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朝廷的局势看上去没什么变化。
严嵩依然炙手可热，不可一世。徐阶依然不动声色在当他的礼部尚书。已经干了九年的翰林院编修高拱，这个不亚于严嵩和徐阶的天才，目前还不引人注目。
前一年刚刚升任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现在和严嵩的关系颇为融洽。就在这年正月，严嵩七十大寿，张居正专门写了一首诗贺寿，题目就叫做《寿严少师三十韵》。在里面，张居正用很优美的文辞，褒扬了严嵩的地位和功德，什么“握斗调元化，持衡佐上玄，声名悬日月，剑履逼星缠，补衮功无匹，垂衣任独专，风云神自合，鱼水契无前”，还有什么“履盛心逾小，承恩貌益虔，神功归寂若，晚节更怡然”。
此时的张居正，已经和老师徐阶有了较多的往来。但他未必恨严嵩。之前夏言的死，对张居正仅仅是一个官场传说。毕竟，夏言是徐阶的恩相，对张居正却没什么直接作用。如同徐阶那样刻骨铭心的仇恨，张居正是没有的。因此也很难完全判断，张居正逢迎严嵩的这些诗词，到底是高明的斗争策略，还是虚情假意的笼络，或者是真心的歌颂。
图：严嵩
然而到了夏秋之间，张居正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
嘉靖二十九年六月，蒙古部族的领袖俺答，带领数万凶悍的骑兵，入侵明朝边关重地——大同。大同总兵张达战死，于是，仇鸾被派到大同负责指挥抵御。
作为将领，仇鸾此人除了无耻，几乎毫无优点。当初他依附严嵩，断送了名将曾铣和贤相夏言的性命。而今，面对蒙古铁骑入侵，他竟然想出了贿赂敌军的好办法，把这群贪婪的敌寇送走了。
割肉喂狼，越喂越饿。俺答离开大同，又转向东边，攻打北京的门户——蓟州，从古北口一带突破长城。由于常年军备松弛，加上嘉靖忙于修道，严嵩忙于贪污，京畿防御薄弱，俺答的蒙古骑兵如入无人之境，先抢掠了昌平，然后顺时针绕转向，抢掠密云、怀柔，最后停留在通州。
北京的城防，在明成祖时期一度有八十余万大军，现如今屡次缩编，只剩下了十万人的编制。这十万人中还有大量空额，真实的兵力只剩五万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外地的军队前来勤王救驾。
急忙赶来的仇鸾，被嘉靖皇帝任命为守城总指挥，却拿不出任何有效办法。他派人前去谈判，俺答的回答是：退兵可以，但明朝要答应我入贡！
入贡
入贡从名义上说，是指藩属国家向中央朝廷进贡一些土特产，作为臣服的表示，而朝廷则赏赐一些财物。但在嘉靖年间，这种入贡其实是蒙古勒索财物的借口。往往蒙古人送一些劣马，然后强换走大量的金银和用品，不给就抢。更关键的是，即使有这种入贡，他们还是会再来烧杀抢掠。
兵临城下时接受蒙古入贡的要求，无疑朝廷被重重打了耳光。嘉靖皇帝不甘心，却又害怕城外的蒙古兵，他只得拿着俺答送来的《入贡书》，召集大臣们商议。
面对着严峻的形势，平日耀武扬威的严嵩毫无办法，只知道推卸责任。他的回答是：“这不过是一帮饿贼罢了，他们抢掠完了自然会走，皇上不必担心。”
是的，反正抢掠的和屠杀的，都是城外的百姓！
时任礼部尚书的徐阶忍无可忍。他挺身而出，厉声说道：“这是入侵国土、掠杀百姓的敌军，怎能说只是一帮饿贼！”
接着，徐阶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对于俺答提出的这个无理要求，决不能答应。
其次，目前京城的兵力薄弱，万一蒙古兵强攻，不一定守得住。
结论是，必须想办法拖延时间，等待各地援军赶到，然后集结力量反击蒙古兵。
作为礼部尚书的徐阶，拿出了一条相当巧妙的办法。他请皇帝派出使者，对俺答说：你们入贡的条件，皇上可以接受。问题是，你们的贡书只用汉文写作，不符合礼仪规范。而且把军队开到北京城下，也违反了外交常识。所以，要想入贡，你们应该先把军队退到长城边上，然后用蒙古文和汉语对照着书写贡书，再交给大同的守将转达。这样，皇上就可以答应你们。
