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和韩愈同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
唐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德宗崩，皇太子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二月，封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任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和翰林学士；韦执宜任尚书中丞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风症，不能亲理朝政，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并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
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利益，王叔文的独断专行和打击异己，又在大臣中间树立了敌人，后来，王叔文又与藩镇交恶。由于王叔文的权力来自于皇帝，而皇帝又中风失音，只能通过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来传达意见，所以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永贞元年（805年）四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七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八月六日，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巴南区）司户，王伾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象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象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象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象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象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象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剖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牲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盂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现在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柳宗元从天地、国家之初的演变，到政治体制的形成，并历数分封体制下的种种弊病，然后与郡邑制进行比对，认为要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一个适合于人才生长和脱颖而出的环境，即形成一个“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的流动机制，从而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
对于历史上的几种分封制观点，柳宗元逐一进行了批判与剖析，认为夏商周汉并非因“封建而延”，秦亦并非“郡邑而促”。一是夏商周汉将天下分与部分开疆拓土的功臣与王亲国戚，主要是当时形势之所趋，而并不是圣人之意；二是分封制下诸侯们并非个个就是贤德之人，如东周与汉初的天下纷争，无一不是分封的侯国所引起。
分封制的弊端有三，一是削弱了中央集权，使朝廷的良好政令无法在诸侯国中施行；二是诸侯们“继世而理”与“世食禄邑”，朝廷对其“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可奈何；三是国家机器已被诸侯们瓜分，圣贤之人就是“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而代之而起的郡县制恰恰克服了这些问题，它可以使“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时时保证有才能有智慧的人脱颖而出，进入到国家机器之中，使得天下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使得国家社稷得以昌盛繁荣。柳宗元的郡邑之赞，可谓是一言中的。放眼当今世界，虽有个别国家仍旧沿世袭之旧习，却已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大凡讲求民主的国家无一不是在走郡县体制之道。
关于是分封诸侯，还是实行郡邑，自汉以来，议论者不乏其人，尤其是有唐一代，论争更为激烈。《唐宗室传赞》曰：“唐兴，疏属毕王。至太宗时，与名臣萧瑀等喟然讲封建事，欲与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药皆谓不然。颜师古独议建诸侯当少其力，与州县杂治。由是罢不复议。至名儒刘秩，目武氏之祸，则谓郡县不可以久安，大抵与曹、陆相上下。而杜佑 、柳宗元深探其本，据古验今，而反复焉。”
