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画出了北京的底色
况晗47岁，江西人，1989年大学毕业，“稀里糊涂”地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现任北京某出版社美术编辑。1990年夏天开始用铅笔画记录北京胡同，至今已有18年。著有铅笔画册《消失的胡同》，很多人都以为这出自一个老北京之手。他描绘了一个灰白黑三色的北京，他觉得这三色是这个城市的底调。
到北京19年了，况晗认为自己还是北京客，但，是常客。况晗的普通话说得还是很别扭，一张嘴就知道是个南方人，平舌卷舌不分。但是他说他了解北京，他不了解北京的高楼，但是了解北京的胡同，朋友们说他画的胡同就和北京胡同一个德性，不管春夏秋冬，整体色调就是灰色为主，气质也很平实。
一家人度过北京最后的最好的胡同时光
南京师大毕业时，本来要回江西工作的况晗不知道怎么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因此，北京是他的工作地点，而不像现在的年轻人觉得这是自己要闯的世界。因为户口和档案等原因，况晗夫妇当时没有分房资格，先是借住在和平里的单元楼里，后来又被安排到北新胡同，况晗还记得那是一间南北向9.13平方米的小屋，只能放一个炉子，一张床。“我毕业后从没想过会来北京，更没想到会住进胡同。”况晗说。
从筒子楼到胡同，况晗“开始还觉得有点失落，而且有点担心会受到胡同里北京老住户的排挤”，但是他发现胡同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几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有北京人，更多的是像况晗一样刚来北京的小夫妻。
邻居家午饭吃什么菜，谁家的儿子捣蛋谁家的闺女招人爱，都一清二楚，冬天到了，况晗经常被胡同里的大爷大妈问起会不会引炭生炉子；储存大白菜、买蜂窝煤都是四合院的集体活动。那时整个院子只有一户人家有电话，整个院子所有的电话都打到他家，那家北京老太太一天天不厌其烦地打开喉咙，传递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方言。
况晗的儿子就生长于这个院子，长到两岁，还没有开口说话，有一天终于来了剽悍复杂的一句：“啤酒汽水二锅头！”因为长期在胡同生活，最先进入儿子脑海的回声就是经常回荡在胡同午后的叫卖吆喝。况晗觉得自己给了儿子一个虽然不算富裕但是很丰富的童年，因为他们一家经过了北京胡同生活最后的最好的时光。
没钱去张家界写生，没钱去九寨沟采风，美术专业出身的况晗开始很现实地计算自己的专业成本，最经济的做法就是从身边着眼。
1990年的夏天，况晗开始打量身在其中的胡同，“别人都说胡同代表着北京，但是我当时并不了解胡同也不了解北京。”水彩画的成本比较高，最经济的就是铅笔画。在况晗看来，他的画找到了一种对胡同恰当而经济的表达方式：铅笔，黑白灰三色的底调。
从北新胡同附近出发，况晗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经络”里的行走。他把去过的地方画上红线，慢慢地红线连成了片。他带着画板坐在胡同的石凳上看对面门楣和墙壁上的爬山虎在光线中变幻，经常有路人会在他后面站上一会，说：“这有什么好画的。”
况晗一般是先用相机把胡同拍下来作为绘画素材。一次为了取景方便，他坐在垃圾堆边写生，突然被一包飞来的垃圾击中……有读者看着他的画说，自己家原来的胡同就是画里的样子，门口颓败的台阶、枯萎的枣树，但改造过的胡同已成了四合院样板房了。
窘境：“胡同没了该怎么活？”
况晗一般会在每幅画的后面写明当时写生或者拍摄的时间，很多胡同在他的画里成了“遗物”，例如朝内小街一带。他的书取名《消失的胡同》，但他觉得其实很多胡同地名都还能找到。有人从“消失”一词认为况晗是胡同保护主义者，他哈哈大笑，他认为自己还是双手赞成改造和建设，因为保护和建设在他看来并不矛盾。
一位瑞典朋友曾问他，如果有一天胡同没了，你怎么活？况晗想了想说，如果胡同没了，这个国家的发展就有问题。还有一位美国朋友不无诘难，你们地下的东西在国外博物馆，地上的都被拆得不成样子，你们到底能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况晗觉得无言以对，然后低头画画。
况晗说：“铅笔的朴素质感和北京胡同的气质有某种暗合。我觉得很幸运，一个外地人不小心抓住了这个城市的底色。北京胡同的灰色是淳朴淡雅的灰色调。我现在有个梦想就是能再住四合院，但不可能了，太贵了，只能是梦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