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请自律！

为什么体内那个弱小的自我那么难以战胜。我们可以做什么？

作者 Heike Faller
译者 凉水一杯夜读书

开始我觉得无动于衷：尽管本来打算动手写本书，事实上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无所事事，连手指头也不愿意动一下。我惬意得很，也知道自己已经习惯了周围环境，习惯了这间办公室以及里面的一切琐事。这正是采取行动的大好时机。
我用来强迫自己工作的措施如下：找到我曾经全神贯注地工作过几天的新闻办公室，暂投篱下，以找回当初熟悉的生态环境；关注股票市场指数；参与在线游戏Hattrick并组建一支虚拟球队。我曾经咨询过电脑商，有没有可能在我的电脑上安装某种时间控制系统，好帮我控制上网时间。他们说可以，前提是找到一个人掌握这一控制系统的密码，还要保证他誓死也不会向我泄漏一个字。
我上网下载了一个叫“人生调和”的软件。只要每天输入自己在各个“项目”上所花费的时间，月底就会生成一个蛋糕形状的分布图，给我下一个老生常谈的结论：我正在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也跟其他的自由新闻工作者、兼职主妇以及医学院学生探讨：既然我们没能好好利用业余时间，为什么又不能好好地享受这份清闲呢？为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明明想做，却不去做呢？结论是，只有两成的人能真正做到自律，拥有一个利落而成功的人生。剩下的八成都有同样自律障碍：因为没有抽出时间，很多小事都该做却没有做。

有这些关于如何有效掌控业余时间的讨论进行得如火如荼。但在我隐秘的脑袋里，一切不过只是借口。怎样的方法都是无稽之谈。
我觉得吧，自己好像跟Jan Philipp Reemtsma一样遭人绑架。绑架手段温柔些，关押地点是一间只有纸笔的房间。汽车旅馆。不过我记得，Reemtsma写书的时候时间可是相当充裕，甚至还非常有钱。或者我更像某一类杀人犯, 那种人生原本乱成一团，被捕入狱之后，却能在五年内修完法律和神学双学位（同时还能完成形体塑造）。事后总结的时候，他们总说是上帝给了自己新生。功臣其实不过是四面高墙以及一扇紧锁的大门。
设想，我死后躺在棺木之中，将会多么哀伤：为所有没写出来的书，所有没刻录的CD：所有没汇出的捐款，所有没时间关心的人，还有1998年之后再也没能恢复过的比基尼身材。为整个我本来应该拥有，却因为太懒而从未实现过的人生。
几周之后，我终于承认，要我在特定的时间执行自己先前计划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大脑神经的指令根本无法抵达躯体，似乎它们之间的联系被截断了一样。但如果指令来自外部，我却能立即整装出发。搞得好象我自己的意愿根本不值一提。很多人都很忌讳这种混合，出于担心，担心用被外部指令为导向的常规工作交换“自由”职业会一无所获。究其原因，法国社会学家Alain Ehrenberg在其著作《精疲力竭的自我》的言论很有启发。他在书中将压力阐述为自由的反面，时代的弊病。在这样的大环境里，个体受制于社会、性别、人种的程度空前减弱，什么都可以做，但也因此要对一切负责，哪怕这一切不是他的错。
这就是我们失败之后会陷入恐慌的原因：类似一个以google代替学习的大学生那种恐慌，类似神经衰弱患者的病态症相的那种恐慌。Ehrenberg的论点：19世纪的压抑社会氛围，强迫和驱使并存的公共社会氛围导致广泛神经衰弱的产生。自由的社会氛围则滋生压力。这本书在法国一度跃居畅销书榜首。我也曾将它当作沐浴精油广为散发：一样有助于缓解压力。
就我本人而言，一度我曾经认为自己的不作为跟我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但我也知道，我们不光生活在一个压力的时代，也生活在出版物大量出产的时代。无数的图书试图讨论练习约束自我的可能性。怎么个练习法呢？
Peter Gollwitzer，纽约大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激励心理学学者，来自康斯坦茨。通过一项以自身为对象的研究，他通过94项调查总结了计划执行成果（或失败）的组成要素。他发现了很多重要的因素：动机的强烈程度；自信心的高低；明白怎样的方法真正可以用来实现目标；认识到改变行为方式的必要性，并且能够有效对抗消极冲动情绪和负面习惯，坚持实施所期望的行动；不要过分要求自己（许多人在同一时间有太多并行的计划）。
Gollwitzer还认为，放弃，也是实现目标的正确途径之一：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所采取的行为并无成效，要有回头的勇气。一旦所有的前提条件都得到满足，核心因素就只剩下一个：朝着目标坚定不移地前进。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这么难呢？问题似乎出在大脑神经内部结构，因为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活动的是大脑额前叶皮层，这一部分与指挥我们采取行动的大脑神经部位关联不够紧密。行动的指挥流程如下：大脑内部的深层神经自发送出行为调节信号，经由侧脑室的杏仁体——情绪枢纽，发布至各信号分流系统。来自Osnabrück大学的人类行为心理学教授Julius Kuhl则将这种不紧密关联的现象称作“意图形成与行为控制之间的对抗”。在事态复杂时，这种对抗能够防止我们操之过急，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
要想真正在意图和行为控制之间铺设起一架桥梁，Julius Kuhl认为，需要一种有利的情绪来作支撑。自责感便是无可比拟的好材料。一个处在恐惧或者悲伤情绪之中的人，必然感觉在由意图通向感觉和行动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从而认识到意愿并不足以成为行动的决定因素，人的才能以及对自身情绪的控制能力才是——在Kuhl眼里，人不可能采取违背自己情绪的行为。

