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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灯夜谭 | 苏东坡“生死劫”的前因后果

近千年来,苏东坡始终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诗词、书画及人生经历为大伙津津乐道。

本期,赵老师聊一聊苏东坡遭遇的一次生死劫难,细说劫难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苏东坡画像   【元】赵孟 绘

01

北宋第六个皇帝神宗继位时,帝国已走过108个年头,祖辈给他留下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政治、经济、军事诸领域积弊日显,出现严重的“三冗”(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对内,官僚体制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对外,与辽国、西夏频频爆发战争,多以失败告终,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为巩固封建皇权,摆脱政治危机,年轻的宋神宗锐意改革。王安石被钦点为改革的主帅,史称“熙宁变法”。

任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都难免冲击到固有的经济形态、社会秩序,触碰到旧势力的既得利益,自然会受到顽强抵制。很快,朝廷分裂出两大阵营——以王安石、吕惠卿、曾布等为代表的变法派(新党)和以司马光 、富弼、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保守派(旧党)。围绕祖宗之法该不该变,双方展开激烈交锋。

苏东坡不是新党,也不算坚定的旧党。对变法的各项条令,他有的不认可,有的却赞同。可当时情势下,想做个骑墙派是很难的,这也不符合苏东坡的性格,加之看不惯王安石驴子一样的倔脾气,瞧不起借变法上位的那帮“新贵”,苏东坡最终倒向了保守派。

变法之初,苏东坡的职务是殿中丞,从五品官,属于话份不高的那种。他觉得,既然朝堂上自己的话不管用,还不如远离是非,到地方上去干点实事,于是主动申请放外任。

变法派原本看苏东坡就不顺眼,乐得把他踢出局, 遂任命他为杭州通判。就这样,此后的七八年里,苏东坡从杭州到密州,从密州到徐州,一直担任地方官。公元1079年4月,他43岁,调任湖州知州。

当年7月,一场天大的祸事降临了。

苏轼《归安丘园帖》

02

苏东坡任职地方,摆脱了朝廷的政治漩涡,按说只要约束自己的言行,就不会惹祸上身。可他身处江湖,心在庙堂,总想凭一腔热忱,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尤其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伤害百姓的弊端,情不能自已,忍不住发了些牢骚。

这世上,有君子,就有小人。苏东坡发牢骚是出于公心,小人则不管,他们擅长的是阴谋算计。苏东坡不幸撞在了他们的枪口上。

苏东坡算不上保守派的中坚人物,官位也不够大,变法派里的小人为何拿他开刀呢?

这里头大概有两点原因:第一,苏东坡官位不大名气大,拿他开刀,可起到“杀鸡骇猴”的作用。第二,合该苏东坡倒霉,他遇上命中的两个克星——王珪与李定。

早在苏东坡出事前两年,王安石二度罢相,王珪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成了新党的“领头羊”。

王珪和苏东坡素来不睦。起因是什么,现在搞不大清楚,反正不是单纯的政见之争。王珪的文采相当出色,“高考”时为进士一甲第二名(榜眼,相比之下,苏东坡的“高考”成绩寒碜多了,名列乙科四甲末尾。但苏东坡后来居上,文名反超王珪。不排除王珪对苏东坡心生嫉妒,因妒而恨。

顺便提一下,王珪有两个后人为大家熟知:王珪的长女嫁李格非,生李清照。王珪的儿子王仲山生女儿王氏,嫁给了秦桧。也就是说,李清照是王珪的外孙女,王氏是王珪的嫡孙女。

《宋史》对王珪的评价很糟糕:“珪容身固位,于势何所重轻,而阴忌正人,以济其患失之谋,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

再说李定,李定和苏东坡结的仇可就大了。李定原本是王安石的门生,因鼓吹变法而得到神宗皇帝赏识,做了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有弹劾百官的权力,李定疯狂攻击保守派,成了王安石的“头号打手”。

保守派恨李定入骨,很快逮着一个反击机会。原来李定有个富于传奇色彩的老妈仇氏。仇氏一共嫁过三个男人,第一次婚姻嫁给浮梁(今江西浮梁县)林家,婚后生了个儿子,这儿子后来成了一代高僧,与苏东坡关系挺亲密。大家想必猜到是谁了——佛印大师。过了几年,仇氏出走扬州,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老公、李定的父亲李问。李问垂涎仇氏的美色,把她弄进门,做了妾室。等仇氏生下李定,李问的原配不干了,纠结家族势力,将仇氏驱逐出去。仇氏被扫地出门,没了生活来源,只得胡乱嫁给一个姓郜的百姓为妻,生了一个女儿郜六。郜六就是北宋最红的官妓——蔡奴(艺名)。蔡奴的名头有多响?这么说吧,神宗皇帝都对她垂涎三尺,风头盖过了后世的李师师。

