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海:日本人真那么爱吃鲸鱼?

2014-04-10

禁止日本捕鲸就是破坏民主与自由?

3月31日,海牙国际法庭(ICJ)对澳大利亚政府和反捕鲸组织诉日本在南极海域捕鲸一案做出终审判决。来自斯洛伐克的庭长彼得·托姆卡(Peter Tomka)宣布,日本常年来在南极海域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捕鲸”缺乏正当理由,判决在重新修订出令人信服的“科学捕鲸计划”前,暂停日本在南极海域的捕鲸活动。

当澳大利亚和环保团体为这一场在“反捕鲸斗争”中所取得的突出成果感到振奋的时候,日本政界和舆论界的反应则满是“意外”和“挫折感”。4月2日,代表日本在海牙出庭的内阁审议官鹤冈公二一回到日本,便立刻被安倍晋三召到了首相官邸,受到了严厉斥责。安倍在批完鹤冈之后表示,他对于“此次的判决结果感到非常遗憾和深深地失望”。

作业中的“科学捕鲸船”日新丸

其实也难怪安倍会如此恼怒,早在去年6、7月间在海牙国际法庭举行口头答辩时,外务省国际法局的代表曾信誓旦旦表示,日本的捕鲸活动完全符合《国际禁止捕鲸条约》(ICRW)第八条中有关“科学调查捕鲸”的明文规定,“怎么看在法律上也不存在问题”。而在此次国际法庭开庭之前,外务省曾自信满满地向安倍保证日本这次派出的应诉团队中,既有来自英国和法国的知名国际法学家,又有特地从与日本同属捕鲸国家的挪威聘请的鲸类专家担任顾问,可谓是“史上最强的阵容”(外务省某官员语)。根据《朝日新闻》的报道,安倍政府内的某个匿名消息提供者在诉讼前曾满怀自信地表示,这次花费几千万聘请了世界顶尖的大律师,失败是不可想象的。

可是,日本在付出了莫大的代价和努力之后,依然无比憋屈地败了,可见当初外务省的乐观预期是完完全全想错了。对此,外务省国际法局局长石井正文在国会接受议员问责时,只能无奈表示“我真的是搞不懂”。当然,无论日本方面有多少不情愿和不理解,一贯在国际社会中充当“守纪律好学生”的日本只有接受判决。4月2日,日本水产厅厅长本川一善在自民党捕鲸议员联盟上明确表示,从今年起,日本将暂停从1987年以来持续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科研捕鲸”活动。

自然,在一些日本民族主义者和国粹主义者看来,这一次的判决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日本文化传统的又一次无情敲打。曾多次参与国际禁止捕鲸大会的前水产厅官员小松正之认为,欧美国家禁止日本捕鲸已无异于破坏日本和世界的民主与自由。一些固执于捕鲸权力的日本人居然能把反捕鲸的负面影响夸大到这种地步,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当人们惊诧于这种奇异思维的同时,也不禁会想,捕鲸在日本文化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日本人对鲸鱼肉的嗜好当真有宣称的那么根深蒂固吗?

人类与鲸的渊源

自从鲸的祖先陆生鲸在4600万年前进入海洋栖息以后,经过几千万年漫长的进化,这种与犀牛同源、原本在陆地上不很起眼的哺乳动物发展成为了体型最大的海洋生物。硕大的体型使得鲸类在海洋世界中几乎没有天敌,它们不仅平均寿命在60岁以上,而且几乎终生不会患病。这个物种原本可以无忧无虑稳坐海洋生物世界的霸主地位,可数千年来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使得它们的处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迄今为止人类最早的捕鲸活动遗迹,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挪威北部海岸被发现的,时间约为公元前5000年左右。那个时候,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集群开始迁入冰川消融之后的北欧大陆。在到处海湾遍布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们发现小型的齿鲸和海豚会定期游入浅水海湾觅食,于是,这些饥肠辘辘、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断迁徙的先民们开始用石制或骨制的矛枪捕猎这些小型鲸类。这些捕鲸的场景,被北欧的先民们以岩画的形式保存了下来,使得今天的人们仍然能够从中一窥当年的捕猎景象。