关于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认为“公天下之端自秦始”，而程敦夫则认为：“封建，古之良法，错出于传记，宁知非圣人之意哉？……盖成王不以代之嗣为可废，周公不以害己之亲为可绝，圣人意以公天下也。柳子不知焉！……彼其浅中狭虑，期有以度越前人，设为夸言，不自知觉。殊不知公而不私者，乃所以为圣人意也。”何为“公天下？”程氏认为：封建，“圣人意以公天下也”，这种观点魏之曹元首、晋之陆机等早就提及，并遭唐代魏征、杜佑批驳。杜佑明确指出：“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于此，程氏与子厚，孰“不自知觉”耳，读者自然明了。
黄唐认为：“以封建非圣人意欤？则《易》于'比’言亲诸侯，于'豫’言利诸侯……列爵分土见于《书》，诸侯之地序于《礼》，不能锡命诸侯刺于《诗》，安得圣人之意不在是乎？以郡县不可革而行之理且安欤？则二汉《酷吏传》、唐《酷吏传》，读之令人拂膺，安谓不可革而治安实赖乎？大抵有圣君有善治，则诸侯得人，守令亦得人。非圣君无善治，则诸侯不为用，守令亦不为用。人无贤不肖，顾所驾御者如何耳。为治者，奚必执子厚之说泥一偏之见哉！”黄氏认为，封建还是郡县，均无不可，关键在于圣君，在于驾御者如何。言之似乎在理，但纵观古今，在分封世袭制下，究竟产生过几位圣贤天子与明智诸侯？在此我认为圣君不可得的世道里，一个好的制度或体制显然更为实惠与实在。“篙生麻中，不扶自持；白砂在捏，与之俱黑。”在好的体制下，不肖者虽不能成为圣贤，但至少不能成为残害百姓的暴君。因此，柳宗元的立论不仅有其前瞻性与科学性，而且还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千古玄奥。
《东坡志林》曰：“昔之论封建者，曹元首、陆机、刘颂，及唐太宗魏徵、李百药、颜师古，其后刘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范太史《唐鉴》，亦以公之论为然。以谓后世如有王者，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何必封建哉？又武威孔氏曰：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论，当为万世法也。”
章士钊于《柳文指要》中说：“子厚之论封建，不仅为从来无人写过之大文章，而且说明子厚政治理论系统，及其施行方法之全部面貌……封建虽经秦皇大举破坏，而其残余形象及其思想，乃如野火后之春草，到处丛生。是必须有秦皇第二出现，制与情全出于公，而以人民之利安为真实对象，从思想上为封建余毒之根本肃清，此吾读封建论之大概领略也。”章士钊先生的评语虽留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但其对子厚文章的推崇却尽见真情。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周一良的《读柳宗元〈封建论〉》、左成文的《关于柳宗元的〈封建论〉》、黄素芬的《柳宗元的〈封建论〉及译文》等文章相继在《北京大学学报》、《辽宁大学学报》、《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发出，形成过一次《封建论》讨论的高潮。其后，虽未再进行过集中讨论，但反思、述评之文，时常见诸报端。
如钱伯城在《读〈封建论〉》一文中认为：“柳宗元写这篇文章，将封建制与郡邑制（即郡县制）相比，论证封建制是过时的制度；同时，以此表达他的政治观与历史观。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唐初以来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利弊得失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平息。唐太宗以后几代皇帝，不再提这个问题。偶尔还有主张恢复封建制的论调出现（如学者刘秩见武氏之祸，而说郡县不可以久安），也微不足道。韩愈常有与柳宗元论题相同而论点各异的文章，但没有写过关于封建制问题的文章。爱作'韩柳优劣论’的人便说：'韩退之文章过子厚，而议论不及；子厚作（封建论），退之所无。’（柳集补注引宋孔平仲说）其实，这正反映了当时这个问题已不存在多大的争论，有识之士（包括在位的皇帝和当政的宰相）已认识到郡县制已不可能再向封建制逆转。韩柳所处时代，藩镇割据，节度使父子相承，朝廷鞭长莫及，形成了小封建的局面。韩愈同柳宗元一样，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拥护者，当然也是不会赞成恢复封建制的。《封建论》首先提出，封建制的建立，不是出于圣人的本意，而是迫于'势’，即形势。这形势是政治形势。柳宗元所说的圣火，不是儒家所尊崇的孔子那样的圣火，那时儒家还没有出现。”（《读书》杂志1997年第5期）
万昌华在《郡县制度评价理论述评》一文中认为：“郡县制实行以来，历经褒贬。在第一期论争中，以唐代为高潮。柳宗元等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与之相反，朱敬则、孙樵等人则认为郡县制度祸害社会，流弊颇深。明末至清中叶是论争的第二期。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从天下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了地方官专任等限制皇权的社会权力结构新模式。然而，他们仍未脱离秦代以来或言封建、或言郡县的窠臼。戊戌变法以来，论争进入了第三期，时人引入了宪政、联邦制等新型社会权力架构思想，对郡县制进行了更高层次的阐释，章太炎、梁启超、毛泽东等人提出了改造中国旧有社会行政结构的一些新思想，但因社会环境、思维角度的不断转换，他们的一些重要见解并非一成不变。透视历代有关郡县制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总结经验，深入思考转型时期的制度创新问题。”（《文史哲》2002年第3期）