扯得有点远,回过头来说李定。李定是由李问的原配抚养大的,可能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个做过妾室的妈。李定长大后考取进士,当了泾县主簿(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正九品),眼瞅着走上仕途,他妈仇氏却死了。

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仪制度,在任官员,若父母亲去世,必须立即辞官,回原籍守孝三年,是为“丁忧”。逃避“丁忧”属严重的道德问题,将被视为不孝之徒,在社会上难以立足。

仇氏死的时候,李定知不知情,无法考证。反正李定没有申请“丁忧”。多年后,这事儿被揭发出来,保守派欣喜若狂,立马集中火力,全面声讨李定。

在王安石包庇下,李定躲过一劫,不过也被整得灰头土脑。而当年攻击李定最力的恰是苏东坡。苏东坡至情至性,眼里自然揉不得沙子,痛骂李定“如此禽兽不如之人,古今罕闻也!”李定和苏东坡的梁子就这样结下了。

苏东坡受任湖州知州时,王珪做同平章事(宰相),李定升任御史中丞(御史台台长),一个主政,一个负责监察,大家想想,苏东坡能有好果子吃吗?

北宋财、政、军、监察四大职能部门示意图

03

依惯例,官员调任,无论升迁还是贬谪,都要向皇帝敬献一篇谢恩表。这一次,苏东坡调任湖州,谢恩表写砸了。

可能有人要惊讶,苏东坡那么大学问,谢恩表咋不会写呢?不就是例行公事的述职报告,顺带表表忠心和决心吗?

呵呵,若真这么写,苏东坡就不叫苏东坡了。

苏东坡写谢恩表是带着怨气的,辛辛苦苦在地方上干了那么久,兜兜转转还是个五品官。反观李定,一个道德败坏的七品御史,几年工夫竟擢升到御史中丞(从三品),换了谁心里也不痛快。他说:“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译成白话就是:皇上知道我比较驽钝,跟不上形势,难以和“新进人物“为伍;好在我从不惹事生非,所以适合在地方上混混。

谁是“新进人物”,谁惹事生非,可谓一目了然。

我们不妨脑补一下,神宗见了这样的谢恩表,肯定一肚子恼火;而变法派见了,更是七窍生烟。

受李定操控的御史台反应奇快,御史何正臣马上上奏,说苏轼的谢恩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紧跟着,御史舒亶从苏东坡新出版的诗集摘录出几首诗来,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再接着,李定亲自出马,历数苏轼滥得时名、讥讪权要、无礼朝廷的罪状,声称必须将其斩首。

7月,朝廷派钦差皇甫遵押解苏东坡进京,8月,囚入御史台大牢。

苏轼《潇湘竹石图》

04

苏东坡一介文人,何曾见过此等仗势,押解途中,吓得几次想自杀。可又怕落下畏罪自杀的口实,连累家人,总算忍住没死。

进了御史台大牢,李定露出狰狞面目,对苏东坡极尽侮辱之能事。苏东坡哪受得了这个,对指控的“罪状”统统供认不讳:他承认自己写的《山村五绝》诗是攻击“青苗法”“盐法”的,《八月十五日看潮》诗是嘲弄水利建设的,《戏子由》诗是挖苦皇上课试郡吏的,《和韵》诗是讽刺朝庭任用官员的……御史台“精心”搜罗的69首诗作,首首都成了他抵制新法、诋毁朝廷的罪证。

最歹毒的是王珪,为把苏东坡办成死罪,他摘出《王复秀才所居双桧》诗中“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两句,对神宗皇帝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诸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诬陷苏东坡有不臣之心。如此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连同为新党的章惇都看不下去,质问王珪为何要置苏东坡于死地。 

好在神宗还算冷静,他说:“这不过是诗人的比喻手法,他咏的是桧树,和朕有什么关系?

苏轼《江上帖》

05

苏东坡是元丰二年(1079年)7月被捕、8月入狱的,案子断断续续,一直审到次年元月。古时候,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御史台也叫“柏台”或“乌台”,“乌台”还暗含御史们是“乌鸦嘴”的意思。苏东坡这桩由诗作引发的政治迫害案遂称“乌台诗案”。

前文说了,惩治苏东坡是为了杀鸡骇猴,这不仅仅是变法派的手段,其实还贯穿着神宗皇帝的意志,毕竟,宋神宗才是变法派的最高领袖。牵连入案的诗作大多是苏东坡写给亲友或保守派同仁的,变法派借着这些诗作,梳理出一张29人的大名单,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苏辙、黄庭坚等在内,清一色的保守派, 打击面进一步扩大。如此一来,保守派噤若寒蝉,不敢对苏东坡施以援手。

就在苏东坡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之际,一场对苏东坡的营救也悄然展开。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上书神宗说:苏东坡是国家的人才,如今天下太平、天子圣明,岂能随便杀害才士?

