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北京一场大暴雨，导致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翻阅古籍，发现北京历史上曾有过多次暴雨造成的水患。最大的两次是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和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特大水灾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
“雨霁三日”正阳门宣武门外仍“奔涛汹涌”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闰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昼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数计。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禁城亦坍坏四十余丈。通惠运河尽行冲决，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皇木漂流殆尽，损粮船23只，米8360石，淹死运军26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什物，民间田庐，一切流荡。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古未有之变也！
在朱国桢的《涌幢小品》卷二十七中，这段文字骇目惊心！
朱国桢生于明晚期，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国子监祭酒，天启三年（1623）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卒于崇祯五年（1632）。朱国桢的《涌幢小品》三十二卷，记录了明代典章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宗教、民族、古迹等广泛的内容。之所以称“涌幢”者，是因为他写这部书的处所，多在家中的一座木亭之下，这亭子形如石“幢”，卸装自如，在院内每一迁移恍若从地下“涌”出一般。
上面这段文字记录的是405年前北京的一场水灾。它告诉我们：大雨起于公历7月下旬（“闰六月二十四等日”）、8月上旬（“七月初五、六日”）。城内一般地方积水二三尺，街衢变成河流，低洼的地方积水一丈多深。水淹溺，屋倒砸，死人不可数计。北京的内外城墙坍坏二百余丈，紫禁城宫墙坍坏四十余丈。通州的通惠河堤坝冲决，为皇家存储的巨木尽被漂走，毁船损米死人。大雨停了三日以后，正阳门、宣武门外仍是波涛滚滚，车马都不得靠前，城门还是进不了。这其中的一句“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是朱国桢做的一个历史的比较，稍查史书可知：甲寅，乃嘉靖三十三年（1554），那一年“六月，京师大水，平地丈余”，但万历年间的这场大雨则“更涨五尺”！
据统计，明代276年，其中有116个年份北京地区发生或大或小的水灾，占到42%。
光绪十六年（1890年）
大雨连降十余日宣武门城门靠大象拽开
张伯驹（1898—1982）1962年到长春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借着赏鉴书画、文物的机会，与罗继祖、恽宝惠、张江裁、于省吾、叶恭绰等36位学者作文人雅集，大家就书画、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送短文，积日成帙，集成六卷各类文章301篇。其中卷五虹南（张润普）《北京地震及大雨》一文的后半部云：
光绪十六年（1890年），北京自五月二十九日起至六月中旬，凡十余日大雨。据潘祖荫奏，京畿一带房屋庐舍漂没，全村被淹，伤毙人口甚多。周大霖奏，大清门左、右部院各衙门皆浸灌水中，堂司各官进署，沾体涂足，难以办公。永定、左安、右安各门，雨水灌注，不能启闭……宣武门扇为水所拥，不能开启，乃以绳索套于象身，使曳而开之，亦逸闻也。
这段文中的省略号处，是他引用了震钧的《天咫偶闻》几句，惜其有简略，兹为重引：
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筏往来。最奇，室无分新旧，无分坚窳，无弗上漏旁穿，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苇席油纸，为之顿绝。东南城贡院左近，人居水中。市中白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震钧（1857—1920），满族，北京人，学者，曾执教于京师大学堂，亲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又专注写作，他的《天咫偶闻》是真实可信的。张润普（1882—1967），号虹南，满族，北京人，清末任户部员外郎，民国后任财政部司长、代次长，1954年起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震钧和张润普写1890年北京大雨，应属于“亲历”、“亲见”之类。从他们的记述可以看出：这一次京城大雨延续了半个月之久。百姓墙倒屋塌，张起伞来才能睡觉，街巷间靠结筏往来，死伤人口甚多。京城中心的大清门及左右衙门尽皆灌水。外城永定、左安、右安各门深没水中不能启闭，内城宣武门扇靠绳牵大象才拽开！
据统计，清代268年，有129个年份北京地区发生了或大或小的水灾，占到48%。
《清圣祖实录》
关于水患的记载
对于北京水患，康熙皇帝一直十分重视。谈及对永定河的疏浚治理，他说：“今天下无事，惟治河最要。”他写诗道：“吾想畿内不能防，何况远河淮与黄。”意思是：我推想若是近畿的永定河都不能防患，那还谈得上远处的淮河与黄河吗？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七载：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康熙召见直隶巡抚于成龙，于汇报治理永定河计划，康熙说：“朕行经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之。百姓艰苦，朕时在念。是以命更于雨水之前，速行浚河筑堤，使田亩得耕，百姓生计得遂。”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五载：康熙五十二年（1713）六月，淫雨不止，灾象呈显。康熙对大学士们说：“昔言壬辰、癸巳年应多雨水。去岁（1712年，壬辰年）幸而未涝。观近日雨势连绵，山水骤发亦未可定。”他接着回忆道：“朕记太祖皇帝时壬辰年（即明万历二十年，1592）涝。世祖皇帝癸巳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大涝，京城内房屋倾颓。明成化时癸巳年（即成化九年，1473）涝，城内水满，民皆避居于长安门前后；水至长安门，复移居端门前。若今淫雨不止……田禾岂不有损焉？”
古籍中关于北京水患的记载，对大水灾过后的我们或许不乏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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