无独有偶,绳纹时代的日本先民同样为了寻找食物而开始了捕鲸活动。正如考古发掘所揭示的那样,在距今4000年至1500年之间,在今天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地区、日本的北海道以及日本海沿岸地区的众多人类聚落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鲸骨以及用鲸骨制作的工具。较之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里的捕鲸技术在1000多年中有了相当大的进步。以在韩国庆尚南道蔚山市盘龟台遗址发现的描绘捕鲸内容的岩画来看,早在3000年前,这里的先民们已经开始捕猎像长须鲸、克鲸和抹香鲸这样的大型鲸类了。在长崎县一岐岛上发掘的鬼屋窪古坟墓室石壁画中,清楚地描绘了1600年前的古人驾着9艘8桨的独木舟在海中追逐巨鲸的场面。当时的人们用来捕杀鲸鱼的唯一工具是用鲸骨制作而成的锋利骨铦,而用来分割鲸肉的骨刀和骨匙也都是用鲸骨制成的。

18世纪的欧洲捕鲸船

“鲸组”与日本的捕鲸传统

在今天看来,古人以如此原始的工具捕获巨鲸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这种活动毕竟是人类历史早期,在缺乏食物的压力逼迫下产生的。只要农业得到发展,定居生活得以延续,捕鲸活动很快便会淡出人类的生活。

公元7世纪之后,日本正式建成了统一的封建国家,除了生活在北海道上的阿依努人之外,捕鲸活动从日本列岛的大部分地区消失了。此后,在日本的史籍当中,虽然时不时也能看到采集鲸脂,甚至向天皇进贡鲸肉的记载,但一般来说,这些鲸肉多半来自在海边搁浅的鲸(日语中称作“寄鲸”),而不是捕猎成果。尽管鲸脂是很高档的油料,鲸肉也算得上是一种名贵珍馐。不过,由于当时的日本经济水平很低,能消费得起鲸脂和鲸肉的也就限于皇室、贵族和上级武士而已。没有强有力的消费需求,成规模的捕鲸自然就发展不起来了。

 

 

随着17世纪江户时代的开启,发展迅速的城市和激增的城市人口催生了对鲸脂和鲸肉的巨大需求。于是,在日本各地纷纷出现了以捕鲸为业的专业集团——“鲸组”。在长期的捕鲸活动中,各地的鲸组发展出一套颇具日本特色的“围网式捕鲸法”。鲸组原本是从属于各地领主麾下的水军(也称“船手”),他们平时以渔业和水运业为生,战时则被领主征召充作水军。所以,他们的捕鲸活动就犹如水战一样,是以军事组织方式进行的。根据成书于江户中期的捕鲸志书《西海鲸鲵志》记载,捕鲸时,在鲸组首领(日语称为“旦那”)的统一指挥下,根据负责瞭望鲸汛的瞭望哨“山见番”传来的情报,先以拖曳着巨大围网的“网船”队将鲸围在当中,然后再派出专门负责捕猎的“突组”用锋利的铁铦杀死猎物。

到18世纪中叶,鲸组发展到了最高峰,平均拥有各类船只二三十艘,使用的围网最大的能有27米之长,人员最多的可以达到八九百人。当时日本全国有名号的鲸组不下几十个,其中和歌山藩熊野下地浦的鲸组作为“围网式捕鲸法”发源地尤为出名。而这个鲸组的后人就是那部美国纪录片《海豚湾》中的下地湾渔民们。

