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向心力的产生，除去政治原因外，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以往各国在都护的领导下，生活安定、生产发展、贸易繁荣。汉朝对西域非但免收苛捐杂税，反而每年要贴补许多费用，这当然使西域获得直接的利益。西域还从事中西居间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获利更大。然而，匈奴贵族的统治就残酷得多。他们在西域掠夺人口、财产，“敛税重刻”，使“诸国不堪命”，怎能不促使西域人民思慕汉家，向往统一呢？经济上的内在原因，无疑会大大地促使政治上的向心力更加强烈。
在匈奴统治之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域人民，把汉朝的使者当作摆脱苦难的救星，班超等人的到来当然也就深受欢迎。正是由于西域人民痛恨匈奴贵族的残暴，思慕汉朝的威德，他们才能在西域站稳脚跟，逐步扩大影响，在人民的支持下，联合各国，最终将匈奴势力驱逐出西域。这与其说是班超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西域人民的胜利。范文澜先生在分析班超在西域成功的原因时做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如果单看作他们个人有智有勇，凭几十人几百人压服诸国，那就变成神话，不是历史事实了”。的确，如若不是这样，即使班超他们才智出众，武艺超群，也难以获胜。假设西域各国与之为敌，他们恐怕早已身首异处，更不要说建功西域了。那么东汉之际的西域历史也得改写。
为何班超再次西行时，不要加派兵员，胸有成竹地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难道他真的凭借三十六人就足以完成逐匈奴、通西域的大业吗？非也。后来，颇晓“胡夷情数”的班超在上明帝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以夷狄制夷狄，计之善者也”。准确地说，以西域诸国的力量来驱逐匈奴，安定西域，是再好不过的计策了。西域人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有他们的支持，就一定能成功。班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力量，顺应了历史潮流，方才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在肯定、突出西域各族人民的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班超作为西域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自然，没有班超，也会出现另一个班超式的人物来代替他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可是换了别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可能会具有另一种面貌，也可能不会那么有声有色。事实上，班超的个人才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他非常钦佩，李约瑟称他是“著名的将军”，斯坦因称他是“军人而兼大政治家”，苏联的《世界通史》上说他“不仅以卓越的战略家著称，而且以天才外交家闻名”，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快男儿”，“世界之大英雄”。这些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呢？
前面已经简述了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他终生东奔西忙，“莫享余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西域，献给了西域人民。纵观他的一生，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无疑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一、 班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
首先，班超出身于书香门弟，世宦人家，父、兄、妹均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按当朝之风，理应奔营仕途，求取功名，或承继父兄之业，皓首穷经，专攻学问，做个学者。可他却不为士大夫的愚见所束缚，抄书之际，便立下雄心壮志，力图建大功以报国，不甘将年华消磨在笔墨之间，在匈奴时常犯边的情况下，大发感慨，誓欲立功西域，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这表明：他能冲破世俗之见，认清社会形势，辨明时代潮流，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其次，班超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每到一处都留心观察当地各种微小的事物，利用认真的观察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鄯善，根据广开初礼敬甚备，后来忽然变得冷漠怠慢这一转变，觉察出匈奴使者已经到来，而广正犹豫未决；在于阗，他根据广德礼意甚疏，又让其巫师索取坐骑一事，了解到后面有“监护其国”的匈奴使者从中做祟；在疏勒，他根据兜题“本非疏勒种”，认定“国人必不听命”。他在西域仅仅几年功夫，就已颇晓“胡夷情数”，知道诸国“依汉与依天等”。进而得出结论：西域可用，匈奴可逐。于是他信心十足地上书章帝，陈平定西域之良策。后来，果然依靠西域人民的力量，趁窦宪大败匈奴的良机，一举把匈奴彻底驱逐出西域，从而牢固地树立起东汉王朝在西域全境的统治。再次，班超能够团结部属，顾全大局。班超与手下三十六人的鄯善之举，事先未通知上司郭恂，第二天郭恂知后“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看出他生怕班超等人抢了头功，于己不利，便说道：“掾虽不行，班超何以独擅之乎？”几句话将郭恂的疑虑一扫而光，从而维护了内部的团结一致，保证了这次出使的成功。公元八三年，章帝派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还。李邑到于阗，恰逢龟兹攻疏勒，他“恐惧不敢前”，还上书说西域之功不可成，并诬告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听后恐见疑于当世，“遂去其妻”。然而章帝非但未听信李邑的诬告，反倒更加信任班超，令李邑受班超节制。可这时班超并没有恃诏报复，反而让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返洛阳，从此可以看出，班超不计私利，顾全大局，是一个宽宏大量，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因为班超能够团结部属，所以手下三十六人竭尽忠诚，甘愿“死生从司马”；郭恂、李邑之辈也对他感恩戴德；增援的一千八百人更是言听计从，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最后，班超善于安抚人民。广大的西域各族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班超与他们的关系又怎样呢？关于这一点，笔者无需多言，只要回顾一下班超离开疏勒和于阗时当地群众盛情挽留的情形，便一目了然。他甚至在攻下焉耆之后，还亲自留驻半年，招抚安慰百姓。再说，他在西域动辄“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而诸国莫不宾从。足见他是非常善于安抚人民、依靠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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