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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六十多处硬伤的课文<灯笼>,让我如何去教?》:缘何死磕民国大师文章中的“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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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8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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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宏宇

有六十多处硬伤的课文<灯笼>,让我如何去教?》这是一篇跟2023北方第一波大寒潮差不多一起扑来的“正说网文”,很认真很较劲的那种。

从题目中“让我如何去教”的话,很容易判断出作者是素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和“园丁”的人民教师,至少也是托了“人民教师”的“壳”。当下,这类“托壳”的事儿多了去了,高中生给谁谁一封信啥的,“托”的就是高中生的“壳”,记得的都还记得吧。

之所以不排除这篇关于《灯笼》之“硬伤”的正说网文是“托”了人民教师的“壳”的可能,毋宁说是“希望”——希望文章真的是什么薄浅的“自信者”托人民教师的“壳”哗众取宠推到网上的!若不是,即网文“真的就是”出自一名教师的手笔,则笔者“读后感”中“好笑”、“鄙视”这两大构成,就要被更沉重的“悲哀”压碎,而几乎就只剩“悲哀”了。

是的——悲哀——为现在乃至后来还要学“语文”的孩子们,陷于这样的教师,悲哀!

(一)真的是“天大的难题”

批判《灯笼》的这篇网文,开宗明义写道:我这个学期教八年级语文……今天学到第四课《灯笼》,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天大的难题!

是什么呢?

且看ta接下来怎么说——《灯笼》这篇散文是吴伯箫先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刚步入文坛时写的习作……内容十分庞杂,中间又缺乏必要的过渡,显得非常突兀杂乱……难以容忍的是文章到处是病句、生造词语、标点使用错误等语法上的硬伤,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共有六十多处……真是骇人听闻,估计打破了全球教科书的记录。

这全面否定的架势,这波及“全球”的口气,不知道的还以为要挑战教材的选编呢。当然,也许,人家就是想挑战一下教材的选编。现在这种事也很多,动不动就说教材有这问题那问题,都能闹到“线上喊打喊杀”的程度,好像有什么无形的“飞刃”在悄然而无比犀利地割裂着教育特别是针对青少年的基础教育的“底盘”;之前更多见学生家长和教材的隔空喊话,现在,至少,从这篇网文起,教师,特别特别重要的语文教师,正式登场了!而且,拿来“开刀”的,不再是不伦不类的插图或者汤姆杰瑞爱德华木村小野江户川,而是直接“招呼”吴伯箫,“剖开”民国美文的牛黄狗宝!还是凛然在上地聚焦“硬伤”!

网文作者自称“这个学期教八年级”,八年级,应该就是“初二”吧。按“一向的传统”,初二之后的初三(大概就是“九年级”),为应考,基本处于“总复习”状态,不大学新课了;之后,如果上高中的话,还会学个两三年语文,但除了人数上明显弱势的选“文科”的,更多得多的余者,很容易就流于形式了;再要是不上高中,语文这门课的“学”或说“新知”,八年级、初二,不说“最后一程”,却也决说不上“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众所周知,汉语汉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文字之一,同时也是最积累了并因而最富于“美学元素”的语言文字之一!

每个中国人,从“开蒙”到完成基础教育,花在“语文”上的时间和精力,要明显多于很多很多其他国家的同龄人;所以,语文的教学,依笔者看,既然付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仅停留在“工具”层级,实在偏废,一定要“学”一些、“赏”一些“美”的东西,也就是要有“文学教育”和“文学的审美教育”,让孩子们在最单纯最清澈最容易被感动也是最富于“天然的自信”的年华里,领悟到、尊飨到,我们传承数千年的语言文字的大美,将那种独特的美,融入灵魂和骨髓,继而弘扬、播撒、传承。

如此说来,语文教师,实在担当着“天大”的“使命”。不幸的是,很多很多,多到“绝大多数”承担这一天大使命的语文教师,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天大使命;更不幸的是,他们这些绝大多数,也并不具备可以担当起这一天大使命的能力和才具。于是,涉及到“美”的教学,就成了——如同给吴伯箫及其《灯笼》挑拣硬伤的网文作者所言——天大的难题!

Ta能把教材中的一篇文章剖析出六十多处“硬伤”,以至于明示不知道该怎么教,才真的是汉语言基础教育的“天大的难题”!