王安石与苏东坡尽管政见不同,私交并不坏。王安石虽已罢相,仍具备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他的意见,神宗不能不重视。

翰林学士章惇是新党大佬,为营救苏东坡,不惜与王珪翻脸,当着皇帝的面斥责王珪构陷好人。章惇有能力,有手腕,王珪忌他三分,只得辩解说这是御史舒亶的主意。章惇骂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王珪同朝为相的吴充故意问宋神宗:“魏武帝(曹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神宗答:“魏武帝有什么值得评价的。吴充顺势说:“陛下推崇尧舜,鄙薄魏武,当然很好。只是魏武帝尚能容忍祢衡,陛下反而容不下一个苏轼?”

神宗无言以对,讪讪地说:我没有其他意思,召苏轼进京,只是为了询问一些情况,事情搞清楚会释放他的。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此时任开封府知府,他为人仗义,敢于进谏,听说苏东坡出事后,求见宋神宗。王安礼直言不讳地说:自古有度量的君主,不以言语给人定罪。如今一旦处罚苏轼,恐怕后人要说陛下缺乏容人之量,有损圣德。

神宗无奈,信誓旦旦地对王安礼表示:审讯苏轼,是为了给御史们一个交代,以免堵塞言路。你既然这么讲,我就宽恕他吧。

最后,“乌台诗案”惊动了太皇太后曹氏。曹太后当时病得很重,神宗想大赦天下为太皇太后祈寿,曹太后说:“不必赦免那些凶恶之徒,只要释放苏轼一个人就够了。”说完这话没几天,曹太后就逝世了。

到了这地步,宋神宗不能再无动于衷,于是降诏,革去苏东坡原兼各职,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即刻押解贬所。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落幕。

苏轼《枯木怪石图》(局部)

06

关于苏东坡如何逃过这场生死劫难,古人的笔记中有许多生动详细的描述,赵老师试举两例。

据南宋陈善的《扪虱新语》记载,苏东坡被关押后,长子苏迈每天给他送饭。父子约定,平日里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判处死刑,就改送鱼。一天,苏迈临时有事,委托一亲戚代劳送饭,却忘记告知约定的事,偏巧那天亲戚送了一盘熏鱼。苏东坡见而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悲痛之下,给弟弟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

其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两首诗写得凄凉悲惨,催人泪下,特别是那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表达与弟弟手足情深、依依不舍的诀别之情。

神宗读到这两首诗后,大为怜惜,动了恻隐之心,终于赦免了苏东坡的死罪。

北宋何薳的《春渚纪闻》里讲了另一则故事。说一天夜里,苏东坡刚刚躺下,牢门突然开了,一个年轻人走进来,把手里的包袱放在地上当枕头,倒头便睡。苏东坡不知底细,又不便打听,也兀自睡去。到了四更天,鼻息如雷的苏东坡忽被推醒,那人连声说:“恭喜学士,恭喜学士!”说罢拿起包袱匆匆走了。原来那人是神宗派来的太监,到狱中试探苏东坡的。他回宫向神宗据实禀报,神宗对左右说:苏轼能睡得如此安稳,证明他胸怀坦荡, 心底无愧。于是诏令释放苏东坡。

苏轼《黄州寒食诗帖》

07

“乌台诗案”表面看是苏东坡的个人遭遇,实质上与熙宁变法休戚相关。变法前,朝廷对大臣是相当优容的,宋太祖开国之初就制定了不以言罪人的规矩,所以当时的士大夫有着勇于言事的良好风气。及“乌台诗案”爆发,搞得人人自危,批评朝政要担杀头的风险,谁还敢再讲真话?变法之初,新旧两党的争斗还停留在辩论阶段,随着倾轧愈演愈烈,相互攻击的手段也越发卑劣。为打击保守派,变法派将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台变成排斥异己、钳制舆论的工具,长此以往,新旧两党的仇恨加深了,政治风气变坏了,宋神宗富国强兵的梦想也破灭了。

倒是苏东坡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思想上趋于成熟,人生观变得豁达,余生再多的困厄都能坦然面对,泰然处之。他离开扰攘不休的朝廷,深入到乡野民间,从此成为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了不起的诗人、画家、书法家……


本期文字、编辑 / 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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