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之落后于时代需要，原因或不止一端，但要因之一即在于唐朝前期的军事活动区域广阔，从东北(甚至到今朝鲜半岛)一直到西北(甚至到今中亚腹地)的辽阔地域几乎每年都有战争发生，府兵承担着十分繁重的作战任务。由于作战区域广大，府兵将士动辄要从西向东或从东到西，长途跋涉数千里。综合考察唐前期的多次重大军事活动，不难发现成千上万的士兵因为战争而经常奔波在距离数千公里的东北、西北两地，领兵将军在东方战场指挥作战时，还不得不同时考虑西边某地的军事安全。如此左支右绌，不免顾此失彼，从而陷入被动，进而直接影响到战争的效率。
很显然，继续沿用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府兵制，不仅对全体从征将士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更将严重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从而无法保障大唐帝国的国防安全!因此，一种新的军事制度的出现，也就成为统治者所必然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唐帝国军事制度所发生的新变革，唐长孺先生曾明确指出：“盖唐代自贞观以来即有东西二战线，在攻势战略下，使同时企图消灭两面之强敌，国力之不能负担，自不待论，然则非舍西而图东，即舍东而图西，如是则苟非两边皆有足资御敌之军队，自不免顾此失彼，左右支绌，因此在东线采取攻势时，西线必须维持其安全，以免牵动，易地亦然。军区之成立亦所以适应此种局势，则不独在守势战略时有建立军区之必要，即采取攻势战略时亦必有一方面预为布置也。”
唐先生所说“军区之成立”，即为解决府兵制不堪使用而出现的一种新军事制度。这种新军事制度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军队作战区域不固定，士兵们经常要在广袤万里的疆域中东西奔波，从而影响军队作战效率的问题。新军事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一是依据实际需要，把全国用兵之地分为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相应的驻军负责；二是改变府兵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的统兵方式，从而实现重要军事区域驻军的长期化和常态化。这两个目标结合，就直接促成唐长孺先生所说的“军区之成立”，或《新志》所谓“府兵法坏而方镇盛”之局面的出现。
所谓“方镇盛”即指新的兵制--节度使制的确立，节度使制(或军区制)能够有效地解决府兵制下士兵作战区域不固定，以及由长途调防所导致的非战斗性消耗，乃是一种是适应新形势下唐代军事活动需要的新军事制度。作为一种新军事制度，节度使制在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的基础上，直接提高了军队的作战效率，因为无论是军事行动上的分区防卫，还是军队驻防上的常态化和长期化，都能够有效避免军队劳师以远等无谓的消耗，同时也直接强化了边境关隘等重要防区的军事安全。
先来看分区防卫。
实际上，分区防卫并非完全是新军事制度的产物，而是对唐初边防守军梯级防卫制度的改进和拓展。《新唐书》卷50《兵志》曰：
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此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
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日大总管，已而更日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日大总管，在其本道日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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