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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有能之权臣张居正兴亡录

文:赵进斌(读史特约作家)

集平民、和尚、乞丐于一身,饱尝底层百姓疾苦的朱元璋,在元末社会的大动乱中,在十六年征战后一统江山登上皇权顶峰。

朱元璋复杂的个人经历,敏感多疑的性情,以及对开国功臣元勋卸磨杀驴阴险毒辣之手段,虽使朱明王朝富丽堂皇龙蟠虎踞,却也把封建专制统治的血雨腥风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

朱元璋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专行为——取消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座椅,将六部长官直接掌控在自己手中,并赋予监察机构箝制权力,随时清除那些能够对皇权造成威胁的大臣及地方官僚。

在中国历史上实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政体,尽管在隋唐以后曾被用中书、门下、尚书等机构分权的方式加以削弱过,但直到明朝才被彻底废除。

从朱元璋废弃丞相一职,亲自统率六部大臣决断事务来看,足以证实他比历代皇帝都要勤于政事,而他一天之中居然常批阅140件以上的奏折,更显示出其旺盛的精力。

他是精力充沛、勤勉力为的朱元璋;也是阴险狡诈、机敏多疑的朱元璋;还是为传承家天下不择手段、残酷无情,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必用血腥酷刑的朱元璋……总之,他一手缔造的朱明王朝,就这样开创了封建王朝诸多的第一。

朱元璋血液中激荡的勤政成分,到他的孙子辈的孝宗、武宗、世宗人身上,早已化为沉湎于酒色,服药求仙的荒淫积垢。昏庸无道的皇帝,早已把“勤政”全盘委托给了那些被阉割了的宦官。

聪明的宦官们充分利用皇帝荒淫作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最佳手段,横征暴敛。而王公、贵戚和大小官员们亦当然不会放过分享机会,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百姓再度被推到死亡线。

朝廷党朋倾扎,尔虞我诈,地方陷入兼并与掠夺。而被逐往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此时渐渐积聚力量,频繁地在边境上侵扰掠夺,破坏生产,耗其国力。

明王朝处于新一轮的内忧外患中。

翻开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不乏这样令人欣慰而又悲怆的时刻:当这个社会处于被动地走向衰亡的不幸关头,这种厄运逼迫欲有作为的统治者产生焦灼感,而恰在此时此刻,又有能在沧海横流之际扭转颓势的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

欲有作为的统治者和叱咤风云的人物神圣际遇,必定给死水一潭的社会带来急风暴雨,人们发现,长期被压抑的活力此时方显示出它的巨大力量,摧枯拉朽,荡陈涤腐,使沉疴痼疾、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王朝回光返照。

明万历初年,集神童、帝师、首辅于一身的张居正,就是这种鲜明历史现象的佐证标本。

张居正出道,并非春风得意,这个来自湖北江陵的人,自幼便具卓越才华,并十分幸运。他十三岁时去考举人,被当时的名流顾璘慧眼识中,但出于年龄和阅历的考虑,以及对英才成长的关切之情,顾璘没有将这位神童录取,让他又磨练了三年。

十六岁时考上举人,已称得上少年得志了,可顾璘却把自己的犀带送给了他,并称这二品官配带的标志不会辱没他,甚至以出身微贱而终成大器的商代贤相伊尹来鼓励他奋进。

二十三岁时,他考中进士,被列为翰林学士编修。他虽想“勇敢任事”,并以“豪杰自许”,无奈此时正值严嵩专权时期,他在出道后即遭遇不幸。张居正在翰林院盘桓四五年后,就以体弱多病为由,告假回乡休养了。

几年后,当他在徐阶的提携下再回京师时,严嵩仍权倾朝野,但少年老成的张居正已磨炼得“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在朝中以不卑不亢的态度,从容对付炙手可热的严嵩父子。

尽管严嵩很忌恨徐阶和所有由其引用的人,却对张居正很器重。此时的张居正可能领会了祸福可转换之箴言,这位39岁的老成稳健之士,在世宗末年当上了裕王朱载垕(太子)的老师后,便立志效仿晁错、王叔文的改革中兴之路,并在裕王即位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大学士,步入内阁的圈子。