(二)是“硬伤”还是“美”

回到挑“硬伤”的网文——或许真的是“自信满满”,当然不排除闲的没事儿的可能,反正,作者很不惜力地罗列出吴伯箫先生的散文《灯笼》里的“硬伤”,并且还很自信地附上了ta自己的“解读”、“处方”。

比如:吴先生原文中“尽管大人们怕火火烛烛的危险,要说'玩火黑夜溺炕’那种迹近恐吓的话,但偷偷还要在神龛里点起烛来”的文字,被网文作者提出两处“硬伤”:

其一,火火烛烛,属于“生造词语”;

其二,“迹近恐吓”,也是“不通”,不如说“接近”或“近似”恐吓。

特想问问什么叫“生造词语”?今天的词汇、成语,哪一个不是过去“生造”出来的?

杯弓蛇影,不是因为一个故事“生造”出来的?井底之蛙,是打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有的词汇?“固步自封”呢?“夜郎自大”呢?退一万步,“火火烛烛”不行,“神神鬼鬼”呢?就更别说这几年十几年才有的“人艰不拆”、“喜大普奔”、“不明觉厉”,岂不更牵强费解?!

任何语言都是在不断发展的,所有词汇都是“产生”出来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火火烛烛是作者的自造词,生动表达了孩子天真的视角和作者长大后对童年思绪的缅怀之情……这个词啊,别处是没有见到过的,不过学到了,以后用得着的时候,可以用,不用怕有人说你生造词语,告诉ta,有出处,就是咱们现在读到的这篇美文”……

敢问老师,能不能这么“教给”学生?迹近恐吓——迹近,样子很像,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迹,是什么?敢问老师,知道吗?您不知道、不懂,就说“不通”,谁给的自信?!你的“接近”、“近似”,跟人家的“迹近”相比,毫无画面感吧!哪儿来的说人家“不通”还给“开方子”的底气?!

又比如:“连活活的太阳算着,一切亮光之中,我爱皎洁的月华,如沸的繁星……”,说人家“活活”形容太阳和“如沸”形容繁星都“不通”,是不知道太阳一天中有升有落、色泽和光亮在变化而如同“活物”么?你没见过繁星闪烁满天,想象不出跳腾的沸水变换折光的样子,怎么就不能用心想象一下,而上来就说人家“不通”呢?

还比如:“家来睡,不是还将一挂小灯悬在床头么?梦都随了蜡火开花”——想回家、重温曾经的温暖而光亮的习惯、渴望并怀恋那温暖而光亮、梦里的喜悦欣慰都能像蜡烛开花那样光耀地迸出……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是不是的,可不可以这样去“揣测”呢?“揣测”了过后,难道品不出原文凝练、生动,甚至带几分“蒙太奇”韵味的独到么?

可是,我们的“老师”怎么说?“家来睡”明显不合语法,应该改为“回家睡觉”——我的天哪!蠢到我一个“非科班执笔人”无法形容,开不出“拯救的方子”!更雷人的是,老师批曰“蜡火开花这种行为十分危险,与消防教育相抵触,不应该让学生学习”。

姆们北京有句俏皮话——我说前门楼子,你说胯骨轴子。简直“鸡同鸭讲”!人家说的是梦和蜡烛火“开花”的牵连,关特么消防安全什么事!什么叫“蜡火开花”?实在不知道,能不能问问知道的人?自己试试呢?有写文章挑错批判的工夫,早整明白了!那样要能引起火灾,笔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同龄人,大学时候早就都烧死了!

实在非要扯一下“消防”,大可以说“那时候都是明火照明,很容易引起火灾。

现在如果要点蜡烛,弄明火照明,要更注意消防安全,能避免就避免,因为现在的环境中更多易燃材料”……不懂么?真可能!连自家本行的语文教学都还连一篇文章也看不懂,别的就更指望不上了!

(纪念吴伯箫先生诞辰115周年)

(三)民国笔墨与“后来”的大不同

有些事,预料到不好的可能,实在不想真的就像预料的那样发生,可却偏偏还就是像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这种情况多了,就很担心这回也逃不出、不能例外——这话说的,应该还算明白吧。

同样意思,鲁迅先生就写成“我因为常见一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了起来,所以担心此事也一律”(未必一字不差),按上及那位超自信网文作者的尺度,这话不仅“拗口”、不易理解,恐怕也存在对照现代语法的“错误”或“不当”,肯定也“硬伤”累累!

