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有:“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徐度《却扫篇》记有:“刘季高侍郎,宣和间尝饭于相国寺,因谈歌词,力诋柳耆卿,旁若无人,有老宦者闻之,默默而起,徐取纸笔,跪于季高之前请曰:子以柳词为不佳,盍自为一篇示我”上至高级官员,下到平民百姓,歌儿舞女,无不喜爱柳词,就是当时
西夏异国也“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足见柳词在当时流传之广。
柳永继承了民间流行的俗曲慢词,突破了晚唐五代及北宋初年文人雅士只填小令不写慢词的风气,这是在形式上对词的一大开拓。因此,在中国词的发展史上,柳永成为文人之中大量填写慢词自谱新腔的第一人。柳永词声律特别谐美,同时又由于他经常使用民调,所以特别注意章法结构、层次安排及领字使用等等。这些形式上的特色,对北宋后期长调的写作,特别是对周邦彦《清真词》中的铺叙及音律影响很大。
柳永的时代由于城市经济高涨和市民阶层的兴起,以市民为主体的勾栏瓦肆文艺逐渐繁荣兴旺、生机勃发。经济文化的空前发达为当时许多文学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艺术参照。柳永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写了当时许多大都市的繁华景象,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描绘了生活在繁荣都市的市民的生活与心态,从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与推崇,形成了自己全新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观念。
对于繁荣的都市生活的描绘,是前人笔锋未到之处。柳永开拓这个新题材,可以说,这一类词是当时社会各个阶层都欢迎的。同时又由于柳永一生仕途不顺,谒一方面磨砺锋刃,以求再试,一方面开始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在所难免的干谒与漫游;柳永到底漫游与干谒过多少地方* 迄今也无法确证。不过从有关记载和其作品提供的线索来看,他到过睦州、泗州、华阴、开封、长安、建宁、会稽、杭州、扬州、苏州、金陵、鄂州等几乎当时的大半个中国。这些大都市的繁华景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期间,柳永写了大量的描绘繁华都市的词。
柳永正是用词的形式首开新路,将大都市的繁华景象一一展现出来,并且以高妙的艺术手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以说,这是他这类词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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