俺答毕竟脑子简单，真的相信了这说法，就开始老老实实准备蒙汉文字对照的入贡书。在他准备文件的这几天中间，各地的明军源源不断赶来，北京城外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俺答这才知道上当，只好整顿军队准备撤退。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蒙古骑兵四处放马烧杀，要在走之前最后捞一笔。
蒙古铁蹄下哭喊奔命的难民，把这消息传入城中，嘉靖皇帝和百官也都知道了。皇帝命令：立刻向蒙古军反击！
然而严嵩却对组织反击的兵部尚书丁汝夔说，这里是北京啊，你要是出战，万一打败了，皇帝生气，你怎么交代？
丁尚书疑惑地说：“可是，皇帝已经下令出战了，要是不出兵，岂不也是有抗旨之罪么？”
严嵩安慰丁尚书说：“没关系，到时皇帝怪罪，我来替你分辨。”
相信了严嵩的丁尚书，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停止了出兵反击。
从严嵩的角度来讲，他确实担心出战失败。事实上，明军长期缺乏训练，输给蒙古兵是相当可能的。一旦兵败，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无论如何也脱不了责任。因此，他才用这种坑蒙拐骗的手段，制止住“危险”的出兵，以摆脱自己的干系。
至于说，这手段的另一个副作用，是把大明王朝的脸面和城外千千万百姓的身家性命，都丢给了临走前疯狂掠夺的蒙古兵，那就不是严嵩要考虑的事情了。
冷血，残酷，自私，这就是严嵩的写照。
最终，饱掠的蒙古军队，大摇大摆地撤走了。北京城外的十余万明军，眼睁睁看着这些杀害了自己同胞的敌人，满载财物扬长而去。
严嵩用诈术避免了自己最害怕责任的出现。至于违抗皇帝命令，拒不出兵的责任，当然由倒霉的兵部尚书丁汝夔背负了。
在嘉靖皇帝的厉声责问下，丁汝夔沉默不语，寄希望于严嵩许诺的援救。当他被震怒的皇帝下到大牢时，严嵩也曾派人前来慰问，担保自己一定会保护他。直到被稀里糊涂送上刑场，丁汝夔才明白过来，自己完全被严嵩给坑了。
于是这位兵部尚书仰天大呼：“嵩贼误我！”然后含恨奔赴九泉，去向那些因为他按兵不动而惨遭屠戮的冤魂谢罪了。
嘉靖二十九年的这场劫难，蒙古骑兵围着北京城烧杀抢掠一周，而大明的军队竟然不敢反击。这真是旷世少有的奇耻大辱。在史书中，被称为“庚戍之变”。
尽管丁汝夔背负了最大的黑锅，但严嵩的混帐言论，也从各个渠道流传开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和百姓，明白了严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相反，徐阶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承担重任，不但给嘉靖皇帝留下很好的印象，也在朝廷和民间都树立了自己的威信。
在张居正心中，同样如此。
张居正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更是一个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也有着道德原则的人。严嵩的种种作为，不仅使他深深失望，而且让他深深愤恨。想不到，这个和颜悦色的老头子，竟然卑鄙无耻，祸国殃民到了这样的程度！
张居正完全倒向了徐阶的门下。他期望着，能够在徐老师带领下，尽快与老奸臣严嵩大战一场，肃清这个霸占朝政的奸贼，然后实现我们安邦救国的伟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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