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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出读书,不是为了头也不回地离开家乡

阅0转02018-03-04


春节“恐归症”一词无不透露着城市中产和北漂们对家乡的鄙弃,农村的出身对他们而言是脚踝处的枷锁,拖延着他们前行的脚步。但可喜的是,近年来的返乡书写抛弃了原有对家乡的悲情与怨恨,知识分子们将“乡怨”转化成一股身体力行、与工农群众一起进行乡村建设实践的能动性力量。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便需要更深刻地进入到乡村内部,发现并团结更多的主体,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资源,或建设或抗争,共同致力于乡村美好的未来。


作者 | 沙垚

编辑 | xd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又到了观看返乡文章的高峰时段。这几年,返乡是一个热门话题,而返乡书写,几乎成了春节的仪式。


在现代媒体上呈现乡村与底层,并不是近年才有的新鲜事物。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河殇》开始,农民就是一个跪在神佛面前磕头的形象,解说员嗤之以鼻地讲述:“面对这样的人的素质,就是大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若何?”农民和农村再次成为现代化的负担,被建构为愚昧、落后的,有待现代化改造的形象。有学者白描了彼时知识分子底层叙事的速写:“从文化精英的心头牵挂变成市场投机者的眼中肥肉。……我们不时会看到有些人在跑到''底层’的犄角旮旯记录一下''底层’的艰难生活后,再贴上''反映底层真实生活’的标签, 送到出版社卖个好价钱。”[1]


已经销声匿迹的纪录片《河殇》片头


进入新的千年后,从梁鸿到黄灯[2],相继引爆互联网,在他们的笔下,故乡依然是“伤痕累累”,是“寂寞、荒凉、矛盾、没有生命力……更年青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感情非常淡薄”[3], 但他们又都表现出一种不愿意抛弃乡村的认同感与责任感。因此,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将作者的经历直接带入”[4],在这种书写中,乡村不再是“文化的他者”,而是自己的亲人。叙述对象的问题也恰好包含着叙述者自身的困境、尴尬、伤痛和无奈。


2015年开始,媒体讨伐农村丧礼上跳脱衣舞现象;到2016年,“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东北农夫组团约泡”的假新闻、X博士“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等文章充斥着互联网。但可喜的是,2017年春节的返乡书写在乡建工作者、工友之家和澎湃的联合下,夺回了话语权[5],2018年春节在探村博士联盟的引导下,坚守和巩固了阵地,并把问题引向深入[6]。他们基本上延续了黄灯的写作方式,没有顺着2016年历史虚无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路线跑偏。他们推崇并身体力行的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与工农群众一起进行乡村建设实践。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从书写到实践,是返乡者们迈出的一大步。但这里,我想提醒的是要警惕“另类”的陷阱。


从书写到实践,警惕“另类”陷阱

赵月枝和吴畅畅在论述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农民工与后殖民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底层”时认为,将这两者相提并论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中国革命现代性及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之外”,是“一种隔岸观火的方式”[7]。从农村包围城市、工农联盟,再到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实践和建设从来都是中国的主流,因为农村、农民在社会主义中国具有政治合法性。如果以“另类”(alternative)话语来讨论乡村建设,虽然很时髦,但乡村却被置于主流的对立面,成为“半地下”状态的存在。


顾名思义,“另类”与主流相对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是由资本和消费主导的,所以另类便指向社区的、参与的、独立的、异见的、团结的等关键词,试图建立一套区别于主流之外的、独立运行的系统,来实现对资本主义之主流的批判。但是,我们认为,以这种另类的方式进行批判,只能是“挠痒痒”,它反而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多元与兼容。在中国,尤其是乡村,如果按照“另类”线路进行建设,很可能被一些投机的商人借用,以后现代之名破坏乡村现有的文化结构。


从大处说,这样做,不仅消解了农村、农民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意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农民主体性、群众政治合法性以及集体主义;更枉论以历史和政治的正义来倒逼当下,追问“革命的承诺”与“时代的承诺”如何兑现的现实问题。打一个比喻,20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群众运动是汪洋大海,是要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重要的历史遗产;但“另类”范式只要求我们做一处盆景,然后自我陶醉,这时候社会主义的理想仅仅是盆子上雕花的技艺。


所以,希望返乡书写能够从“底层话语”转向“群众话语”,毕竟,底层,是一种遮蔽;而群众,才是归来。这里面包含着广阔而深厚的可供利用的历史与文化资源。


在城乡之间寻找主体

进行广泛的乡村建设,主体显然是农民。但他们需要一个联盟对象和他们一起在日益僵化的城乡关系中打开一个缺口,该对象一般认为是知识分子。但我和清华大学的罗茜博士追踪分析了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的传播情况,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主体。


在对该文的读者群进行分析后[8],我们发现,在可识别城乡身份的跟帖主体中,城一代(指农村出身,当下在城市工作和生活,拥有城市户籍,且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或收入来源的人员)和农民工(农村出身,当下户籍仍为农村,但是在城市从事非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员)占据了大部分,其比例达到77.96%。


城一代是我们新提出的一种城乡身份,他们不仅同时具备农村和城市生活经历,是沟通城乡二元分裂的纽带,且一般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具备一定的表达意愿和表达能力,是一个正在产生身份自觉和主体意识的群体。