据历史记载,当时徐阶以老臣身份居首辅之位,李春芳等参与朝政,而43岁的张居正资历最浅,可他独自荦荦不群,不在百官中乱拉关系,而平时很少说话,一旦出语,准能切中要害,于是朝官对他既敬且畏,威望高于他人。

世宗以来,内阁大学士们的混战几乎没有一日停息,帮助世宗变革的首辅夏言被严嵩诬陷遭杀;严嵩在杀掉杨盛、王抒等功勋大臣后,终于被徐阶的弟子们攻垮铲除;徐阶执政未稳,就被刚愎浮躁的高拱拉下马;继为首辅的李春芳也被高拱所击败,高氏成了内阁中的元首。

张居正在这种混战的内阁里小心翼翼地撑持着,甚至没有改变那种正襟危坐的气派。

此时的张居正,确实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撑船,冷静、沉着,与争斗的各方都保持等距离关系,并不失时机地利用别人争斗的机会,建立自己的功勋。

隆庆四年(1570),张居正支持边将王崇古利用蒙古人的矛盾,与蒙古人谈判,并互通贸易关系,一下子竟使为患多年的北部边境和平起来,并且是心悦意诚地互不侵犯。

他悄悄地为自己日后执政选拔人才,隆庆五年,他主持礼部大试,录取了一大批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轻进士进行预备磨砺。他看准并领悟了水到渠成的真谛,当体弱多病的明穆宗即位六年悄然去世时,他成了朝廷最孚众望的托孤顾命大臣,顺理成章地踏上了总领国家朝政的要位。

此时,万历皇帝不满十岁。作为万历的老师,48岁的张居正,用他一腔忠诚、满怀自信和智勇,将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他为此已准备了多年,而历史也在恰当的时候,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旷世难得的机会。

张居正用自己无穷的精力和永不厌烦的态度去安顿“四方”。其一,作为两宫皇太后,她们对张居正的信任几乎达到毫无疑问的地步,她们让万历小皇帝以师长、父亲的礼仪对待首辅,而张居正也未尝不对孩子有父亲般的抚育和关切之情;

其二,作为司礼太监冯保,这位曾驱走多位首辅的太监确实是位出众的宦官,从世宗末年以来一直以干练、精明而受皇家的信任。如今身为“大伴”,实际上就像舅舅一样,既是皇后的代言人,又是皇帝的监护神,同时却又能顾全大局,不妄生议论,并对张居正既敬且服,真诚相助。

而张居正对他也是恭敬不已,尽量满足他在个人生活上的一些贪婪,不让他过分地参与政事。因此俩人默契,形成稳定宫廷、管理国内政务、调整对外关系的重要联盟。

张居正充分利用他手中皇帝诏书的威严和自己亲笔书信的密意,将危机四伏的帝国引向起死回生之路。

我们无需叙述他执政期间汉人与蒙古人的平等贸易关系,无需描绘东北边疆上内容复杂的一封封捷报曾经使屡受欺凌、心有重负的士大夫们何等高兴的情景,只要知道,我们的万里长城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才增修了可以侦探敌情、先发制人的“敌台”数千余座;

只要知道,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和善战不败的抗敌将领李成梁、潭纶都是张居正亲密无间的朋友或言听计从的门生,也许就会对万历初年的中国人在外人面前扬眉吐气的情形有所领悟了。

“富国强兵”四个字是历代改革家的宗旨和最终目的,但除了商鞅之外,只有张居正最成功地没引起朝野震动,却实现了这一愿望。

他在改易更革时,并没有激烈的言辞和耸人听闻的典章通令,他甚至声称祖宗制定的法至善至美,不必改动,只是循名核实,要求准确无误地达到那种法的要求。

他根据朱元璋对官吏的严格要求制定了“考成法”,要求“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使那些庸碌苟且的腐败官吏再也无法混日子和贪赃枉法。大批溜须拍马而无治国才能之徒失去了向上爬的机会,也失去了残害平民百姓、祸害国家的机会。

