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深远的岩仓使团 从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的一年9个月期间，来自明治政府的数十名官员乘坐轮船和火车，考察了15个欧美国家，为明治改革勾画蓝本。岩仓使团以右大臣外务卿岩仓具视(右3)为全权大使，以大久保利通（大藏卿,右1）、伊藤博文（工部大辅,右2）、山口尚方（外务少辅,右4）、木户孝允（参议,右5）为副使，共48人，另有五十多名留学生随行。本期封面图为使节团离开日本时的绘景
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譞（中）、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右）、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时，在天津合影
1895年3月，甲午战败的清廷派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谈判前，二人有一段令人回味的对话。
伊藤对李鸿章揶揄道：“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指1884年伊藤因日本想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鸿章断然拒绝一事），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
李鸿章叹气道：“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
作为清廷的首辅大臣，李鸿章很明显有为自己推脱责任之意，但他确实也道出了部分实情。
19世纪中叶，中日两个东方古国在面临西方列强严峻挑战的情况下，几乎前后脚出台了各自的应对举措——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各自的努力最终在甲午一战中分出高下，日本在强国富民的道路上国势日隆（同时不可控地迈向军国主义），大清王朝则江河日下，终至在内忧外患下气尽而亡。晚清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不仅是一朝一族的失败，中华民族之后百年坎坷蹭蹬，至今现代化使命未达。其所丧失的历史机遇，足以令有识之士扼腕叹息。百多年来，中日现代化的比较研究，一直是学界的重要课题。
改革的核心因素在人，人是改革的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近年来，一些学者主要从最高政治权力决策者、中央和地方官员、民间现代化推进者3个层面，对精英人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作了比较研究。首先，在最高政治权力决策者层面，19 世纪下半叶，中国实际的最高政治决策者是慈禧太后，她虽然“具有统御和笼络群臣的绝大天才，但却没有推动中国走近代化的任何意识”。而日本早期现代化的“真正的领导中心实际是环绕明治天皇掌权的一批原在京都的公卿和武士，这个领导中心的中坚分子却具有领导日本迈向维新的强烈意愿，再加上得到明治天皇在关键问题上的坚定支持，其推动维新的措施，更为有力”。
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官员层面，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多是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官员型”政治精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导致日本落后的那个旧体制持一种明智的批判态度，并利用自己手中的地位和权力，全力推动这种变革。而中国的洋务派却固守着旧体制，这就直接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缺少“官员型”推进者，活跃在历史前台的都是些“知识型”现代化推进者。“官员型”和“知识型”现代化推进者的显著区别在于，“日本维新派精明强干，长于韬略，是一批出色的政治家、技术家和军事家。新政府成立，施政方针只有再三斟酌后改定的五条誓约，并无倾盆大雨，但却切切实实地初步改革了政体”。相反， “戊戌变法103天，奏论无数本，上谕无数条，不分轻重缓急，主次先后，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更糟的是，这些条令几乎没有一条能切实贯彻下去”。
再次，在民间现代化推进者层面。学术界普遍认为，19 世纪下半叶，中国现代化民间推进力量的代表是绅士阶层，而在日本则首推由武士和大商人、高利贷者转化而来的近代实业家阶层。中日两国的“士商”努力方向相同，却有着极不相同的历史命运，这主要是因为日本士商伴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顺畅地实现了自身向新型工商企业家的转变，成为在民间推动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而中国士商自身转化过程则步履蹒跚，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血缘联系，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分离过程迟迟难以完成。
除了这些宏观方面的差异外，在具体的个人素质方面，中日改革主导者亦差别颇大。梁启超曾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比较，认为在“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李鸿章要胜伊藤一筹，但在政治见识上李却难望伊藤项背。 梁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
知识结构与文化观念方面，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伊藤通汉语，识英语，当他还是一名年轻武士时，曾经屈尊降贵地在一艘开往伦敦的船上找了个下等铺位，赴西方了解语言和风俗，一探其强大奥秘。
更何况，“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百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梁启超指出在日本存在着一个推进现代化进程的“精英集团”，而在中国却只有极少数的“个体”存在。
作为现代化后发国家，能否顺畅地摄取西方文化，成为中日两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两国统治集团及社会精英的差别最终导致了对待西方态度的差别，——清朝是部分摄取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日本则是全面摄取型，“体”、“用”皆学西方，包括政治上议会制度的引进——这意味着统治者的自我革命与放权；经济上，日本不仅移植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同时也引进了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制度等近代经济制度，为日本早期工业化提供了资金和组织制度保证。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前兴办的近代工业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使得中国早期工业化缺乏相应的近代经济制度的支持，受制于传统旧制度的束缚，很难获得真正的发展。
清朝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仅有外交、军事与技术上的有限现代化努力，缺乏相应的体制与思想变革，无法振兴国家，并使之成为一个现代社会。
决定19世纪下半叶日中两国现代化改革一成一败的因素无疑是多方面的，两国在政经社会结构、国家大小、思想源流、教育水平、面临的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都有差异，但改革成败归根到底还是人的因素。
成事在人，败事亦在人。改革大势固最终由时代潮流决定，但领导层的格局、智慧与胸怀，则决定了一国一族的中短程命运。
去年是日本明治天皇去世100周年，本期探讨明治维新的封面报道，本应在去年下半年刊出，为钓岛事件所累而延宕至今。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许多中国人对这个近邻存在一种单向度的情感，但日本的历史却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令人深思，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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