我们做这项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发现了一个占有绝对比重的传播主体。一方面,此前曾有学者提出返乡的写作主体“基本是农村出身,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具有一定话语权和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9],但是我们将叙述主体延展到互联网上的传播主体后,发现是农民工和城一代贡献了主要的点击量,让这篇文章引爆互联网。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上,农民工、城一代已经建立了某种团结关系,他们对其城乡身份有着较强的敏感性和自觉性,黄灯的文章激发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及主体意识。


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黄灯这篇文章的传播与爆红是城一代和农民工联合起来,通过网络和移动新媒体为自己赋权,引发全社会的反思的一次媒介事件或社会行动。


我们畅想:城一代与农民工是一个数量庞大的行动主体,共同的经历与情感,为他们提供了对话的基础。城一代和农民工是否可以在城乡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消解彼此的误会,以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在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找到出路?召唤起他们更为深刻与广泛的反思,甚至行动,激活潜藏在他们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与情感结构中的实践性能量,是否可以成为引导乡村建设的动力?


被忽略的传统

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当我们进入到乡村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传统和民俗在尴尬的“伫立”着。或者被归为盛世繁华的装点,以彰显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或者被视为封建迷信的糟粕,弃之唯恐不及。但我始终相信,一个民俗事项之所以能传承百年、千年,一定在其社会结构中充当某些功能,也一定有其象征意义。


保罗·威利斯和张炼红[10]给了我启发,他们都认为农民常常利用这种生动的实践进行文化的表达,而其中蕴含着“涵养生息之功”和“坚韧维系之力”,这种力量不同于激进政治,是“细水长流”的“细腻革命”。


但对于这种依托民俗事项的细腻的群众性力量,无论是左翼的社会行动者,还是基层的文化工作者,似乎都忽略了。在自己的田野中,以及和朋友的交流中,看到动辄数万人迎城隍,看到鼓乐开道,上千人团结起来舞一条“龙”后,我被深深地震动了。


我常常讲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故事是,关中地区有一种“耍歪官”的社火:2010年,南村动了耍社火的心思,就会把锣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战。如果北村不应战,南村便会三番五次的去打鼓,阵容越来越大,甚至配上铜号喇叭,扛上“三眼铳”、“抬枪”去轰,此为第一个回合。


农村传统习俗耍社火


第二个回合是“贴对联”,双方尽量贴对联挖苦讽刺,比如北村恰好有个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或者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他们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重点。第三个回合,村民们会落款“人民政府”发表一个告示,写到“乙丑岁初北寇进犯,烽烟再起,奉昭承运,备良车万乘以御敌……温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特荐为征北讨虏大元帅……”这位选出来的“歪官”骑在牛背上,有专人牵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南村的锣鼓队簇拥下,尽然直奔乡政府而去,因为乡长出自北村。


据说这位乡长平时做过一些让人民不太满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帅在政府门口高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道理,并要求乡长出来“给个交代”,同时教育乡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气凌人,注重“德治”“仁政”。可谓表演幽默而切中时弊。据说,这位乡长也曾大怒,试图驱散“征北讨虏大元帅”的队伍,但念及这是他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祖坟在此,而不得不接受民意,接受监督。


农村传统习俗耍社火


在这个习俗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原始的舆论监督和基层民主自治的方式。这可以认为是农耕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形成的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要求,并调动亲缘、地缘的关系,以打破社会结构关系的仪式的方式开展的文化活动。


这样的传统在全国各地都有,再比如很多地区的“社火”中都包含着“自残”和“血谏”思想,表演者往自己身上扎刀,以流血的方式宣誓力量,同时表达对太平盛世的期待,等等。如果将这种力量与城乡之间的新主体结合起来,会出现什么?


更立体地呈现乡村,更多地发掘乡村的价值感和正能量,更好地巩固春节返乡的话语阵地,我们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那么,然后呢?当全社会都关注乡村了,关注之后该怎么办?我们便需要更深刻地进入到乡村内部,如何发现并团结更多的主体,如何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资源,或建设或抗争,共同致力于乡村美好的未来,或许这是有志于介入现实的乡建者和书写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注释:


[1] 罗梅花,“关注底层”与“拯救底层”——关于“诗歌伦理”的思辨,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2] 见梁鸿《中国在梁庄》,黄灯《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3] 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页;


[4] 潘家恩:城乡困境的症候与反思——以近年来的“返乡书写”为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1期;


[5] 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专栏名为“寻找返乡路”,读者可在澎湃网站自行搜索;


[6] 可关注“北青深一度”“全媒派”“南瓜博士与探村博士联盟”等公号,代表性的文章有白洪谭的《另一半故乡》,刘楠的《错位的“博士返乡”与内生的农民力量》等,他们还与新浪网合作,进行探村直播;


[7] 赵月枝、吴畅畅,网络时代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重建?——国家、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政治传播,开放时代,2016年第1期;


[8] 我们采用网络爬虫工具GooSeeker采集网易新闻该文的所有主贴及回帖的评论文本、IP地址等数据,得到2316条跟帖,其中主贴1269条、回帖1047条,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清理,去除重复、无意义及广告跟帖,共得到有效跟帖1245条;


[9] 杨胜刚:“返乡体”底层视角下的农村叙述,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4期;


[10] 见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和张炼红的《历练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革考论》。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来自:茂林之家  > 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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