或许,很可能,上述鲁迅先生的那段话及其所属的小说作品《祝福》,并不在现在的基础教育教科书里,至少“不全在”,可能“节选”。作为“新文化”文学领域“第一巨匠”,鲁迅先生的文章都遭遇了现代教科书的“挑拣”,大量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与今时更习惯也更通行的“表达式”的差距,就更会被严苛“批判”,一点儿都不奇怪。

最晚也是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我国语言和文学方面就有很多先行者致力于“文字表述”的“通俗化”;至“民国”伊始(1912年)到“五四”(1919年)的这个阶段,衍生成可以用“轰轰烈烈”形容的“白话文运动”,抵制陈冗的“八股”风气,摒除文言的晦涩诘屈,是为更多人能“开化”、整个民族甩掉千年枷锁而拥抱现代文明的文化盛举!

虽其中也难免崇洋、过激,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时代里程碑”!

其间,涌现出一大批“白话文大师”,留下了足可令后人观摩到“白话文运动”历程的浩浩美文,今天看去,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历史”的了解,确实会像给《灯笼》找硬伤的语文老师那样,觉得“不适”。

造成“当时”于“今时”差异也可以说让语文老师们“不适”的原因,大抵三方面:

一是近古文言文到白话文过渡的“坎儿”。

早期“白话文”,是先行者们从近古文言文(不同于“上古”和“中古”)“生跳”的产物;不甚恰当地打比方,顾炎武的文字,是“古语”的“通俗化”,章太炎的笔墨,则是“屈附于古文的今文”。

这个过渡期,时间较长,反反复复,是很多微妙变换、尝试“积分累加”,即使极力“白话”,也难免带些文言的底蕴。例如,鲁迅先生的首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也被誉为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其中的语言,就有很多对方难脱文言文的痕迹,加上其所表达的故事的“深度”,即便要编入教科书,也是放在高中阶段。

二是“中”与“西”的相抵相融。

同步于“洋务运动”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都以各种方式接受、“纳入”了“西学”;文学领域亦然,造成一些文学家的“白话”语言、语法,多多少少带了“外语”的“基因”。

比如:白话文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留学美国,其汉语文字的“白话”,就受了“低内涵文化”的美国英语影响,相对比较直白、通俗;鲁迅和为数不少的“留日派”,则真的是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上带点儿“东洋范儿”。还有俄语派、法语派、英语(英国)派、德语派……

不少人竟是会从“外语”往汉语白话“进军”的,学习外语前,他们的汉语言文字表达,都还是文言文“界面”呢!

三是方言“问题”。

新中国正式推行普通话之前,虽也有“官方标准话”,却没能在广泛范围大力推行,各地方言庞杂多样,写作者在文字作品中,也难免方言的“带入”。为什么老舍先生的作品被后来的学习者和教学者普遍认为“更适宜”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老舍先生是北京人,写作中带入的方言是北京话,而北京话是众多方言中最接近(“接近”,不是“就是”)普通话的种类,所以读起来几乎“零障碍”。

当然,有的方言,落到文字上,好像“区别”也不太大,可相比“后来”以至今天,那点儿不大的差距,还是会细微却不容忽视地体现于文字。差距较大的方言,甚至到今天,都还存在“文字差异”,比如“粤语字”,到今天,照粤语“土话”写出来的文字,很多人还是看不懂。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民国笔墨”与今天我们更习惯乃至自觉认定是“唯一正确”的语法文法存在“读解”上的差异,为什么还要在教科书里录入?

这个,除了让学生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了解与“历史”相关的文字演变历程,是否还有“美学”教育的意图?也许有。希望有!遗憾的是,无论“美学”还是“历史”,我们的语文老师们,都比较“短板”!至少,跟《灯笼》挑“硬伤”、“开方子”的网文作者、八年级语文老师,两方面都连“小白”还够不上。

作为喜好文字并且多少算有点儿心得的长者,别说不想,就是想给ta“开方子”,都开不出来;只能弱弱地、善意地提醒一句——整的明白就教,整不明白别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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