必须要指出的是,鲸组的经营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它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直接受到各自所在的藩国的掌控。基本上,各藩以免除劳役和年贡作为交换,让鲸组无偿地替藩国捕鲸,而所获的收入几乎尽数收入了藩库之中。此时,鲸在江户城中是一种受到官民上下广泛欢迎的高档消费品,而关东海域每年五百头的捕获量远远满足不了江户几十万人口的需求。因此连远在九州的平户藩这样的小藩都不遗余力地扶持捕鲸事业,而这也成为藩库增加收入的绝佳手段。在18世纪末,仅仅平户一藩的年捕鲸量就达到了230头。

由于燃烧时不会产生烟灰,鲸油在江户时代是一种十分高级的照明燃料。至于鲸肉料理,则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中,发展出一套包括刺身、火锅和米饭料理在内的完整菜式。在江户时代,人们主要食用鲸鱼最美味的四个部分,从外到里依次是“黑皮”、“赤身”、“乌贼肠”和“芜骨”。所谓“黑皮”指的是鲸背脊上的深色表皮,“赤身”指鲸肉,“乌贼肠”指鲸的脾脏,“芜骨”指鲸头骨的骨髓。当时的食用方法一般是做成刺身、油炸或者熬汤。在江户城,每年的12月13日也被称为是“食鲸的日子”,这一天城中的富贵人家会在打扫完自家宅邸之后食用鲸肉熬制的味噌汤以资庆贺。鲸在江户时代是不折不扣的高档食品,所以对于普通庶民而言,鲸肉是一种类似于熊胆、人参和鹿茸一类的高档滋补品。

这样的“食鲸”风俗在19世纪初的文化和文政年间达到了巅峰。在江户时代,捕猎、加工和销售鲸脂、鲸肉自然有一整套的经营和物流网络。鲸组捕获的鲸被运上岸后,会有专门的“鲸纳屋”(鲸的批发商)来完成肢解和榨油工作。鲸身上可食用的部分和作为原料的部分则被分别转售给饭店和其他商家。在18、19世纪的江户城内,专营鲸料理、鲸脂以及鲸骨制品的店铺不下百间。总而言之,那时日本人对鲸可以说是做到了“物尽其用”,分毫都不舍得浪费。而靠鲸发财的这些个商家店铺也就荣膺了“益富家”(意即越来越富)的美誉。

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第二大捕鲸船——图南丸

叩开日本国门的西方捕鲸船队

19世纪日本的传统“鲸组”捕鲸业达到了它的最高峰,其一年的捕获量不到2000头,仅仅日本沿海所捕获的鲸类已经足够满足日本人的需要了。不仅如此,这一点捕获量也足够保证鲸类资源的可持续性。

然而,进入19世纪后,来自欧美各国的现代化捕鲸船打破了日本人独享这份大海馈赠的美梦。欧洲的捕鲸业兴起于15世纪左右的比斯开湾,当时随着欧洲大陆从黑死病的打击中逐渐恢复,日益增多的城市人口对鲸脂的需求激发了西班牙西北部巴斯克渔夫们的捕鲸热情。他们在茫茫大海中追寻着鲸群的踪迹,从比斯开湾出发一直向北大西洋腹地进发。在巴斯克捕鲸船的带动下,英国、法国、荷兰的渔民也纷纷加入了远洋捕鲸的行列。在17、18世纪,这些国家的捕鲸船几乎遍布了整个北大西洋,更向北越过施比茨·卑尔根群岛深入到了北冰洋。与日本的小型捕鲸船迥异,西欧各国的捕鲸船更像是一座集捕捞与加工为一体的海上加工厂。由于欧洲人对鲸肉缺乏兴趣,这些捕鲸船只将鲸脂榨油带回即可,而鲸肉和内脏、骨骼等则被丢回了大海。

另一方面,与日本“鲸组”低下的封建附庸地位不同,欧洲的捕鲸业由商业资本来组织经营,早在16世纪晚期,就出现了像英国莫斯科公司这样的专营捕鲸企业了。于是,在商业资本追逐利润动力的驱使下,西欧各国捕鲸船的捕鲸数量和活动范围都以日本无法企及的速度扩张着。到了18世纪,各国捕鲸船队的航线及其后勤基地(通称“捕鲸站”)交织而成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南北大西洋的大多数海域。

