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79年，北宋新党、旧党之间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王安石罢相在家，新法仍在推行。
苏轼毫无疑问是反对变法的，不过地方任职的他远离朝堂，似乎不会被卷入漩涡中心。
东坡赏砚图
可就在这年乌台诗案突然爆发！牵扯众多大人物不说苏轼自己也差点丢了性命。
更诡异的是无论变法或守旧，平日里积怨甚深的大臣们居然默契配合，联手救人。
一、乌台诗案
宋朝文化氛围素来以宽松闻名，因文获罪不能说没有，但基本都是偶发个例。
苏轼所处年代之前宋朝仅有一次文字狱记录，而且还是很难喊冤的那种。
简单来说就是宋仁宗年间有个叫王益柔的官员，饭局上喝醉后作《傲歌》曰：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圣驱为奴。”
轻慢皇帝还侮辱圣人，古代抄家灭族都是有可能的，但王益柔最后只是贬谪了事甚至没被罢官。
如此自由的气氛下文人墨客对朝政发牢骚实属正常，1079年3月苏轼调任湖州。
按惯例他作《湖州谢上表》上疏皇帝，其实也就是例行公事，写上几句皇恩浩荡诚惶诚恐之类的话。
出问题的是文章的最后几句：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在当时大环境下，“生事”、“新进”两个词是具有特殊含义的。
王安石主持变法时曾和司马光进行激烈辩论，司马光攻击新法都是瞎折腾，即所谓的“生事”。
宰相发话了，旧党上下纷纷引用。很长时间内“生事”专门代指乱政害民。
相比之下“新进”这个词还是苏轼发明的，他在上疏中提到王安石提拔了很多品德败坏却支持变法的新进官员。
苏轼虽没有位极人臣但架不住名声大，明星效应下“新进”很快变成了攻击他人道德的专用词汇。
根据《乌台诗案实录》记载，这份上表送到御史台后很快被人小题大做。
具体操作的是几个后世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发难，据此上奏皇帝。
当然仅仅凭着几句话给大臣定罪在宋朝是不可能的。
于是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又找了当时公开刊印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接下来几乎一抓一个准。
苏轼反对变法的态度是公开的，诗词歌赋中多有作品表达此类意向。
关键此时王安石已经在旧党的压力下罢官还乡，宋神宗正在亲自推动变法。
这个时间节点上你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反对皇帝也就算了你还作词赋诗嬉笑怒骂，简直大逆不道！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正是抓住此要害在宋神宗面前给苏轼定性为：
“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
换言之，我们不是因为你提反对意见才针对你，你的问题是欺君！
宋神宗深感问题严重，马上下旨召苏轼进京说明情况。
任何事和皇帝沾上边都会很麻烦，这也是后来营救苏轼如此艰难的重要原因。
罪名就这么罗织出来了，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新党对旧党发起的反击。
这里还有个问题，苏轼名气不小官位却不算太高，拿他开刀这步棋影响恶劣好像又没什么大用。
为什么这么做？要想理解其中的逻辑，我们必须先对神宗年间新、旧党争的态势进行简单回顾。
首先，宋神宗是始终坚定支持变法的。
这种支持是摆在明面上的，朝堂上的争论拉偏架不说，还顶着巨大压力先后罢退司马光、吕公著等重量级官员。
其次，守旧派的势力远远超过变法派。
即便有着皇帝的支持，新党仍然不能完全掌控朝局，王安石先后两次罢相就是最好的例证。
所以朝堂上的格局可以简单理解为宋神宗联合新党对抗旧党，双方势均力敌。
二、共识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这对新党来说无疑是沉重打击。
旧党也没取得胜利，皇帝亲自上阵主持变法，暂时维系了朝堂原有的格局。
激烈党争下新党无时无刻都在寻找机会发起反击。
苏轼官虽不大却以文采和诸多旧党大臣交往甚密，这是个很好的突破点。
从乌台诗案后来的发展你很容易发现端倪。
苏轼进了大牢后马上就全招了，因为很多词句确实没法抵赖，然后案件自然而然就牵扯到了很多人。
到了当年9月，与苏轼牵扯不清的大臣名单已经到了39人。
比较有名的例如司马光、苏辙、曾巩、黄庭坚、王诜等等，如果全部处理甚至可能动摇宋朝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关键在于策划乌台诗案的到底是何正臣、舒亶等几个小人物，还是他们背后的皇帝？
