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七岁时就有了神童的美誉。
他淡泊名利，但因其出众才具，被四代天子所信用。
李泌的建议，无论是关于军国大事，还是关于人事安排，甚至天子家事，多为历代天子多欣然采纳。
尤其是唐肃宗，对他以朋友待之。李泌当时“权逾宰相”，深得信任、重用。肃宗对他也几乎是言听计从。
然而，李泌中兴大唐最关键的良策，却终究没有被采纳。
这是怎么回事呢？
756年十月，唐肃宗以宰相房绾指挥反攻，结果，遭到歼灭性失败，死伤四万余人···
十二月，唐肃宗问计于李泌：敌人这么厉害，我们何时可以平定他们呢？
李泌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两年可以平定叛乱！
臣观察到：叛军所劫掠的子女金帛，都运回了老巢范阳，就这个样子，哪里是有雄踞四海之志的？
所以，现在为叛军所用的，仍然是其从边地带来的人，至于“中国之人”，也就只有高尚等少数几个人真心为其所用，其余都是被胁迫跟从的。
以此来看，不过两年，天下可定！
2、具体平叛方略：先疲后歼。
肃宗又问：这话怎么说？
李泌又提出方略。
叛军的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么几个人。
我们先以李光弼从太原出井陉，郭子仪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开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开长安。
如此，我们就以两军，牵制住了其四将！
而叛军尚能抽调的将领，除了安禄山自己，也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中间的机动力量不足，顾头就顾不了尾）
接下来，陛下的部队，与李光弼、郭子仪的部队彼此配合：敌人救其尾，我们就击其头；敌人救其头，我们就击其尾，使敌人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而我则以逸待劳，避其锋芒。
在疲敌之后，我们再集中主力，从塞北出，与李光弼南北犄角，先取范阳，覆其巢穴，然后再四面大军合围，全歼叛军！
3、坚持先取河北，再复两京。
次年二月，反攻准备完成。
李泌请求执行前述方略，以安西及西域之兵迂回塞北，先取范阳！
唐肃宗却反对：现在咱们大军都集结起来了，准备都已经妥当了！我们应当趁机迅速收复两京，何必向东北迂回数千里，先去取范阳，那不是太迂远了吗？
李泌阐述了他的看法。
（1)、直接收复两京，是可以的，但“非久安之策”。
就靠现在的实力，我们收复两京，必能得之。
但是，然后呢？我们必然困顿，敌人必然强大！
我们所凭借的是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怕热不怕冷的。
以我们新集军队的锐气，必能取胜！
但是，现在长安春气已深，马上就入暑了。
我们的军队到了两京之地，官军难以适应，战斗力必然下降。
敌人退回河北，休兵养马，养精蓄锐，既缩短了战线，又强化了战斗力！
如此，一来，咱们不容易彻底平定敌人；二来，到时候，敌人再伺机反攻，战事必然又有反复！
（2）、只有先取河北，才利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
趁着敌人大部主力在中原地区，我们先让怕热不怕冷的部队，先平定河北，捣毁其巢穴，然后再夹击中原之敌，则“根本永绝”，能够彻底平定叛乱！
唐肃宗却表示：朕切于晨昏之恋，一定要尽快收复长安，等不及你搞什么大迂回了！
如此，李泌之策，就此被否决！
如果采纳李泌的良策，那么，大唐确实中兴有望！
1、抓住了叛军致命弱点，牢牢把握主动权，形成必胜之势。
李泌的策略，瞄准了叛军的致命弱点：长蛇之势！
叛军自起兵以来，克洛阳，下潼关，一路突飞猛进。
然而，安禄山的“开局”，也有一个致命弱点：没有分兵夺取华北屋脊——河东。
如此，叛军数千里突飞猛进后，得到的不是数千里的纵深，而一个数千里的正面！
在安禄山攻占长安前，这个问题已经暴露过一次：郭子仪、李光弼由山西进入河北，取得了重大战果，切断了叛军前后方的联系！如果不是唐玄宗强迫潼关唐军出击导致潼关失守，那么，当时平叛形势已经十分有利于大唐！
叛军在突破潼关，夺取长安后，没有急于迅速追击唐玄宗父子，而是发动大军进攻太原，企图夺取山西，正反映出叛军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李光弼守住了太原，叛军终究没有得到山西，如此，这就仍然是叛军的“七寸”所在！
李泌之策，着眼点就在这个“七寸”上！
在山西面前，叛军，就如同一条长蛇。唐军由此既能攻其头，也能攻其尾！
如此，在山西的唐军就能利用内线优势，配合在灵武的唐军主力，时而击其头，时而击其尾，使敌疲于奔命。
叛军，就如同一条长蛇一般，摆在唐军面前。
而对叛军来说，无论是老巢河北，还是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他都是不可能放弃的，皆需以重兵把守！
如此，叛军既再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大军对唐军发起战略进攻，又只能跟着唐军的“指挥棒”东西奔波，陷入完全被动！
