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它居然是唐朝的GDP大户和一线城市 | 文末图书活动

山西是个好地方。

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再度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的高度关注。如今,经济的比拼就是城市的比拼,各地放宽政策使尽浑身解数吸引人才;世界五百强、上市公司、企业总部也成为各大城市竞相追逐的对象;金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的集中度则似乎预示着一座城市的未来。

在城市竞争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一骑绝尘,杭州、成都、重庆等一批“当红炸子鸡”紧追不舍,一些“过气网红”也重整旗鼓,准备再战。在这场竞争中,还有一些城市却略显落寞,每年网上评选的十大失落、N大退步中总是榜上有名,不免令人唏嘘。

岁月的风吹过大地斑驳了过往的繁华,历史大潮浩荡之间留下了兴衰的喟叹。谁能想到,如今在大城市中不怎么有存在感的它,却有着一个美丽的过往。

梦回大唐,我们今天就来寻找当年被称为“河东”的壮丽三晋和锦绣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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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再唯GDP,但是不可否认,它仍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重要指标。虽然如今的数据不太显眼,但是在唐朝,要论GDP,山西就没怕过谁。

农业条件得天独厚。唐朝大部分时期内的气候相较于现在温暖湿润,处于气候温暖期,山西相比现在,气候条件更加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虽然多山,但是处于期间的盆地利于农业种植,汾河谷地和黄河沿岸的平坦地区更是农业的中心区。黄河、汾河等河流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山西在唐朝时期的水利建设更是走在了前列。北部地区和山区林草丰茂,是传统的畜牧业区域,畜牧业发达。

唐朝时期,山西可以种植绝大部分的粮食作物,甚至晋中和晋北都有水稻种植的痕迹。经济作物的类别和产量也很惊人,大量向周围地区输出。

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粮食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河东道的正仓、义仓储量都名列全国各道之前茅,正仓第一,义仓第三,常平仓第三,这是河东道全境粮食种植全面发展的具体见证。“由于粮食产量丰富,当时山西不时有大批余粮外运,以接济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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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盐铁论》道出了封建帝国对盐铁资源的依赖,汉武帝实行盐铁专卖更是牢牢把握住了帝国经济的血脉。

河东地域铁盐资源丰沛,提炼技艺高超,是大唐经济赖以依靠的支柱。据《山西经济开发史》转引的研究资料介绍,唐时山西冶炼点占全国冶炼点总数的32%,居于全国第二。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在蒲州津蒲关架设的浮桥,“铸八牛,牛有一人策之,牛下有山,皆铁也,夹岸以维浮梁。”开元大铁牛用铁量占当时全国年铁产量的五分之四,堪称“世界奇迹”!

河东解州、安邑的盐池是唐朝重要的产盐地,每年的产盐量达到上万斛,除了供给京师长安外,还行销河南、河北等地。“河东两池上交的盐利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等于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中央集权制。”

当时山西的采铜业十分发达,有占全国铸炉数40%的绛州和蔚州(当时属河东道),绛州铸造的铜钱占全国的绝大多数。彩陶业同样集中,是唐三彩的重要产出地。纺织业中以潞州最为有名,其产品列为贡品。酿酒业中汾酒、竹叶青早已是全国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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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地区物资丰饶,商户云集,市场广布,城市发达。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唐朝山西商人的杰出代表,被誉为晋商的鼻祖。

贸易的频繁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也成了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北都晋阳是仅次于长安、洛阳的第三大重要城市,蒲州、潞州、泽州、河中府等都是当时的通都大邑。由于地处北部边陲,除了王朝内部贸易外,山西也成为了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贸易地。

虽然多山,但是山西境内的交通没有想象中那么不便。以太原为中心与陕西、河北、河南以及塞北的大道都通畅无阻。

交通的便利方便了人们的游学、外出,扩大了山西与外界的交流,也方便了外地人到是山西定居。不同文化的交流汇合也使得当地地域风貌异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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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人导演了李唐王朝这出人间历史剧,成为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

李渊从太原起义反隋,太原是李氏家族的大本营和起步地,也是反隋战争中的后方供给基地和兵员来源地。“正是凭借太原这一军事雄镇的强大军事力量和可以‘食支十年’的丰沛粮饷,李唐王朝才得以建立”。

在随后的统一战争中,李世民击败刘武周,收复河东失地,更是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关中也不保。”