廖剑鸣在《郡县制与〈封建论〉》一文中认为：“分封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也是历史的必然。郡县制深藏玄机,但必须有《封建论》提出的政治措施、军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配套、按照《封建论》深化对郡县制生存、发展规律的认识去办事,郡县制才能发挥巨大的优越性,起到促统一、反分裂,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的伟大作用。”（《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封建”与“郡县”之优劣利弊，自秦以降就多有讨论。至唐代，柳宗元著《封建论》，影响巨大。苏轼曾评论道：“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矣。”然而，有清一代，柳宗元的《封建论》却招致诸多批评，其间实有加以探究之必要。
一、“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
袁枚是柳氏《封建论》的批评者之一。袁枚并非认为封建可行于当世，他和柳宗元的分歧在于：柳宗元认为封建不仅势不可行，道也不宜行。袁枚则认为，封建是“道可行而势不可行”，故批评说：“柳子之论封建，辨矣，惜其未知道也。”那么，袁枚说的“道”究竟是什么？他说：“先王有公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治。后世有私天下之心而封建……故封建行而天下乱。无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法，是谓徒政。”可见，“公天下之心”就是袁枚意识中的封建之“道”。他认为，封建虽然不可行于今日，但封建之“道”，亦即先王的“公天下之心”，仍然是可行于今日的。
有清一代，像袁枚这样从“公私之辨”的立场来批评柳氏《封建论》者颇有其人。在儒家话语中，公代表公平、正义与多数人的利益，私则代表非正义与少数人（或统治者个人）的利益。柳宗元说：汤、武之不革封建，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换言之，柳宗元认为，虽然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主观意图是为私，但郡县制作为一种制度，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王夫之也赞成这个观点。他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有学者评论说，夫之此论，颇类似黑格尔“最大的罪孽反而最有益于人类”的警句。批评柳氏《封建论》的清代人多以君主的动机与行为是否合乎儒家仁义、爱民的根本原则作为公、私的标准。如颜元就是从这一角度来批评柳宗元的。他主张“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谴责“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乐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县易制也，而甘于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祸，乱亡而不悔，可谓愚矣”。他说，“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万方以自私，敢于变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遗生民气运世世无穷之大祸，祖龙之罪上通于天矣！”在颜元看来，郡县制是君主自私天下的器具，实行的结果则是生民社稷受祸，因此，“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为'公天下自秦始’之论，是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可胜叹哉！”李福孙在驳柳宗元“秦之失在政不在制”之说时指出：“秦始以宇内自私，废封建，置郡县，使不得世其土地爵禄，而为一己之私，有守宰之任，骤更数易，繁冗难行，至于二世遂以灭亡。不特失在于政，亦其制之未善也”。“而柳子反以为公”，乃“一偏之见”。从君主“自私”的动机来否定郡县制的合法性，实际上亦是用儒家的内圣道德准则，来凸现对专制君主的批判。
二、“柳子之论……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
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力陈封建之害：周代实行封建制，诸侯强盛，尾大不掉，“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从而埋下“周之败端”。“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导致数年之间，叛乱四起，且“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他在论郡县制之合理时说，秦朝实行郡县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尽管“秦郡邑而促”，但咎在人怨，失在于政，不在于制。汉代诸侯国叛乱时，“有叛国而无叛郡”，后来由于实行了郡县制，地方得到有效治理，“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唐代时，“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也是“有叛将而无叛州”，因此，“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清人却认为，封建并非有害无利。