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大明后，为了避免唐末、五代将领专权的局面再度出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减武将手中的权力。最终形成了兵部调集军队并制定作战计划、户部供应粮饷、工部准备武器装备、武将只管指挥作战的局面。
虽然武将手中只剩下了战时的军事指挥权，但仅凭这一点，武将依然担当着战争中的主角，而劳心费力的文官们只能沦为配角。
其实，这种局面是明太祖朱元璋有意为之，他就是想通过明确划分武将与文官职责的方式来加强皇权。
然而，靖难之役中李景隆的一败再败及其在京师保卫战中打开城门投降朱棣的举动，使得明代皇帝对武将手中仅剩的军事指挥权也产生了不安。于是，永乐初年，皇帝朱棣开始任命宦官或文官为统兵武将的监军。
尤其是永乐七年，征虏大将军丘福不顾朱棣屡次劝告仍然轻敌冒进导致全军覆没后，明代皇帝的这种不安又被大大加深。所以，此后每遇战事，文官以参赞军务之名行监军之实便成为惯例。
即便这样，文官依然是战争中的配角。可是，朱元璋临战调兵点将的规定再一次给了文官上位的机会。
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为了改变临战调兵点将不利于边关防御的情况，开始以总兵作为常住边镇的最高军事长官，将练兵与军事指挥权统归于总兵一人，提高了边防能力。但是，此举也存在着总兵称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可能。宣德十年正月，大明的文官打着解决总兵专权的旗号，向刚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镇建议派出镇守文官制约总兵（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得到准许后，内阁选派了一批文官到设置了总兵的地区担任镇守官。
这绝对是明代文官夺取军事指挥权的标志性事件，因为借着镇守官的设立，文官已经在重要地区拥有了跟武将同样的军事指挥权。
但是，文官的野心还远不止此，双主角的设定并不能让他们满意，他要的是自己成为战争中唯一的主角。
正统二年五月，明英宗接受三杨内阁的建议，任命兵部尚书王骥总理甘肃边务，在给王骥的敕书中有这样两句话：
一、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
二、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
这两句话实际上是在表达着同一个意思——赋予了王骥在甘肃战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王骥在到达甘肃战区后不久，就以‘失机’之罪将都指挥安敬推出斩首，并“责都督蒋贵死罪招状”，使“诸将皆股栗”，对王骥唯命是从。
此时的王骥虽为兵部尚书，品级为正二品，但被他斩首的武将安敬品级也是正二品，被他责罚的蒋贵则是正一品武将。凭借这一杀一罚，文官王骥不仅获得了军事指挥权，还在军中获得了超过自己品级的地位。
只是，单凭一个王骥还不能让文官成为战争中唯一的主角，于是他们又憋出了一个大招——土木堡之变。
这次变乱中，武将勋贵势力受到了难以恢复的重创，文官们终于看到了挤掉武将夺取军事指挥权的希望。
为了尽快把这个希望变成现实，文官于景泰元年开始着力推动将临时设置的巡抚变为常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
九月癸丑，巡抚河南副都御史王来总督湖广、贵州军务，讨叛苗。
秋七月乙未，左都御史王翱总督两广军务。
景泰四年，皇帝朱祁钰下令将巡抚与镇守官合二为一，并且同时规定，巡抚为朝廷派驻到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也就是说，原本与镇守文官平级的总兵，从此以后要接受文官的指挥。至此，文官终于成功的挤掉武将夺取了军事指挥权。
可是，好景不长，景泰八年，武将与宦官联手向文官发难，‘夺门之变’发生。复位成功的明英宗为了回报支持自己的武将与宦官，在天顺元年下诏：
朕新复位，凡百行事，当遵祖宗旧制。各处巡抚、提督等官是一时权宜添设，宜即将各官取回。其各处边备及军民事务，令总兵等官理之。
紧接着，他又以‘谋立外藩’的罪名杀掉了于谦。这样，文官在朝廷和各地的军事指挥权都被明英宗给收回了。如果不是李贤乘着石亨骄横跋扈，再一次发动了对武将的打击，然后又忽悠明英宗重新设置巡抚，明代的文官们很难再次获得军事指挥权。
这次军事指挥权的失而复得，令此后的明代文官始终都对武将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保持高度警惕。
比如说成化元年，为了平定藤峡盗乱，明宪宗决定以都督赵辅为总兵官，率大军前去，同时以太监卢永、陈蠧为监军。眼见文官被排除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外，时任兵部尚书王竑立即上书说：“韩雍才气无双，平定贼非韩雍莫属。”明宪宗接受了王竑的建议，下令韩雍随军协理军务。但是韩雍这个协理在到达战区后，马上就取代了赵辅成为前线明军的最高指挥官。
至此，明代文官终于挤掉武将夺取了军事指挥权，完成了从战争中的配角到主角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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