安史之乱中,山西成为抵抗河北反叛的重要战场。中兴名将郭子仪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山西的重要性“河东、蒲州,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

唐末,山西的沙陀族首领李克用是王朝的股肱重臣,虽未能阻止唐王朝覆灭,但其子李存勖打败朱温建立后唐,可谓延续了大唐的余威。

大唐的帝王们与山西的渊源也极为深厚。李渊作为隋朝时期的太原留守,在太原为官数年,是本地的父母官;李世民是在太原成长起来的,深受山西文化的影响;武则天祖籍山西文水,骨子里有着山西人特有的性格特点。

除此之外,唐王室还多派皇室诸侯王任山西地方长官,据郁贤皓统计,诸侯王做太原府长官的共有13位,其中相王李旦(睿宗)两次就任太原——上元三年(676)为并州大都督和长安二年至神龙元年(702—705)为并州牧。晋王李治(高宗)贞观七年至十七年(633—643)遥领并州都督、许王李孝永徽三年至显庆元年(652—656)遥领并州都督,还有温王李重茂、棣王李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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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作为李唐王朝龙兴之地,龙脉之所在,再加上其是抵抗塞北少数民族的北方门户,唐倚之为北方重镇。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刚刚登基,就把太原定为北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又改太原为北京,成为当时仅次于长安和洛阳的全国第三大重要城市,其形制规模达于鼎盛。

《永乐大典》引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河东节度使李璋《晋阳记》曰:“都城,周四十二里,东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门二十四。” 难怪大诗人李白游览太原后发出“天王三京,北都居一。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剧镇,非贤莫居”的概括。

此外,太原周围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历史遗迹、恢宏的时代建筑都使之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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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中央政府和突厥的边疆战争此起彼伏,最终东突厥降服,归化中原。山西既是边境战争的主要战场,也是防御少数民族的北方门户,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山西战略位置重要,终唐一朝都有大量军队驻扎。开元年间丽正殿学士韩覃说:“夫河东,国之投股肱也,劲锐强兵,尽出于是。”  

早在太祖时期,并州就成为了全国四大都督府之一。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山西府兵数占到全国府兵数的四分之一,全国共有折冲府657府,河东道就占了164府,仅次于京城所在的关内道,山西起着拱卫京畿和防御蛮族的双重作用。唐玄宗天宝年间,山西的兵力在全国节度使中排第五位。

民族大融合和历次边境战争塑造了山西人刚毅勇武,坚强不屈的性格特点,突出表现就是山西盛产边塞诗人,其所创作的诗歌大多慷慨悲壮,雄奇绮丽,通常把山川、雄关等作为寄托,来抒发自己豪情或哀痛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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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经济、政治,再说说当时山西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以来,盛行九品中正制,豪强门阀、世家大族垄断了教育资源,控制了官吏升迁,而山西正是世家大族云集之地。山西的世家大族分布在蒲州和太原两大区域。

蒲州世家大族中以河东三姓——河东柳氏、汾阴薛氏、闻喜稷山裴氏为代表。河东柳氏最为有名的要数柳宗元了,此外,柳芳、柳登、柳冕父子、柳冲、柳中庸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汾阴薛氏中薛元敬、薛德音、薛收被叫做“河东三凤”。裴氏为河东三大姓之首,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譬如:裴寂、裴行俭、裴度等,“中华宰相村”蜚声海外。除了三大姓外,还有龙门稷山王氏、河中吕氏、蒲州猗氏等大族。

太原的世家大族中首推王氏,自古就有“天下王氏出太原”的说法。王维、王昌龄、王翰、王泠然、王珪等都是出自太原王氏,而人才济济的绛州龙门王氏则是太原王氏的分支,王通、王绩、王勃皆出自龙门王氏。祁县温氏也是久负盛名的世家大族,有初唐重臣温彦博、温大雅,还有晚唐词人温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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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山西占尽天时、地利、人和,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交往重地于一身,达到历史的巅峰。时光飞逝,岁月流转,曾是历史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渐渐归于平淡。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全国地上文物最多的省份,用自己的煤照亮了全中国。在如今的经济格局中,山西不再那么显眼,但依然举足轻重。随着经济的企稳回升,伴着摆脱“一煤独大”转型升级发展的推进,希望这片古老的河东大地,再次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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