有种情况，大概每一个做过学生的人都不会陌生。你忸忸怩怩地把自己的家庭作业拿给同学看，要是对方的评价不够积极，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感就会萦绕在你的周围，你也就会失去继续下去的热情。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发生，如果你的读者才看了个开头就说“真棒”。
 “你说真的?”
“当然了！我干吗跟你撒谎？”

设想一下，这个学生得意洋洋地坐在电脑前面在键盘上敲敲打打。接下来他会做的所有事情，说到底就是抗拒所有悖向的冲动，进入Gollwitzer用“金钟罩”命名的一种状态。说到这儿，我们得提到Walter Mischel，自我控制学研究界的一位传奇人物。在他的“棉花糖研究”中，Mischel观察到，在面对外界干扰被劝说放弃的时候，有耐心做长时间等待的孩子具备更好的自我掌控能力。 而坚持最久的孩子，则是经引导将棉花糖形象化的那一群——比如，在头脑中用画框将棉花糖当图画框起来，或者想象它是一朵小云彩。
原因：这种具象的思维方式能在大脑神经的原始层面激起“热循环”，随即调动身体采取相应行动。与此相对应的是，抽象的思维方式往往只能在大脑皮层额前页部位引起“凉性的”，审慎的反应，指挥我们与不讨喜的行动保持距离。

这日常生活之中又意味着什么呢？来看看Walter Mischel的切身体会。很多年前他就把烟戒了。当时他在医院碰见一位癌症患者，那人的皮肤上画满了表示癌细胞转移状况的十字记号。从此以后，烟瘾只要一上来，等不到大脑里的“热循环”开始，他的眼前就会立刻出现医院里的那幅画面。（他至今仍然不吸烟。）
 “将困难的事情简单化，是诀窍所在。”Mischel说。他如今已是78岁高龄，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作为人类，我们倾向从主观角度将事态的意义加以改变，从而为我们手头正在做的事情创造有利环境。”
基于这样的认识，Mischel将自己的专业理论作了大幅度的改进：跟面对美味诱饵的老鼠不同，人明显具有辨别力。人类行为学的范式转换被命名为“认知转换”，如今的人类似乎也得到了更多的自由，至少比过去多一些。“迪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我想说：我是一个人，因为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但这一点，Mischel特别指出，其实特别困难。

上班的路上，想到待会儿要花三个小时查看股市行情就觉得郁闷，于是我试了试那个方法。起到了一点作用，后来我忽然想起Gollwitzer, 想起来，改变需要勇气。

如今我已是股评撰稿人。我能够真切地感觉到，热循环正在我的大脑内发威，每天早上六点半就把我拉起来推到电脑前辛勤写作。那个，其实我在说笑哈。当然不赖到中午我是不可能起床干活的，但我几乎每天都干。不过这跟我坚强的意志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爱这份工作胜过一切。即便有人试图用午间小食引诱我，我也只会坚决地摇头拒绝，继续埋头敲打电脑键盘，仿佛我是Keith Jarrett，正在科隆音乐会的舞台上纵情表演。周围嫉妒的目光才是我最好的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