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达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出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当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人，其中包括和欧阳修并列唐宋八大家的另外三位，还有其他旷世大儒，真可谓是群星灿烂。
正是欧阳修主持的这场科考，发现了苏轼这位大文豪，关于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文坛一段佳话。
在第一场策论考试中，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在批阅试卷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一篇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审阅。
欧阳修读完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和观点，都堪当压卷之作，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
但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都遮住了名字，文章到底是谁写的，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他担心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把此文考生列为第二。
到复试时，欧阳修又看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把此考生列为复试第一名，确定为会元。
等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令他惊叹不已。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
当时的欧阳修已经年过五十，但看到后生才情勃发，自己竟然兴奋得如同孩童一般，信誓旦旦地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而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在这场科考中，不仅有苏轼、苏澈兄弟俩，还是自己的弟子曾巩，这三位文坛巨匠与欧阳修并列为“唐宋八大家”。
除了上面的三位大家，还有张载、程颢、吕大钧等旷世大儒也是在这一年的科考涌现出来的。
张载（1020年—1077年），字子厚，陕西眉县人，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不衰。
程颢（1032年—1085年） 字伯淳，学者称其“明道先生”。 北宋时期哲学家、教育家、诗人，理学的奠基者，“洛学”代表人物。程颢和其弟程颐同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为朱熹所继承，世称“程朱学派”。
吕大钧（1029-1080），字和叔，陕西蓝田县人，为张载弟子，北宋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吕氏四贤之一。其在丁忧期间，为教化乡人，首创《吕氏乡约》，提出“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村规民约。
在古代科举考试中，同一年能涌现出如此众多的文坛巨匠，应该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自然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胸怀是密不可分的，他慧眼独具，自愿为人梯，作嫁衣，一生桃李满天下。称欧阳修是“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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