一位国公数次犯法违令,张居正驳斥众议,派人捉而囚禁,同时却毫不影响对这位国公儿子的擢用。

一系列革新下来,不仅冗官冗员被大幅度地裁减,政府机构的办事效率也被空前提高,“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同时朝廷命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似乎达到当今信息时代的政令发布和实施水平。

历代改革家们都想在封建政体中枢——以官僚集团为核心的腐败肌体上做文章,其结果均遭败迹。张居正则不然,他并不轻视官僚集团里的潜在能量,提出了“急公进取”这个十分重要的号令。

“急公”就是“强公室,杜私门”,即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有所作为,不为私家富贵而因循苟且;“进取”二字更是极为光辉的命题,它让这个社会每一个富有活力和愿意奋发向上的人都有了正当的生长环境。

两千年来帝王尊崇的“弱枝、弱民”驭臣民术,在张居正的手中被暂时废弃,帝王限制百官“奔竞”的意识至此也被搁置一边。

只因为提倡“进取”,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才得以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进行;

只因为提倡进取,才有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代理财能手张学颜、一代水利专家潘季驯的出现;

正因为提倡进取,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才放开农民和手工业者手脚上的羁绊,发展了生产力,形成了万历初年那种边境安宁、百官勤政、人民效力、国家繁盛的局面。

才智过人的张居正把准国脉,由此创造了在历史上最为耀眼的政绩——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义无反顾地下令在全国严格地全面丈量土地,将原来按户头人口使差派役的方法统统改为按丁、粮结合的方式,将差役与土地的拥有量和财富的多寡联系起来,并且统一用货币支付取代赋税交粮、差役征人的方法,财多者多出银两,财少者少出银两,政府再用这些钱来雇役。

这种按财取赋的方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它突出了货币在生产流通过程中的重要职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简化了赋役的繁多名目和令人难以忍受关卡和手续,限制了官吏作奸、富豪舞弊的增生,冲击了中国国土上生成不变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解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的萌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张居正顺水推舟,将严密地财政会计出纳程序贯注于整个赋税事务管理之中。

他任用潘季驯治理多年为患的黄河,修复漕运,使黄淮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免遭洪水灾难,终于使黄泛区出现了密集的村庄和富庶的农田。

他知人善任,“能以智数驭天下,人多乐为之尽力”。同时执法甚严,对报喜不报忧的人“虽循吏必黜”。

黎民百姓拍手称快,豪富官僚失魂落魄。这是一种改变社会形态的改革,又是自发的水到渠成的良性转变。原来乏银缺财的政府仓库在一条鞭法推行不久就立刻充实起来,史称“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

国家的富足,人民的安定,边境捷报仿若三根撑起国运的支柱,张居正扶持着万历小皇帝、两宫皇太后等高居其巅,他把国家引向中兴繁盛之途,他的意志也开始成为国家的意志,皇帝、皇后、大臣们对他惟命是从,真正达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

只是可惜的是,封建家天下制度培育出的张居正,只是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士大夫,他没有洞穿历史的胸怀视野,使他无法窥视出其中社会形态将要变动的诸种奥妙,也无法阐述那利国利民、利于整个民族发展进步的道理。时代只让他如此地做,没让他那样去想,也没让别人去想。

他走在了前头,却也注定再一次演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民族悲剧。

张居正总领朝政期间,朝中重臣、封疆大吏中虽不乏弹劾参奏他的,但无一例外都遭到廷杖鞭笞罢官的惩罚。当年的首辅大人是难以动摇的,这从他父亲去世后围绕他回家守丧,还是居朝忠君引起朝廷的纷争上,他的不可替代作用立时显现出来了。

国君需要忠臣,亡父需要孝子。张居正不忍离开眼前的孤儿寡母,也不忍放弃手中的无上权力,但他却也害怕遭到非议。到了维护圣人之言的时候,天下的怯懦都会变成勇士。于是有的人倡导“夺情”之议,即皇帝下诏,要求丧父的人从国家的需要考虑,放弃自己的父子亲情,破例地在朝廷一面为官,一面为父亲守丧。