然而,大西洋的鲸类资源也以惊人的速度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消耗了大半。随着18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新兴工业国对制造肥皂和润滑油的优质原料——鲸脂的渴求日甚一日。为了寻找新的鲸群,西欧国家以及美国的捕鲸船队驶入了更为广阔的太平洋水域,甚至在日本沿海出没。

如果说在19世纪叩开中国国门的是贩运鸦片的飞剪船的话,那么叩开日本国门的便是这一支支捕鲸船队了。从19世纪初开始,欧洲各国和美国的捕鲸船便不时出没在日本近海,并时不时地登陆寻找淡水和食物。这些外国捕鲸船不仅给日本的国防造成了压力,还抢夺了日本近海的鲸类资源。其中,尤以美国的捕鲸船队对日本捕鲸业的刺激最大。1858年,美国根据与日本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安政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取得了在日本设立捕鲸站的权力。于是,到19世纪下半叶,长期活动在日本近海的美国捕鲸船达到了500多艘。这些平均排水量达到400多吨的“海上工厂”不费吹灰之力就压垮了日本的传统捕鲸业。并且,随着1870年代以后蒸汽动力捕鲸船和挪威“斯文式”捕鲸炮的投入使用,使得美国人的捕鲸能力又前进了一大步。美国人的滥捕,使得日本近海的鲸类资源迅速枯竭,这迫使日本的捕鲸船不得不驶入风高浪急的远海去寻找机会。在1860-1870年代,日本各地鲸组船毁人亡的事故接连不断。在1877年发生的著名“大露脊鲸漂流”事件中,有110名鲸组成员遇难。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打击下,日本延续了270多年的传统沿海捕鲸走到了历史尽头,鲸食的红火劲也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捕鲸事业的终结。190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的《渔业法》,决定引进外国先进的捕鲸设备,成立现代化的捕鲸企业,从而拉开了现代日本捕鲸活动的帷幕。此时,世界大多数海域的鲸类资源已经被捕获殆尽,于是日本的捕鲸船队跟随着美英以及德国人的航线,进入到世界最后一个保存完好的鲸类栖息地——南极海域。从1909年开始,日本的捕鲸船队开始涉足南极海域,到1936年为止,这里的捕鲸量已经占到了日本捕鲸量的96%。此时,日本已经有能力打造像第二图南丸这样排水量19000吨、配备整套冷藏加工设备的现代化捕鲸作业船了。

不过,这一时期日本捕鲸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提取鲸油作为工业原料,并且它还向美国出口鲸油以换取日本紧缺的石油产品。而先前随着近海捕鲸的衰退而一起式微的鲸料理,并未由于现代捕鲸业的兴盛而有所复苏。事实上,经过明治维新的西化浪潮,明治、大正和昭和时代的日本人更加崇尚西式肉食,即使没有捕鲸业的衰退,恐怕鲸肉也不见得一定能继续受欢迎。而日本人再次开始吃鲸肉,则是由于战败的影响。

江户时代围鲸捕鱼

日本全民吃鲸肉只吃了20年

战后的日本农业凋敝,1000多万被驱逐回国的海外侨民的到来更加重了日本的粮食压力。为了找到一个有效并且廉价的动物蛋白质的提供途径,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在1947年宣布允许日本恢复远洋捕鱼活动。但是,为了避免与周边国家,尤其是美国自身发生渔业纠纷,占领军司令部(GHQ)特意划定了日本渔船可以到达的渔场范围,这就是著名的“麦克阿瑟线”。而相较于普通的远洋捕鱼,捕鲸在当时受到的限制要小很多,因此日本的捕鲸船再一次远涉南极海域,开始了久违的南极捕鲸活动。这一次,日本人捕鲸的目的又回到了获取鲸肉上面。鲸类资源丰富的南极海域为几千万饥肠辘辘的日本人提供了价廉物美的优质动物蛋白。与江户时代富裕阶层才能品尝的情形不同,鲸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食品。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鲸鱼大和煮”(红烧鲸肉)和“鲸鱼汤”成为了今天最负盛名的鲸肉菜式。在最高峰的1962年,日本的鲸肉消费量达到了26万吨之巨。从某种意义上说,鲸鱼真的是帮助日本人从百废待兴坚持到经济高度发展时期的大功臣。

