大臣，唐代则有300多位大臣。除了房玄龄，社如晦，姚崇，宋璟之外，还有魏征，王挂，褚遂良，狄仁杰等十九名臣之多。他们的功绩，根本不是其他的大臣能够相比的。唐代的宰相们都很能干。为什么唐代有那么多能干的大臣？原因说来也简单：这是由于唐太宗不喜欢花言巧语，提倡行动。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曰：“梁武常君臣，唯言无忧，侯景之事，百官不得坐骑。”元帝在周师的包围下，仍然在讲授《老子》的时候，百官戎服在旁聆听。这是一个很好的警告。”唐太宗在演讲中提到了梁武帝与梁武帝七子梁元帝萧绎之间的“言辞”。
唐太宗又告诉房玄龄和当时负责编撰历史的大臣说：“连氏最近研习《汉书》，见其中收录了《子虚赋》和《上林赋》，都是文采斐然，毫无价值。朕所修的历史，凡关于朝事的文章，文字诚恳，言辞坦诚，无论朕用与不用，皆可收录于历史之中。”唐太宗所说的文体，并不仅仅限于文体，其实也涉及到了官僚作风。他主张摒弃虚伪，提倡质朴，率直。魏征的“清谏”正是唐太宗所倡导的文体风格的集中反映。
在唐太宗的努力下，唐代官僚作风一扫而空，求实务实的精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代的宰相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产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
唐太宗刚登基时，曾以“有功”的名义嘉奖大臣，而“有功”的人就是房先生。唐太宗曾经请大臣王建在其他大臣面前对这些诗进行点评，并与自己进行对比。王挂评：“忠于国事，无所不能，臣子不及房玄龄。”意思是说，房玄龄一心为国，兢兢业业。王理有察言观色的本事，说出来的都是实话。
根据唐太宗的说法，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每日要面对上百个官司。唐太宗对他们的这种实用主义断案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但同时也让他们将琐碎的事情丢给下面的人处理，专心处理重要的事情。
他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率先进行了体制的变革。唐太宗在贞观年间曾对方玄龄等人说：“任用之人，不求多，只求有能力。”良官不多，可以把事做好；贪官污吏，再多也没有用。他请方玄龄等按“量才入仕，务省为官”之方针，拟定国家文官之架构。房玄龄等拟出七百三十人（一说六百四十人）的配置。唐太宗对此表示赞同，说：“有了这样的编制，就可以容纳所有的人才了。此次体制改革，实现了“省人”、“增效”的目标。
他还根据唐太宗的请求，参照隋朝法律，主导制订了唐朝法律，即《贞观律》。《贞观律》的刑罚，相对于古代来说，只有一半的刑罚，这一点，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资治通鉴》中有：方玄等法五百例，加刑二十例。与《隋法》不同的是，将其贬为九十二条，后又贬为七十一条。“一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部法律具有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意义。
此外，方玄龄还举荐杜如晦，说他是“王佐之才”。治国之道，必须要有一个人，那就是杜如晦。
杜如晦就像是一个智囊一样，处理国家大事，从不拖泥带水，就连当世的几位大人物，也对他刮目相看。每当房玄龄与唐太宗商议国事之时，总要说：“杜如晦不在，不可筹谋。”房玄龄精于算计，杜如晦精于决策。二人感情深厚，共同协助唐太宗，杜如晦和房玄龄共同执掌国家大权。国家的组织结构和法律体系，均由二人制定，为后世所推崇。一说到古之贤者，就不能不说方和杜是贤者无疑了。
杜如晦主管科举、奖赏和考绩，他对科举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一清二楚，有意对科举制度进行革新。根据《贞观政要》中的记录，贞观三年太宗曾告诉杜如晦：“今吏部择官，惟其言辞，惟其文采，而不知其人。”几年后，上任官员的真面目暴露，他的罪行很严重，虽然受到了惩罚，但是他的子民已经受到了伤害。唐太宗向杜如晦问道：“怎样获得品行高尚的人才呢？”
杜如晦说：“汉朝选拔官员，首先是由州郡远去，要知道被选拔之人在本地的表现如何，再举荐给朝廷。我大唐王朝，每一年都会进行一次天才的筛选。有的人看起来憨厚老实，说话也很有分寸，但真正的性格，却很难判断。现在选人的办法仍然存在着缺陷，因此不能选出有才能的人来。唐太宗本想效仿汉代，在当时的选官体制上加以变革，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施。
杜如晦死得很早，只有46岁，这令唐太宗非常悲痛。有一回，他在吃饭时，突然想到了杜如晦，立即命人将那丰厚祭品带到杜如晦的坟跟前，以示敬意。
姚崇心思缜密。他先后担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个朝代的大臣，而且还担任了两个朝代的军师。从接下来的一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实用主义，那就是边境的军营，哨所，士兵，武器，物资等等，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唐玄宗登基第二年（713)，便召当时的同州刺史姚崇，问其国事，其答如流，无所不知。玄宗想让他做丞相，姚崇向他提了一个要求，说："臣有十条忠告，如果皇上不能开采，臣就不能做丞相。"在十条方面，一是一改武则天时期以来的严厉刑罚，推行“仁义”政策；为非作歹者，决不轻饶，治罪应先从天子近旁入手；到了武则天时期，主要职位的任用都是太监，太监不可能继续插手政事。玄宗说：“我可以执行这十个条件。”玄宗第二日便封了姚崇为国师。
