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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混得最好的高考状元|文史宴


文/赵希夷


今天是高考第二天,我们继续谈考试,祝各位学子考好!明朝科举的最高荣誉是三元及第,能得到这项殊荣的整个明朝也不过寥寥数人,其中有一人却登上了内阁首辅的高位,并且堪称一代名臣。本文讲述此人的故事,顺便聊一聊科举制度。



三元及第——考生的最高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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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自唐代形成以来,在宋朝达到空前繁荣,宋朝的名臣既能熟知政事,又有极高的品德修养,诗词书法流传后世。


元朝灭宋后,对科举不太重视,长期以吏入仕,元朝对文化也不及对宗教热忱,科举取士不及宋朝。


明太祖振兴科举,洪武二年“令天下府、州、县各建儒学”,洪武三年,即1370年,诏曰“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正式确立了科举新制,随后便在京师行省各举乡试,录取了大部分人,而且还诏令“高丽、安南、占城,诏许其国士子与本国乡试,贡赴京师。”即允许藩属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也录取了一些藩属国的举人到京师参加会试。

 

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特别完备,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庙堂人物,虽然言行中或有迂腐和愚痴,但骨子里的傲气和才气依然洋溢,更多的是巧妙灵活的精彩,其中不乏锐意进取创新图强的担当精神,出来不少名臣。


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林

藏今北京孔庙与国子监

 

明代的科举制度不仅体现在高层的重视,体系的完备,在程序上还有特别的讲究。明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个程序,三次考试的第一名分别称为解元、会元、状元,合称“三元”。接连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考中了第一名,称“三元及第”,又称“连中三元”。三元及第是科举制度下古代读书人渴望得到的最高荣誉,中国古代所有读书人获得过这一称号者也寥寥无几。

 

乡试是科举考试的第一个台阶,乡试的一个前提是必须参加由提学主持的院试,院试合格,就成为了正式的官学学生,也就是所说的“生员”,俗称“秀才” 。进入了士的行列,享受了一些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取得秀才的资格 “是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一个必要前提”。


乡试“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属于省一级的考试,乡试的地点“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乡试每逢三年的子、午、卯、酉年的八月举行,在传统的民俗中,这四年属于桃花年,在术数中,桃花同样代表文学创作的灵感,由于乡试是第一个级别,正常的考生年纪都比较小,这一个阶段能写出言辞优美的文章已经不错,考察的着重点也不是对国计民生的处理能力,在初九日为第一场。因为在秋天举行,所以又被称为“秋闱” 。


乡试考试的主考人为二人,同考四人,由翰林担任,考官一般被称为“内帘官”,具有较高的地位及声望。乡试一共考三场,分别在八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三天进行,乡试的时候,对考生有严格的规定:他们只能待在贡院的一个个号房里,门被锁上,吃住都在里面,考完试之后才被放出,而且进去之前还要经过严格的搜身,以防止作弊。


乡试考中的人成为“举人”,这就取得了参加下一阶段考试即“会试”的资格了。便可参加第二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了。

 

会试是明朝科举考试的第二个台阶,会试在京举行,会试属于中央一级的考试,在京城的礼部举行,会试在明朝的科举考试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了,直接决定了日后的命运,因为如果通过了会试,就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了,会试在辰、戌、丑、末年举行,在每年的二月举行,所以又称为“春闱” 。


同样在民俗中,这四年被成为天罗地网年,在这些年份,人们大多比较保守,这一阶段考察的考生,估计已经不是行文言辞了,而要具备一定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会试地主考以及副主考都由翰林出身的人担任,会试录取的比较严格,大概是平均300人左右,录取的人都称为贡士,可以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了。

 

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个台阶,也称廷试,在皇宫的奉天殿前,由天子亲自担任主考,当天就考完,考试的内容为策论一篇,考察实际的能力,没有淘汰的人,录取的人称为甲榜,名次分为三甲。给予相应的官职。

 


八股文与南北榜

2

 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沿用了唐朝和宋朝的旧制“而稍变其试士之法” 。以四书五经为主,在考试形式上最主要的是八股文,由明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访宋经意,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 


八股文即是: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个部分。这就要求应试者不仅有才学,还要有应试的技巧。甚至舍本逐末,在应试技巧的压力下,寻章摘句。