但实事求是的说,鲸肉终归只是日本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用来顶替肉类的代用品。等到了60年代末,日本经济实现腾飞之后,荷包鼓起的日本人也就不再青睐这种食物了。岂止是鲸肉,从那个时代开始,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便从“鱼主肉从”变成了“肉主鱼从”。于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人的水产品消费量便呈现出了衰退趋势。到2013年为止,日本的远洋渔业捕捞量已经不足70年代最高峰时三分之一(2013年总捕获量约为550万吨)。另一方面,世界渔业资源的整体衰减,也促使世界各国加强了对各自经济专属水域以外的渔业资源争夺。从上世界80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欧盟的主导下,设立了一系列区域性渔业资源保护组织(RMFO),其中包括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存委员会(CCAMLR)。这些国家组织不仅对捕捞数量,而且对捕捞方式进行不间断的监督和制约。所以,近年来日本渔业发展的重点也从远洋捕捞转移到了在本国经济专属水域内渔场发展水产养殖业。例如在九州西部渔场发展起来的黑金枪鱼的养殖产业,这几年已经颇具规模了。

以笔者在日本几次品尝鲸肉的体验,虽然看上去貌似牛肉,可是一嘴咬下去便感觉又硬又柴,略微还有点嚼肥皂的感觉。因此,其实从70年代开始,绝大多数日本人就很少问津鲸肉。相应的,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也使日本远洋捕鲸的衰退要早于一般的远洋捕捞。从这点来看,即便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没有在1987年做出全面禁止捕鲸的决定,日本的鲸肉消费也绝无可能恢复到五六十年代的高峰了。

日本名菜红烧鲸鱼

但是,代表着捕鲸渔民群体利益的有关“渔协”的自保意识一直十分强大。不同于一般的渔业公司,在日本,“渔协”是在地方上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会团体。1987年以来,坚持所谓的科学调查捕鲸,实质上也就是与捕鲸相关的那些渔协进行院外活动的成果,目的就是为了保住那最后几千名捕鲸渔民的饭碗。至于由捕鲸业者及其支持者们所高喊的“吃鲸肉是日本固有文化传统”的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事实上全民范围内的食用鲸肉也就是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而捕鲸业乃至于渔业自身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而变得无足轻重。更重要的是,目前捕鲸从业者的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平均年龄30岁以下的青年渔民只有不足三成,捕鲸队伍的主力军是40-60岁之间的中老年人。远洋捕鲸的艰苦和危险性,使得日本的年轻人本能地对其敬而远之。

尽管如此,日本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一股相当有力的支持捕鲸的力量。在支持者中,固然有一部分是在为少数还在从事捕鲸行业的渔民代言,但更多的则是基于民族自尊心,对美欧国家对日本实施所谓的“文化霸权”的反动。这种观点的基本思维是,战后以来,欧美国家总是给日本施加各种条条框框来加以约束,而这些约束无一例外地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一旦日本要为了本国利益有所行动时,便会被以各种口实予以敲打,“Japan Beating”这个词汇,反映出日本人这种无尽的尴尬和失落。这不,美国和澳洲的媒体已经在鞭策日本,如果不履行国家法庭的裁决的话,以后也甭指望盟国会在其与邻国的争端中为它说话了。是坚持自身的“文化传统”,还是顾全与西方友邦和谐的大局?讲到这,捕鲸的争端已经不在于捕鲸本身,而是日本如何面对自己一贯追随、附和西方给自己所造成的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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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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