李富孙指出，秦以封建为郡县，是“矫一时之弊而适贻后世之害”。他认为周代实行分封，“诸侯可骄不可叛，故周室得以久安”。“新莽篡乱”之后，刘秀以长沙定王之后“崛起南阳，削平天下，卒成中兴之业，分封之效亦可见矣”。即便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不旋踵而败者有三镇以平之”，而唐中叶以降不并于吐蕃、灭于黄巢，也全赖藩镇之力。因此，李富孙说，“柳子之论，直一偏之见，徒知前世之害，而不知前世之为利者大。既昧前世之利而不知后世之为害更深。”陆世仪和袁枚对封建、郡县的利弊则有着更为深刻的分析。陆世仪说，封建得失之辨，柳子厚之言，虽有可采，但立意偏颇。他认为：“古之为治者，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自秦以吏为师，始有所为吏治，汉复以萧何继之，于是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不行封建，吏治不可得而去也。不去吏治，三代不可得而复也。”这是一段颇为重要的议论。所谓“治心、治身、治家、治国、治天下，一而已矣”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而“以吏为师”则是法家的核心政治路线。所谓“吏治二字，至今习以为固然，莫能破其局者，皆自变封建为郡县始”，正说明“百代皆行秦政制”的政治事实。而他所呼吁的去吏治、行封建，复三代，亦正是要用儒家政治颠覆“习以为固然”的法家政治。值得指出的是，陆世仪所主张的“封建”，并非原始形态的封建，而是要取封建之利，去封建之害。如，他主张“郡邑之爵禄权位，当悉如古封建”，“但当易传子为传贤”。而“贤者居位”，亦儒家核心政治理想之一。袁枚则指出：封建制下，“亲亲也，尊贤也，兴绝国也，举废祀也，欲百姓之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也”。郡县制下：“宠爱子也，牢笼功臣也，求防卫也，其视百姓之休戚，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也”。两者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正是儒法两家政治理念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袁枚强调，实行封建制，如果天子不仁，“千八百国中，苟有一贤君，则民望未绝。”汤武之前例可见。这实质上带有以政治多元来对抗君权至上的意味。刘绍玢也客观地说，“封建郡县，均有善不善焉。”封建制下，“其国则势分，势分则力小，力小则易制，且私其土，子其民。夫孰不尽心者，非甚不肖，断不敢自暴其所有”。其不善在于封国势力发展后，不贡不朝，争为雄长；郡县制之善，在于无封建制下的尾大不掉之弊，其不善则在于由于实行流官制，“数岁而一迁，或半岁而一易，所到之处，卒难洞悉风土人情于旦夕。”等到熟悉了情况，意欲有为，而“差替之命已至”，“以故视其地若邮舍，驭其民若路人，民亦见是官之不常，止求貌承，承于一时，谁肯服化于永久。一旦王室衰微，土崩瓦解，无团结之心。”因此，他主张：“仍郡县之制，师封建之意，亦曰久于其任而已。”“苟得其人，则必任以数十年之久。”这一主张与顾炎武等相呼应，寄寓了分权于地方的政治意图。
三、“柳子不知今，并不知古”
柳宗元的《封建论》，往往引史为证，阐发郡县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清人批评《封建论》则谓柳宗元“不知今，并不知古”。柳宗元说，封建者继世而理，圣人生于其间，无以自立于天下。袁枚则举孔孟之际遇驳斥说：孔、孟之不能自立，是因为他们的主张不能被接受而不是封建为梗。相反正由于封建之制，孔、孟才能够游说列国，“而诸侯敬，弟子从，则声名愈大，千万年后犹知遵奉为师”。如果孔、孟生于郡县之世，科举不第，“则局促一邦，姓氏湮沉，亦'遁世无閟’已耳，安见其有以自立于天下耶？”而且，孔、孟之删“六经”，垂俎豆，传食诸侯，“虽无以自立，而有以自显者，封建力也。”这种从政治格局多元导致文化空间拓展来论证封建制之利，是袁枚之新见。又如，柳宗元说：“封建，势也，非圣人之意。”袁枚则说：“封建，非势也，圣人意也。”他列举上古以来的种种创制，以为“皆一圣人开天独倡，非仗从诸侯助也，亦非听诸侯百姓之自为谋也”。“故井田、学校、军政、宗法，其事皆因封建而起，谓封建非圣人意，势也；然则井田、学校、军政、宗法，亦非圣人意，势乎？”李富孙说：“柳子曰：'封建非圣人意。’然圣人治天下之大法，惟有封建、井田。武王未下车而封异姓，周公吊二叔而建亲戚”，他们对封建之所以极为关怀，“盖以此为安天下之本，而圣人深意之所在也。”他们如此强调“封建，非势，圣人之意”，其意图在于将“封建”神圣化，并以此来凸现郡县制违背圣人之意的历史本质。
后人无意去分辨袁枚、陆世仪等批评《封建论》的议论有哪些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更关注的是，袁枚等人批评柳宗元、批评郡县制的表象下掩盖的现实关怀。颇有意味的是，雍正皇帝是郡县制的坚决维护者，他曾在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的谕旨中，全面论证了郡县制之合理性，谓“唐柳宗元谓公天下自秦始，宋苏轼谓封建者争之端，皆确有所见而云然”。他还斥责陆生楠曰：“其论封建之利，言词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可见清人关于封建的议论，绝非发思古之幽情，或单纯的复古、泥古，而是带有深刻的社会政治意蕴的。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毛泽东（1973年8月）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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