明太祖重视科举值得肯定,但创制的考试之方法却值得探讨,这主要是由于洪武帝本身的文化素质就很牵强,再经过元朝入主中原,有宋以来的文明遭到了断层,没有完整的前例可遵循,所以,这种考试方法一开始就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挑战。

 

早在南宋的时候,王十朋就说儒学的中心“古称邹鲁,今称闽越”,朱熹、叶适、陈亮等人皆是大贤,反观与南宋对峙的金国,虽然也有崇儒的说法,但金国大儒麻九畴的知名度远不及朱熹等人。南方士人的水平高于北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在明代,更加显著。

 

洪武三十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其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主考官的选择上,洪武帝经反复斟酌,终圈定了78岁高龄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刘三吾在当时可谓大儒,此人是元朝旧臣,元末时就曾担任过广西提学,明朝建立后更是多有建树。


明王朝的科举制度条例就是由他制订,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作序,此外他还主编过《寰宇通志》,这是当下中国人了解当时中国周边国家的百科全书。他与汪睿、朱善三人并称为“三老”,《明史》上更说他“为人慷慨,胸中无城府,自号坦坦翁”,可谓是人品才学俱佳的士林领袖。选择他为主考,既是朱元璋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洪武帝对这次科举的期望。

 

但在放榜以后,出现了非常极端的现象,此次考试上榜的51人没有一个是来自北方,而全部都南方人,更巧的是,三位主考官也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认为考试存在徇私舞弊的情况,请求严查。


科举放榜的黄榜


洪武帝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新科状元一甲进士等十二人与考官共同复阅试卷,增录北方籍优秀人才入仕。


经复阅后上呈御览的北方人试卷文理不佳。第一轮调查结果出炉,上榜的51名考生完全是靠真才实学,而北方即便最优秀学子的试卷,答题内容都空洞无理,甚至出现了一些禁忌词,因此断定不存在错判试卷的情况。


结论出来后,落榜的北方学子还是不死心,他们又找出其他的理由,认为调查人员并没有把北方优秀学子的试卷找出来,而是找了质量较差的试卷欺瞒朱元璋,朝中许多北方籍官员也纷纷支持这种说法,洪武帝听后更加愤怒,要求重新选拔官员复核试卷,而这次负责调查的官员都是北方人。


六月,洪武帝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王恕为第二名﹑焦胜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在南北榜事件中,洪武帝对于科考官刘三吾等人处理非常严厉,那一次的新科状元甚至被车裂。洪武帝对于吴越是张士诚旧地非常不满,而且大明初立,需要已经习惯了元朝统治的北方士人的拥护,为了笼络北方士人,出于政治正确,对秉公办事,按照文章优劣为唯一评判标准的刘三吾等人的处理政策,是赤裸裸的用政治权力干涉破坏自己创制的科举制度,洪武帝身上的阴狠、暴劣的性格暴露无疑。如果说重视科举值得肯定,创立的科举制度有探讨空间尚有情可原,但滥杀无辜就是耻辱了。

 

洪武帝的施政方针,导致明朝初年,对南方江浙地区的打压。但饶是如此,在科举中能够夺魁的依旧是南方人。


鉴于此,明朝宣德年间,把全国划分为南、北、中三个区域,具体的划分为:南卷包括以下地区,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即今天的湖南湖北两个省)、广东,北卷包括以下地区,顺天(即当时的北直隶,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地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即今天的陕西、甘肃、宁夏三个地区)。中卷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当时称为南直隶地区的庐州和凤阳、徐州、和州等三个府区。按比例进行录取,对落后的北方地区相对照顾。


这毫无疑问增加了南卷考生中举的难度,可明朝仅有的“连中三元”的几人都是南方人,永乐年间,“连中三元”的李骐以及他的同母异父弟、亦为状元的马铎皆是福建人,另一位名声大噪的“连中三元”者就是商辂了。



连中三元的商阁老

3


辂出生于浙江淳安,自幼颖悟好学,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乡人称奇,视为神童。明宣宗宣德十年,商辂刚二十出头,便在乡试中一举夺魁,独领浙江省第一,明英宗正统十年,又在会试、殿试中高摘魁首,引起朝野上下一片震惊。


商辂日后累至少保,历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傅,谥文毅。有《商文毅疏稿略》、《商文毅公集》等著作传世。既是一位济世的宰辅良臣,又是辞翰文章、满腹经纶的才子。

 