张居正累番上章要求归葬守丧,万历小皇帝则屡屡下诏不许守制,甚至说再上万本也不准许。

君臣之纲常与父子之纲常发生了对立,孔夫子与董仲舒并没有交待谁该服从谁。那些胸中憋气郁积已久的朝臣们,此时以捍卫纲常和旧制面目出现,一口咬定“夺情”之议出自张居正的指使。

这样一来,堂堂首辅一下子成了怙权贪位的不孝之人,奏折接二连三上疏。有的说该守丧,有的说该夺情,小皇帝坚持后者。偏偏此时夜空出现了彗星。反对夺情者借此发难,不料“上天的警告”这次却没被理睬,攻击夺情的人却尝到了廷杖的滋味。

群儒愤怒了,愤怒的表现形式为少数人冒死上疏,多数人在制造和传播谣言。

张居正迫于压力,坚决要求归丧。太后要求他操持完十六岁的皇帝成婚大礼。居正为了君父,又暂脱了孝服,穿上了红袍,百官群儒又有了新话题。

然而,张居正是无法摇憾的,当他办完皇帝婚事,再回江陵办丧事时,32名壮夫所抬的大轿及戚继光派来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像巨龙一样将沿途官场和百姓都搅得赫然震动。

内阁仍在北京,但每一道重要文书必须送往江陵,每一个较大的决定都出自丧府。

皇帝只给他三个月的丧假,然时间未到,内阁大臣便联合上疏请求让他还朝。

归途之中,州县守臣顶礼跪拜,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藩王与施宾主之礼,文武百官远道相迎;入朝之后,万历皇帝慰劝恳笃,赏赐有加,两宫太后与居正母亲以家人之礼相待。

好一个首辅,几乎与天子家族平起平坐了!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熟读老子的张居正,居然没有领悟这大道至真的人生观,激流勇退的范蠡典故自然也不在他的盘算预料中。

对财富的贪婪与对权力贪恋基因,真是人性中无法克服的缺陷。

当王朝的百官与百姓们虔诚地拜倒在张居正的权柄面前时,双方都没有想到,仆伏的惯性力将崇拜的偶像推举到高耸的悬崖,安座宝位的也已无法意识到行将到来的灾难。

更糟糕的是,张居正已经得心应手于家长制的方式来统治这个国家,他的权力已没有力量能够限制。

更可怕的是,他依仗着十年的功绩和一腔忠诚,对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仍是严加管教。

张居正没有意识到,当年十岁的孩子编纂的祖宗《宝训》、《实录》一类的“必读物“,历经多年后,已引起皇帝的厌倦,甚至产生逆反心理。

张居正坚守着励精图治和爱民节用信条,要求年轻的君主”慎起居“、“戒游佚”、“敦节俭”,有时不惜和太后等人联合起来,遏制成婚之后的万历皇帝对奢糜生活的希冀和贪求,甚至多次削减他的放财施恩、兴土动木的浮费。

那位自幼听惯了母亲训诫、尤为“使张先生闻,奈何!”之语的皇帝,心底渐渐隆起受限制的仇恨,他越来越知道自己才是真正天下主宰的潜能之大,也就愈来愈增添报复心理,尤其是眼前的首辅动辄以长者的身份阻挠他的欲求时,他的迫不及待地仇视发泄欲望,也就愈来愈强烈。

张居正作为万历初期实际操控国家权力的内阁首辅,政治上的巨大建树,使他成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成功改革家,他是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完全的功利主义者,他的改革方案无疑值得历史称道,但作为天使魔鬼性格集一身的人,他的一个性格致命弱点,也在史上暴露无遗。他对文人深恶痛绝。

万历年间是一个造成文人普遍失真的时代,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曾经深刻描述了万历时期社会风气,“彼以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

整个社会风气呈现出虚伪、病狂丧心的堕落状况,催生出一批文人的思想革新之“异端”,以“理学”为专制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控制着文化权力的朱明王朝,催生出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创造的“致知格物”说风行一时。