乌台诗案
从现存史料推测，宋神宗初期应该是不知情的，而且他也没理由砸自己的天下。
据《乌台诗案实录》记载，苏轼招供后神宗甚至怀疑御史台是否屈打成招。
御史台显然想故意激怒皇帝，回答道：
“苏轼名高当时，不敢用刑。”
欺君这么严重的罪名不用刑你就招了，是不是背后还有隐情想避重就轻？
宋神宗勃然大怒要求严查，但之后又没有直接过问导致短时间内牵扯进大批重臣。
从案件的演变来看如果真是皇帝主谋，很容易就能将打击人选控制在合理范围。
因此我认为不管从哪个角度，乌台诗案都可以定义为由御史台几个小人物策划，试图利用神宗对旧党进行的大清算。
如果守旧派领袖人物全被干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人人自危下营救苏轼是不惜代价的！
先不说各地官员联名上书，甚至连早已退休的前朝大臣，如范镇、张方平等都纷纷出动。
到了10月，苏轼任职过的杭州、密州、徐州民众也被发动起来为其焚香祈福。
旧党的激烈反应并不奇怪，诡异的是新党诸多大人物也开始为他四处活动。
这也是我判断宋神宗并非案件主谋的重要原因，御史台想清算旧党，却打破了朝堂中不可言喻的共识！
历朝历代都有党争，不管是唐朝还是明朝可谓你死我活，与之相比宋朝真称得上君子之争了。
双方不管意见分歧多大，失败方的下场无非贬谪，罢官都已经算很严重了。
难道说宋朝的读书人就特别高尚吗？显然不是。《宋论》曾提到赵匡胤祖训：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这套规则最重要的作用是托底，避免零和博弈。也就是说不管朝堂斗争多激烈你也无法置人于死地。
既然不能斩草除根，那下起手来当然要再三考虑，你怎么保证对方不会东山再起？
做事留一线，以后好相见。《龙川别志》中提到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宋仁宗时期有个叫晁仲约的地方官为了不让盗贼入境，居然拿酒菜去犒劳他们。
事情传到朝廷大臣富弼坚决主张将其处死，范仲淹急了，劝道：
“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道理是相同的，旧党遍布天下你今天大开杀戒，以后他们得势怎么办？
御史台几个小人物想在朝堂上掀桌子，新党第一个不同意。
这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推吗？保不住苏轼众怒之下谁能独善其身？早晚都要完。
《乌台诗案实录》记载王安石的儿女亲家宰相吴充首先出面劝谏：
“陛下以尧舜为法，不能容纳一苏轼何也？”
卧病在床的太皇太后曹氏也站了出来道：
“昔仁宗策贤归，喜甚，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甚至连赋闲在家的王安石也亲自下场为苏轼奔走，上疏曰：
“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看出其中的深意了吗？没有人和皇帝纠结苏轼到底有没有欺君，他们都只强调一件事，本朝不杀士大夫。
当时为苏轼奔走的还有后来的新党铁血宰相章惇，他也因此受益，多年后卷入皇位争夺失败也不过罢官了事。
三、诗家之幸
天下群情汹汹，御史台还不放弃。《石林诗话》记载他们摘抄诗句：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
并据此向皇帝报告说苏轼想谋反，理由是文章中提到了蛰龙，显然有不臣之心。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宋神宗已经彻底反应了过来，他冷冷道：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这是乌台诗案的转折点，很快苏轼被放了出来，贬官至黄州结案。
宋朝党争，贬官是可以接受的，事情闹得这么严重大臣当然也要给皇帝台阶下。
于是苏轼去了黄州当官，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诗家的大幸。
黄州条件粗陋，逆境中他寄意于佛道，更多的开始接触民间百态，青山秀水。
东坡居士由此而始，《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也因此诞生。
或者苏轼本来就不属于官场，黄州词《定风波》也许更能表达这种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资料：
《宋论》
《龙川别志》
《石林诗话》
《湖州谢上表》
《乌台诗案实录》
《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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