那时候，皇族和大臣时常篡位，律法涣散，官员腐败。唐睿宗晚年，有17位丞相，而在中央部门任职的大臣更是不计其数，以致于其过于庞大而难以有效运作。姚崇裁汰元官，严选官员，择优聘用，一改官僚冗长，效率低下的局面，收到“君命在下，大权在上”的效果。
玄宗开元三年（715)，山东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旱蝗灾害”，这场灾害极大地检验了姚崇的魄力与应变的本领。根据王谎在《唐语林》和《新唐书·姚崇传》中的记载，这一时期，人们普遍相信，从帝王到文武官员，都相信这是一种自然现象，而对其进行猎杀，则是违反了上天的旨趣。姚崇是一位勇于与封建主义、无知作斗争的人。又谓玄宗曰：《诗经》中云，当以螟、曲、孟、贼等为“秉界炎火”，投于烈焰之中，以降蝗灾。先贤能如此，君王亦能如此。唯有使用这种方法，方能达到“安农除害”的目的，而这也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玄宗这时才确信，捕捉飞蝗是有古代典籍作为根据的；但他对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当他询问姚崇是否可以消灭这些蝗虫时，姚崇回答：“三国时期，山东地区出现了一场蝗灾，人们不去捕捉这些蝗虫，以至于互相吞噬。”后来秦国爆发了一场蝗虫之祸，所有的植物都被砍伐殆尽，就连牲口也没有了青草，只能以皮毛为食。虽然不能彻底铲除，但总比放任不管要好。玄宗深以为然。姚崇派了几个官员去各个地方，监督剿灭蝗灾。汴州刺史倪若水仍然把蝗虫视为自然之害，主张以“积德”之道来消灭蝗虫，因而对捕猎蝗虫持反对态度。姚崇一边给他讲道理，一边给他一个忠告：眼睁睁地看着黄虫吃掉庄稼，眼睁睁地看着庄稼绝收，你一个郡守还有什么话好说？倪若水吓破了胆，所以动用了捕兽的力量，抓到了十四万斤。山东连续发生的一年多的旱蝗灾害，因其出色的领导层和良好的监督和指挥，最终得以遏制，使粮食不致绝产，出现大的饥荒。
姚崇辞官前，举荐广州总督宋璟继任。宋璟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变革。在他担任广州总督期间，由于土著大多居住在草屋中，宋璟便教导人们烧砖，把草房和商铺改建为砖房子，这样就算着火，也不至于蔓延到很远的地方。广州百姓为宋璟立了一座“遗爱碑”，宋璟上书唐玄宗：“请皇上下令，从我开始，禁止“遗爱碑”之事。玄宗接受了这个建议，以后再也没有人再建“遗爱碑”了。
唐代有个规定，就是每一年，都要派出一位官员，在10月25日到达京城，汇报当地的政事和经济状况。过年的时候，朝使者们带来的东西，都会被装在一个圆筒内，摆在大殿之中。春季，在朝廷派人回来之前，大部分都晋升了。宋奏请将朝中所有的东西都退还给了他，以消除它的弊端。
唐中宗时期，魏后和太平，安乐，长宁等人出卖官员，卖猪，卖酒，只需出三十万，便可获得一席之地。这样的官职叫“斜封官”，是因为魏后和几位王妃向皇帝求援，被授予了“斜封官”的官职，交中书省任命。到了唐赛宗时期，这一恶习依然盛行。当时，负责科举的两位大臣均被强大的门阀所把持，官员的选拔和任用出现了混乱。据《旧唐书》记载，宋景出任宰相，执掌吏部之后，与李义、卢从愿等人一起，““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唐玄宗开元18年（730)，裴光庭出任丞相，并兼任户部部长。一般的选拔，都是根据一个人的实力来决定一个人的晋升或者降级，如果他有足够的实力，就会被破例提拔。没有什么才能，或者是当了一辈子的小官。裴光庭改变了以往的作法，以年长为尊。那些平庸愚钝，多年未得提升者，无不欣然接受，并将裴光庭奉为圣贤。而那些天才们，则是愤愤不平，唉声叹气。据历史记载，裴光庭的变通，后世沿用，无法消除。宋璟反对了裴光庭的弊端，但他也没办法，因为这股力量实在是太过霸道。
唐代的宰相，不仅仅是实干家，还有一些是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根据《贞观政要》中的记载，岑文本所居之处，皆为“弊陋”之所，而温彦博和魏征去世之后，唐太宗却发现二人并无堂屋。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姚崇没有宅第，而是住在匡极庙（后改名为“兴唐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中写道：“开元年间，有三个人以清正闻名，分别是：宋绿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 张九龄清而和，这些“实干家”共同造就了盛世大唐的强盛和万国来朝。
【1】.[宋]可马光:《资治通签》，北京: 中华书局，2009年。
【2】.[后晋]刘的:《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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