商辂刚刚步入朝堂,就赶上了“土木堡之变”,侍讲徐珵(即后来的徐有贞)主张避敌逃跳,拱手将京城送让。此言当即遭到商辂、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商辂凛然斥责,抗论于朝:“迁都则宗庙社移将谁与守?况圣驾一移,大势去矣,宜急出榜晓谕”。主张坚守京城,安定人心。


经过一番激烈争议,代宗(景帝)也倾向主战,固守京师的决策乃确定下来。在北京保卫战中,虽然于谦居功至伟,但也不能忽视商辂的运筹帷幄。


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商辂上疏发勒宣府、辽东,令总兵杨洪、曹义各选劲骑,刻期以援,与京军配合,内外夹击。在外协助于谦操练军马,整饬器械,为战守之具。此外,商辂还使人张榜敌营,悬购也先首级,以扰敌制胜。上述措施及时、详备,有力地配合于谦指挥的战斗,为捍卫京师起了重要作用。

 

景泰二年,商辂亲自在边地细致查访,理直气壮疏呈景帝,一针见血指出边防积弊,是“朝庭失于姑息,安于回循”的结果,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者。并且提出了事态的严重性,“若朝庭失于姑息,安于回循,听令各军巧立游击等项名色,将前项官军占留在京,不行发遣,则边境城池愈见空虚,如有贼情,将何备御?”他希望朝廷“逐一查究,不许各官仍前巧立名色,占吝阻当,违者治重罪”。请求朝庭派出得力官员,将边地“势要之家占种田地尽数分派于附近军民为业”。

 

洪武以来,允许明朝皇室、贵戚拥有自己的田庄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称为皇庄。这和此前的王朝是极其不同的,朱元璋设计的制度,部分直接承袭元朝,部分甚至比元朝更劣质,这种皇庄的存在,势必在日后侵占民田。


“英宗时,诸王外戚中官所在,占官私田,反诬民占”、“今所谓皇庄者,大率皆国初牧心及民田耳。岁计之人,以内官掌之,以为乘舆供奉。然国家富有天下,尺地莫非其有,仓禀府库,莫非其财,而又有皇庄以为己有,此固众人所不识也”。


在明宪宗时期,这中情况尤其严重,宪宗本人的性格较为柔弱,其母周太后却很强势,因为强占民田,激起民变,周太后欲作镇压之举,唯有商辂,凛然正色道:“自古至今,未有冻馁的太后。天子以天下为家,何以庄为?只有内官侵占民地,未有百姓敢侵占官地者。”在商辂的耿直下,宪宗也被迫做了让步,他还更进一步,请求“清理三营草场,使军民便于放牧,减退势家庄田,使百姓便于耕种。”


针对宪宗朝,西厂横行,商辂冒死上疏弹劾:“陛下委听断于(汪)直,直又寄耳目于群小如韦瑛辈。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把矛头直指宪宗,置个人生死于不顾。


商辂铁骨铮铮,具数汪直罪责:“内外文武重臣,托之为股肱膂者也,亦皆不安于位;百司庶府之官,资之以建政之事也,举皆不安于职;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但宪宗很难称得上是英主,在几番扯皮推诿后,西厂得以复设,商辂也被宪宗疏远。达不能兼济天下,以利社稷,商辂不愿同流合污,成化十三年七月,毅然辞官归田。


混得最好的高考状元——商辂


八股文也能考出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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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夺门之变时,石亨等人曾经想拉拢商辂,污蔑于谦,被商辂拒绝,石亨等人干脆将商辂作为于谦的同党,贬出朝廷。


明英宗复位后,其实是知道商辂的功劳的,商辂在北京保卫战的表现姑且不论,自己被送还北京的时候,也是商辂第一时间赶到了居庸关迎接,在立储事件中,商辂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明英宗自己虽然未能再启用商辂,但明宪宗即位后的成化二年冬就被起用。


商辂临行入京,借眼前怒放的寒梅,赋诗抒怀,“玉骨冰肌不染尘,雪霜深处倍精神,莫言岁晚无生意,南北枝头总是春。”即表明要保持自己的傲骨,又对自己复出,治理朝政的前景充满信心。

 