2、用“巧劲”，大幅度减少平叛战争的成本。
李泌之策，立足于先充分疲敌、弱敌，然后再进行决战。
也就是在进行成本较大，风险较高的决战之前，唐军已经充分削弱了敌人。
这是“先胜而后求战”之势！
如此，整个平叛战争的成本将大幅降低！这将极大程度上减少平叛战争对社会经济的破坏，更大程度上保持帝国的国力，为复兴创造更好的条件！
3、直捣巢穴，平叛彻底！
李泌之策，不急于收复政治中心，而是先捣毁叛军的巢穴。
一来，正如李泌所说，这符合以西北边军为主的唐军特点，更利于唐军战斗力的发挥，而且，取胜后，成果容易巩固。
二来，以新锐之气，直接捣毁叛军巢穴，然后再卷师南下，是彻底的平定叛乱。
如果采纳李泌之策，不但大唐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平定叛乱，而且，还能够取得彻底胜利，不至于出现后来河朔藩镇的问题！
如此，大唐中兴，是很可能出现的！
既然如此，从来对李泌言听计从的唐肃宗，这次为何不听他的了呢？
唐肃宗不纳李泌之策，主要有3个原因。
1、晨昏之恋。
唐肃宗自己的解释，就是“切于晨昏之恋”，急着要收复长安。
于私而言，长安是自己和太上皇的家；于公而言，长安是号令天下的政治中心。
同样重要的是：唐肃宗登上皇位，途径是不光明正大的。
因此，尽快收复长安，对于其皇位，以及加强对天下各地的号召力都是极为重要的！
李泌之策，最后一步才是收复两京，这是唐肃宗所不能接受的。
2、各战线的压力。
同时，当时，中原战场的压力，也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当时，大唐财赋物资，皆靠江淮转运而来。
因此，无论是江淮出现危险，还是运输线出现危险，对大唐都是灭顶之灾。
当时，一方面，叛军进攻睢阳，正在向江淮发展；另一方面，运输线必经之地南阳也岌岌可危。
因此，对唐军来说，如果不能尽快对长安及中原战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那么，大唐的生命线将面临巨大的风险！
所以，唐肃宗不愿意等大迂回，决心采取正面“推”的策略，直接以收复两京为目标！
唐肃宗“切于晨昏之恋”，企图尽快收复两京。
然而，所谓“欲速则不达”，唐肃宗越要快，就越没有达到快！
1、收复两京，付出惨重代价。
叛军实力尚强，唐军正面进攻，风险极高，难度较大。
因此，唐军的反攻并不顺利。
无奈之下，唐军只得向回纥求援。
为此，大唐承诺以长安金帛子女为酬谢。
后来，经过请求，长安子女金帛得以保全，但洛阳则任由回纥军劫掠以取得回报！
2、平叛战争久拖不决。
而且，在收复两京后，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将士都疲敝，战斗力下滑。
此后，唐军的平叛战争依然持续了很长时间，洛阳甚至一度再次沦陷。
如果不是叛军内部屡次出现内乱，最后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由于战事反复，久拖不决，因此，最后，大唐王朝精疲力尽，加之吐蕃趁机威胁到长安附近，帝国被迫放弃了彻底平叛的企图，转而对叛军将领采取妥协政策。
3、无法彻底平定叛乱，帝国落下“病根”。
最终，帝国被迫采取“授土纳降”的政策，通过给叛军降将继续保持“独立王国”的条件，以求瓦解安史叛军。
河朔乃叛军老巢，久不服王命，在叛乱期间，中原大批财富被掠夺至河朔，实力雄厚。
因此，河朔藩镇，成为几乎伴随大唐一生的痼疾。
由此，藩镇割据的口子被打开，成为后来帝国灭亡的病根。
李泌之策，是可能在较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彻底平定安史叛乱，从而为帝国的复兴打下基础的。
唐肃宗不采纳他的意见，既有他个人性格上的原因，也有他对局势的不同判断，不能完全算是“无算”。
只是，到底是肃宗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魄力，以至不能理解、采纳李泌之策。
以政治形势论，正如李泌所言，安史叛军不得人心，大唐仍然在大部分地区保持着绝对权威。
因此，即便两京不急着光复，除敌占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仍然是忠于大唐的。
所以，急于收复两京，在政治上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
以军事形势论，江淮财赋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但是，李泌之策，就是攻其必救，以掌握战争主动权。
无论是疲敌阶段的两头骚扰，还是反攻阶段的直逼范阳，皆是攻其必救，从而使叛军被调动、吸引，无法执行对江淮及南阳等地的进攻！
因此，李泌之策，着眼于天下，是立足于抓住对手的“七寸”，牢牢掌握战略主动，然后再决战求胜。
肃宗，则仅仅着眼于两京，只是急于收复两京，只顾一路平推，和叛军“顶牛角”，就好像捕蛇的时候不去打“七寸”，只是一味和一口毒牙的蛇头缠头，最后即便捕蛇，遍体鳞伤，甚至身中蛇毒，也是在所难免的！
大唐之不能复兴，正由此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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