王阳明的隔代传世弟子颜山农、罗汝芳、何心隐、李卓吾,当时就受到极其残酷地迫害。

张居正是极其痛恨那类游走天下,到处妄谈心性、逞其胸臆、挑战统治阶级秩序的士大夫的,他轻蔑地骂这些人是“虾蟆禅”,视其为异端邪说,必愈置之死地而后快。严禁讲经聚学、关停书院,迫害文人,上述几人都死于他的旨意。

张居正对学风的无端整治和后来对士子进身之途的封堵,招致了士大夫文人阶层和他的公开怨恨、对立。而这种怨恨是长久而不衰,因为任何一种行为一旦涉及文化这个圈子,不管你惩治的对象是其中的痒处还是痛处,那么罪名总是无需确立便已存在了的。

张居正后来的冤屈深似海,而始终很少有文人士大夫站在公正立场上为之辩解,而攻击斥责者却不乏其人,原因就在这里。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

万历十年(1582)三月,为万历鞠躬尽瘁超负荷运转的首辅先生终于病入膏肓。他梦见自己被皇帝派往神仙之所去祭祀,却没料到自己正是皇帝送去的祭品。

此时,张居正才想到放弃权力,恳求“皇上怜臣十年拮据尽瘁之若,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可万历却偏偏让他命终于大任之上。此时他刚满57周岁。

20岁的万历皇帝在当了十年的“无权首脑”之后,一下子有了真正自由的天地。他深感自己被解放了,过去那种为了培养圣君明主的严格规范,在他看来简直是非人的折磨。

他要领略到一切他曾想领略的官能感受,物质的、精神的刺激。张居正不仅给他提供了丰裕的国库储存,还给他留下了一座令他极为艳羡的财宝珍玩库府——江陵首辅之家。这里有两宫太后和他本人十年来不断赏赐的金银,还有地方官吏们不时送去的大量金钱、丝帛和奇珍异物。

张居正那贪财的老父,把儿子位居人极的最大好处,定为自己可源源不绝地坐收八方供奉。儿子19年没有回乡探视他,因而被人嘲骂,也许这也是一个因素。而更可悲的是,这里积聚的金山银山,已令那位深感手头拮据的皇帝垂涎三尺,这是最恰当、最解恨的报复。

而那些多年来遭张居正整治的昏官庸吏和巨豪贵戚,和万历皇帝一拍即合,也趁机开始反攻倒算。

于是,张居正死后不到九个月,他的一切尊号、谥号被剥夺殆尽,儿子也削职为民。

此前被张居正廷杖鞭笞过的仇敌们仍不快意,什么“图谋篡位”、“凌辱皇族”众多的大逆不道事件与事实奏折络绎不绝。

万历皇帝心里是明白的,张居正是无忤逆之心的。如果张居正想取而代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他不管,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解去多年严肃管教如泰山压顶之恨,才能使江陵宝库装入自己的私囊。

抄家的诏命发出了,搜捡的嚷声和拷打的惨叫代替了往日的歌舞管弦。张居正家人遭饿毙命。黄金万两、白银十万两堆集于庭前。可这个数目对于威赫海内的前首辅来说,未免太小了,与皇帝想象中和臣僚们预料的金山银山相去遥远。

他们用重刑撬开了居正儿子的嘴,逼出了“隐藏”在亲戚(均为巨僚)家另有二百万两的数目。这时他们的心理方达到平衡。

可居正的两个儿子,因无颜再见世人,一个投井,另一个写下一封千余言血书后悬梁自尽了。

万历皇帝保留了仅有一点的仁慈,他在诏令“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示天下“的同时,还说“谓当剖棺戮尸,而姑免之”,才使张居正的尸体免遭被扒出加以鞭打刀戮。

但他的灵魂(如有的话)却日日遭劫,除了一系列法规茫然无存外,他所亲参与缔造、并寄予厚望的万历皇帝,竟成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庸、荒淫、残暴的君主,将张居正开创的中兴大业送入魔道,也把朱元璋开辟的大明王朝送入墓地。

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已风起云涌,而因子就是在万历皇帝制造的高压下形成的。

张居正如冥魂有知,只能冥冥空遗恨,绵绵无绝期。

可惜,大明已再无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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