不同于空手谈心性的形而上的一般士人,商辂似乎更加注重事功,他曾说:“货财军国仰给,不可一日无者也。”认为财政经济是立国之本,社会安定的最基本因素,在此基础上,他对土地政策尤为关注,他喊出了“减退势要庄田,使百姓便于耕作,以资生理”的口号,他径直向皇帝指出,不能听任豪强“恣意睃削”,以致下人困苦。


可事实上皇帝也参与了兼并土地,置设皇庄。土地关系不合理是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商辂呼吁皇帝“天子以天下为家,要用皇庄为?”这一政治主张是商辂民本思想的体现。

 

商辂的时代,正是程朱理学大行其道的时候,他本人连中三元,凭借的也是程朱理学。但商辂似乎对程朱理学并不狂热,他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传统儒学的印记。


“修身为治国之本”是商辂一贯强调的。他曾说过:“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急于修身。”这是儒家《礼让·大学》思想的翻版。商辂所谓的“修身”虽然本质上未能脱出前人窠臼,但也有它的合理性的一面。


此外,他还将昌衰治乱归结于人事的进步观。商辂认为“始勤终怠者,众人之常情;慎终于始者,圣人之要道。”所以,治功著就要求帝王有常德。统治者的勤怠与王朝的兴衰治乱直接相关。这种观点真实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一侧面。


商辂把“唐虞三代”之治奉为至论。尽管他曾对汉、唐、宋的社会治理表示过赞赏,如他认为“宋之韩(琦)、范(仲淹)、富(粥)、欧(阳修)有以辅盛治于前,周(敦颐)、程(灏、颐)、张(载、栻)、朱(熹)足以断绝学于后,中国致文明之盛”。但尤不能比迹于唐虞三代。他眼里的唐虞三代之世,是“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而黎民有于变之风,百工惟时,庶绩咸照,而万邦有咸宁之效”。如此一比附,“汉唐宋之君风斯下矣”。


他们心仪向往“圣治”,以为理想之途,与现实多有抵悟,如孔子推崇“文王之道,周公之礼”。认为周礼之不行天下,乃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沿习为常,固守“传统”。推照后世,唐之祟汉,宋之尊唐,大率如此。商辂敬仰“唐虞三代”之风,无非追之弥远而己。


按照钱穆先生所言,明清二代才是真正的专制高压,在这种局势下,商辂的政治生涯中仍然不乏直谏的壮举,英宗复辟,他因此遭诬罢官,归田十年,宪宗时又冒死上谏“罢汪直、斩韦瑛、革西厂”等等,对时政多有改良,被誉为“一代贤相”。但在反复进谏宪宗,没有效果的时候,商辂也没有表现出“死谏”,反而有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觉。


在风行“存天理,天人欲”的理学盛期,“民欲”思想尤显可贵。商辂还强调民心的重要性,他以国家兴衰,君王受拥戴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心向背。失去民心,君王成了独夫,“虽一夫之寡,一妇之愚,亦能胜我矣。”商辂思想中,最熠熠生辉的就是关于“法治”思想了,商辂面对当时“有法不该充军而充军者,有罪不致死而死者”的滥刑现象,提出了“罚当罪,则人心服,一有不当,则人心不服。”他希望皇帝谨慎刑罚,“使人无偏私枉滥之议,则公道彰,法治正矣”。


科举制度下,人们印象中培养出来的人都是不切实际的文人,也被人诟病说压制了科技人才的出现,思想上也没有特别的大家。但科举制一开始选拔人才的着眼点就不是效率,而是公平,每个国家立国以后,从战乱中恢复到正常,对天才的呼声会越来越少,而是甄别出具备能力平均而又实用的特质的人。


从商辂包括日后的张居正等人来看,科举制并不是培养不出令人称道的特别出色的人才。明代科举虽然在答题的标准档案方面有意禁锢思想,但也不能尽数扼杀天下之英才。

 

科举制度乃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最好的制度,马克思韦伯现代官僚制的理论基础就是通过考试选拔出合适的文官,满清废科举而猝亡,就是忽视了科举为不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士提供了参政机会,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促进了官僚体制的进一步成熟,为官僚队伍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成为中华帝国长期保持繁荣的制度保障之一。


社会若想稳定,必须维持一种寒门进入精英阶层缓慢而又持续不间断的局面,科举就是实现这种局面的最佳手段。


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温和的如胡适等人主张“重估一切传统文化的价值”,激进的通过非议科举,来攻击与科举有天然联系的儒家,实际上是忽略了科举的很多正面意义,这不能不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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